时间过的真快,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于10月12日(北京时间17:45)公布,自2023年女性劳动力市场论、2024年的制度经济学、2025年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今年的诺奖到底是继续遵循“实证研究”,聚焦“制度、创新与增长”的宏大命题,关注“具体的人”与社会议题。还是会回归到“行为经济学”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抑或再次进入“巨匠时代”,重拾“经济学理论模型”,以解决当下宏观经济明显与微观市场发展“悖论重重”的难题,成为了2026年广泛讨论的话题,毕竟5年一个的小周期已过,AI对于人类社会的改变,又是如此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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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截至10月5日,委员会当然没有公开候选人名单,外界所谓“热门人物”都只是预测。但Clarivate(科睿唯安,全球咨询巨头)刚刚公布了2026年度“引文桂冠”经济学名单,其中获奖人物多与数字经济、货币政策和组织创新相关,其中Susan Athey(前微软咨询首席经济学家)、Hal Varian(前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在AI和机器人领域的创新性理论研究,更是让他们一起被放在了本次获奖主题之下。
而在历史上,Clarivate已有89名“引文桂冠”获得者后来拿到诺贝尔奖,因此它已经成为了观察诺奖风向的重要前置指标!据此,我们前瞻性的来推测下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些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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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年大热方向:“技术如何重新定义经济”
近年来经济学奖串起来,会发现委员会越来越重视一个核心问题:技术、制度与人的行为,发审偏好投票给谁能够说清楚“究竟如何才能改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分配”,因为当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难点。
2025年,该奖项被授予了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主题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核心是解释技术进步和“创造性破坏”为什么能够形成长期增长。
因此,2026年如果延续这一脉络,结合AI,最有可能的方向是:数字技术、AI和平台经济究竟怎样改变市场本身。
而这也是Susan Athey和Hal Varian当下最引人关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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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科睿唯安今年直接以“信息技术经济学的开创性分析”将两人放在同一主题之下。其中,Athey长期研究拍卖、市场设计、数字平台、在线广告,以及机器学习与因果推理。在职业上,她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现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计量经济学教授,兼任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HAI)副所长,并曾担任微软咨询首席经济学家,并在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任首席经济学家。
而Varian则是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代表,是古根海姆基金会、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哈斯商学院和经济系的荣休教授,同时,也是Google长期的首席经济学家!
这两位大佬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点:就是把经济学搬进了数字市场,在过去经济学是在“解释市场”现象,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他们让经济学开始“设计市场”,简单而言就是说明白了,围绕“流量”、“算力”场景下。广告是如何竞价的、平台如何定价的、信息如何影响交易,以及算法如何改变市场结构等!
所以,如果今年出现“AI/数字经济”主题,Athey和Varian是目前公认的最热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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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I和“劳动“的关系?
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技术进步、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流动方面的关注度也很高,核心代表人物是David Autor、Lawrence Katz以及Raj Chetty。
Autor是MIT著名劳动经济学家,长期研究技术和全球化如何改变就业结构、技能需求、工资和收入不平等,是当下”人工智能“领域对AI最有名的经济领域支持者。尤其是“工作极化”研究解释了为什么自动化并不只是简单地消灭就业,而是可能首先冲击大量中等技能岗位,MIT在今年重新介绍Autor时,也特别强调了他对AI与未来工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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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Lawrence Katz则从教育、技术进步、工资结构和社会流动角度研究收入不平等。他最大的贡献是与Claudia Goldin关于“教育与技术赛跑”的研究,实际上回答了一个今天依然非常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技术进步可以让经济更富,却不一定让所有劳动者同时受益?这点是当下AI非常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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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Raj Chetty的研究可能也会被并入David Autor、Lawrence Katz的组合,因为他把这一问题进一步推进到“机会”层面,他通过海量数据研究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接受什么教育,会如何影响其一生的经济流动性,也就是回答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问题,这个对于当下AI平权会有重大的影响。
因此,这三个人其实是在回答:AI究竟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还是加剧财富和机会分化?
不过,这一组合的主题比较宽,而且过去诺奖已经多次奖励劳动经济学和不平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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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资本、气候与“GDP之外的财富”
环境经济学也是本次诺奖的另一大关注方向,其最重要的人物是剑桥大学的Partha Dasgupta。
他的核心贡献不是简单研究气候变化,而是在问:GDP增长到底是不是财富增长?这个逻辑上,其实又是某种可以映射东方的问题,也是西方比较自信的话题。
Partha Dasgupta认为,传统GDP只计算市场生产,却没有合理计入森林、海洋、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本”的消耗。
因此,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出现GDP持续增长,但真实财富却在下降。其2021年主持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报告》进一步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学核心框架。而在2026年,剑桥大学已经专门围绕他的自然资本与生物多样性金融建立新的研究议程。
从学术地位看,Dasgupta毫无疑问具备诺奖级资格,而且环境经济学距离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诺奖级集中关注已经有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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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货币政策理论能回归么?
这派其实能获奖的人物比较稀少,最有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Michael Woodford,而上次相关理论的获奖,要追溯到2022年”本·伯南克、道格拉斯·戴蒙德、菲利普·迪布维格“的银行与金融危机。
我们都知道,现代央行尤其重视“预期管理”“前瞻指引”和政策可信度,而Woodford的《Interest and Prices》几乎重新定义了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分析框架,Clarivate今年也直接将他列为经济学“引文桂冠”,评价为对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贡献。
而他的优势是理论体系完整、影响时间长,且与过去十多年全球央行实践高度相关。缺点则是:如果2026年选择Woodford,意味着委员会重新把宏观货币理论推到聚光灯下,而今年最明显的新鲜感,显然来自AI和数字经济,这多少让人感觉有点“金融危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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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下周再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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