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四年。
那年七月，广州体育馆有一场港星的演唱会。
票分三档，三十八块、六十八块、一百二十八块。
馆里八千二百个位子，满座四十七万六。
一九九四年，广州一个工人一个月挣六百块上下。一百二十八块那张票，是厂里一个科长一个礼拜的工资。
票是六月二十号开的，到七月十二号，卖了六千三百张。
“头一天卖了多少。”
“八百张。”票务的人说。
“第二天呢。”
“一千二。”票务的人说，“一百二十八那档走得最快。”
“为什么。”
“七月发奖金的厂多。”票务的人说，“奖金一到手，先买票。”
承办这场演出的人叫老关。
老关四十六岁，做演出做了十八年。
他最早是扛着两个音箱跑县城剧场的，一天两场，一场八十块。后来做中间人，替人牵线，一场抽五百。
到一九九四年，广州一年能办的港星演唱会不到十场，老关能承办其中的两场。
“关老板，一场演出最要紧的是什么。”
“三样。”老关说，“台口、歌星、票。”
“哪样最难。”
“台口。”老关说，“歌星能换，台口换不了。”
“那你跟场馆怎么谈的。”
“先交定金，再把十六万补齐。”老关说，“补齐了，那个日子就是你自己的了。”
“关老板，这场你投了多少。”
“四十万。”老关说，“台口买断十六万，歌星那边二十四万。”
“挣多少。”
“满座七万六。”老关说，“不满座就赔。”
“那你敢接。”
“票已经卖出去六千三了。”老关说，“这一场，我算了三遍才接。”
“那十六万里有多少是你自己的。”
“八万是我自己的。”老关说，“另外八万是加代借我的，说好演出结束再还。”
加代跟老关认识，是一九九一年。
那年加代的表行开业，想请两个歌手在门口唱一个下午。
“关老板，多少钱。”
“一千二。”
“太便宜了。”
“开业是喜事。”老关说，“一千二我还能挣。”
后来那场只来了一百多人，老关赔了八百块，临走一句话没提。
“那八百我补你。”
“不用补。”老关说，“我这行当，挣的就是运气。”
“以后有事你开口。”
“我不敢开口。”老关说，“你在南边的事，我听过。”
“听过也能开口。”
七月十二号下午，老关接到一个电话。
“关老板，歌星那边变卦了。”
“怎么变卦。”
“跟殷老板签了。”对方说，“我这边也没办法。”
“签的是哪一场。”
“就是十五号这一场。”
老关把电话放下，坐了十分钟，又拿起来。
“麦先生，我这边票都卖六千三了。”
“关先生，我这边也难做。”麦先生说，“殷老板找的人是歌星公司那边的高层。”
“哪一天签的。”
“这个我不能说。”
“你告诉我是哪一天就行。”
“关先生，你别为难我。”
“我不为难你。”老关说，“我就是要在心里排个先后。”
“我这张票卖了六千三，退一张要赔两张的钱。”老关把电话放下，跟会计说。
“赔多少。”
“票款退回去，还要补人家一趟车钱。”老关说，“一场下来，二十万打不住。”
“殷老板那边怎么说。”
“我没见过他。”
“那你见过他手下的人没有。”
“见过一个。”老关说，“十四号上午在场馆门口，他让我识相点。”
七月十三号上午，场馆里出了事。
老关派去搭台的人被从馆里清了出来。
“你是谁。”
“殷老板的人。”
“这是我们搭的台。”
“今天起不是了。”
“台上的灯是我们租的。”
“灯放下，人出去。”
老关的人被一个接一个往外推，有两个被挤在侧门口，进不去也出不来。
“哥，台子拆不拆。”
“先别拆。”
“那海报呢。”
“也别撕。”老关说，“撕了就是咱们先动的手。”
“墙上都贴人家的名字了。”
“贴着就贴着。”老关说，“咱们的东西还在馆里，理就还在咱们这边。”
到了中午，馆里馆外的海报全换了。老关海报上那个唱了半个多月的名字被撕下来，扔在门口的花坛里，殷老板那张贴上去，浆糊还湿着。
老关赶到的时候，只看见自己那张海报的一只角还粘在墙上。
他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半个钟头，没往馆里走，回头去了老关的办公室。
七月十四号，殷老板放出一句话。
这话是场馆的场务带出来的。
“他说什么了。”
“他说十五号这场的台口，是他买断的。”
“当着多少人说的。”
“馆里二十来个人。”场务说，“还有两个卖票的。”
“老关的票呢。”
“他说老关的票，谁买的找谁退。”
那天晚上，老关去找了加代。
“加代，我这场可能办不成了。”
“为什么。”
“台口被人买断了。”
“谁。”
“殷老板。”
“合同呢。”
“在我包里。”老关说，“我这份是五月二十六号签的。”
“另一份呢。”
“我没见过。”
“那你听人说过什么。”
“我听说他那份也是五月二十六。”
“明天几点开演。”
“晚上七点半。”
“我上午过去。”
“你去做什么。”
“看合同。”加代说。
七月十五号上午九点，广州体育馆。
馆里在试音，台上有人敲鼓，一下一下，闷闷的。空座上蒙着白布，一排一排铺到看台顶上去。
后台的走廊里站着三拨人。
一拨是场馆的人，主任姓苏，站在台口底下，手里夹着烟。
一拨是港线来的，麦先生带着两个人，手里抱着一个黑皮本子。
一拨是殷老板的人，四个，站在侧幕边上，谁走过都盯着看。
殷老板自己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靠着椅背，脚搭在前排的座背上。
老关站在台口一张折叠桌旁边，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
加代是九点二十到的。
“加代先生，你带人来了没有。”苏主任问。
“带了。”
“多少。”
“门口停着两车。”加代说，“不进场。”
“那你是来讲理的。”
“是来讲理的。”
“加代。”
“关老板。”
“人齐了。”老关说。
“台上是谁。”
“歌星那边的乐手。”老关说，“九点就开始试了。”
加代走上台，站在台口往下看。八千二百个空座，白布一直铺到看台最后一排。
台下第一排的殷老板抬起头。
“加代。”
“殷老板。”
“你今天来干什么。”
“看两份纸。”
“看纸。”殷老板说，“纸有什么好看的。”
加代没答。他走回台口，走到那张折叠桌旁边。
“苏主任。”
“加代先生。”
“今天这场，是谁的。”
“我这边收了两份文。”苏主任说，“哪份算，我说不了。”
“两份你都看过没有。”
“都看过。”
“老关那份上写的日子，跟他送来的日子，对不对得上。”
“对得上。”
“殷老板那份呢。”
苏主任把烟从嘴上拿下来。
“对不上。”
“那你为什么不讲。”
“我这边只登记来文。”苏主任说，“谁签的谁认。”
“殷老板呢。”
“在第一排坐着。”
“麦先生。”
“加代先生。”
“你也上来。”
“麦先生，你从香港过来几天了。”
“三天。”
“三天里，殷老板找过你没有。”
“找过两回。”麦先生说，“第二回他带了钱。”
“你收没有。”
“我没收。”麦先生说，“我收的是公司的话。”
麦先生抱着那个黑皮本子，从侧幕走上台口，站在折叠桌的另一头。
台上那个敲鼓的还在敲。
加代把公文包搁在台口的折叠桌上，两个扣子解开，盖子没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