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一场上帝已死的狂欢

“我寻找上帝！”

大白天，一个疯子提着灯，挤进市场。

周围站着一群早就不信神的人，笑着问：“上帝迷路了？” “还是怕了我们，逃走了？”

疯子突然怒吼：“上帝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

可奇怪的是，人们毫无反应。最后，他把灯摔在地上。“我来得太早了。”

为什么明明大家都不信神了，尼采还要安排一个疯子来报丧[1]？因为他真正想问的是：如果有一天再也没有一套宗教、哲学理念来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过，那你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尼采先拿自己的人生试了一遍。

寻找我的老师

24岁的尼采是绝对的天之骄子，年纪轻轻就坐稳了大学教授的交椅。

可安稳装不下他的野心。他钻研古希腊文学，想弄懂的却是，既然人注定受苦并走向死亡，生命凭什么还值得一过？

他在大学里找不到答案。直到1868年，他遇见了全欧洲最耀眼的音乐巨匠——瓦格纳。

▷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德国作曲家、剧院导演、散文家、指挥家，以歌剧闻名，不过他的成熟作品通常被称为乐剧。与大多数作曲家不同，瓦格纳舞台作品的剧本全部由自己撰写。为充分实现他的艺术构想，瓦格纳按自己的意愿建造了拜罗伊特节日剧院（Bayreuth Festspielhaus）。这座剧院拥有诸多创新设计，旨在让观众沉浸于戏剧之中。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帕西法尔》的首演都在这里举行。

两人同样迷恋古希腊，深信欧洲文化已病入膏肓。在瓦格纳那个充斥着钢琴声与彻夜长谈的客厅里，尼采彻底被迷住了。

1872年，他将这份狂热，倾注进了自己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2]。这本书表面上在讲古希腊，书中的道路却一直通向瓦格纳。他相信，古代悲剧曾经让希腊人在看清痛苦和毁灭以后，仍然能够肯定生命；而瓦格纳的音乐戏剧，也许能在现代承担相似的文化使命。

借着偶像的光，尼采第一次看清了人生的方向。但他并不知道，借来的光，终究照不亮自己的路。

梦想实现以后

1876年，尼采期待的“文化复兴”落地。

瓦格纳为自己的作品建起专门的剧院。全欧洲的名流疯狂涌入。可梦想一旦落地，往往面目可憎。看着场外虚伪寒暄的政客、铺天盖地的造神运动，尼采感到恶心。

▷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指挥自己的歌剧。来源：schloesserblog

这可不是什么精神救赎，只是一场名利场上的狂欢。活动开始不久，他独自逃进了一个偏僻的山村。

那年秋天，他和瓦格纳散了最后一次步。从此，终生未见。偶像没有骗他，只是偶像建成的世界，早已背叛了尼采想去的未来[3]。

1878年，尼采写下《人性的，太人性的》，把书献给“自由精神”[4]。所谓自由精神，就是敢于把解剖刀挥向自己深信之物的人——哪怕那份信念，来自你最敬爱的老师[5]。

因为一件事曾深深打动你，并不代表它永远正确。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摧毁了旧信仰，新的答案去哪找？当这个问题放大到整个欧洲的命运时，那个提着灯的疯子，登场了。

失去老师的欧洲

疯子恐惧的，从来不只是“上帝存不存在”。19世纪的欧洲早就不信神了，可他们依然满口“善恶、罪责、牺牲”，仍然相信某些人生比另一些更值得。

过去你问“为什么必须这样活？”答案是：因为上帝要求，因为有末日审判。可现在上帝没了，失去理由的结论，凭什么还能照旧使用？

所以疯子才说：“我来得太早了。”人们以为自己只是丢掉了一种旧信仰，却没发现，支撑生活意义的地基塌了[6]。

尼采离开瓦格纳，只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可如果一个时代过去最重要的答案也失去了说服力呢？人类又该怎么办？

尼采决定自己造一个，他写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7]，让主人公下山，去给全人类上一课。

失败的布道

查拉图斯特拉悟道十年，满怀激情来到广场。可台下的大众，只想看走钢索的杂技。

他索性指着那根细绳，大喊：“我教你们超人！人，是必须被超越的。人就是这根绳索，一头是动物，另一头，就是敢于亲手创造价值的超人！”

台下哈欠连天。他立刻换了策略。既然你们只愿仰头看别人命悬一线，那就给你们看看，永远赖在平地上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丑态。

他开始描绘一种叫“末人”的生物。末人不再冒险，不吃苦。他们要吃饱穿暖、轻松娱乐，最后眨眨眼说：“我们已经发明了幸福。”

没想到全场欢呼：“把末人给我们吧！” “超人你自己留着！”

他终于明白，你永远无法把新价值，像发传单一样硬塞给大众。你拿来警告他们的毒药，恰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解药。

他放弃了群众，决定去寻找能独立思考的“共同创造者”。但在第一部故事结尾，他却对这些好不容易找来的弟子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离开我。提防我。永远只做学生，是对老师的糟糕报答；失去我，你们才能找到自己。

年轻时，尼采离开了瓦格纳。现在，查拉图斯特拉让学生离开自己。因为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找到一个更正确的老师。而是有一天，你敢把老师给的答案，重新拿出来审判。

终于轮到老师尼采

1886年，《悲剧的诞生》再版。尼采在旧书前，加了一篇《自我批判的尝试》。他发现光离开瓦格纳还不够，因为那个曾经迷信瓦格纳的自己，还活在过去的文字里。

到了1887年的《道德的谱系》，这种怀疑被推得更远[8]。尼采开始质问：别急着告诉我“什么是善”。先回答我，这种善有哪些历史渊源？它满足了人类怎样的需要？最后又塑造出了怎样的人？所以，一个价值听起来再高尚，也不能因此停止追问[9]。

次年，尼采等待半生的掌声终于响起。

▷1887年，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寄来一封信，用一个词概括了他的哲学：“贵族激进主义。”尼采看后欣喜若狂，回信说，这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评价。第二年，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大学公开讲授尼采。尼采不断打听讲座的反响，他终于迎来了理解和掌声。但他被理解的，恰恰是思想中最危险的一面。图为Georg Brandes，图源：Wikipedia

但既然尼采要求所有价值都必须接受追问，那他自己的价值，当然不能例外。

在《善恶的彼岸》中，尼采毫无顾忌地写到：为了成就少数人的伟大，多数平庸者的劳动、服从与牺牲，可以成为代价[10]。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用尼采的逻辑反问他：凭什么？如果少数人的卓越，必须拿普通人当垫脚石，那普通人凭什么理所应当要为你个人的理想牺牲？[11]

尼采教会我们离开瓦格纳，也就等于亲手教会了我们，有一天该怎样切碎尼采。

离开尼采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尼采成了顶流。“上帝已死”、“成为自己”变成了文化衫上的廉价口号。人们像摇八音盒一样，把一场血淋淋的精神跋涉，摇成了好听的流行曲调。

大家以为“成为自己”就是随心所欲，却全忘了故事开头，那个疯子在面对虚无时的极大恐惧。

推翻一切权威很容易，难的是之后你该怎么活。所以，当你砸碎了上帝，告别了恩师，甚至看穿了尼采本人，骄傲地宣布“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时——还请继续追问：哪怕这选择真的是我做的，我凭什么确信，它值得？如果在路的尽头，没有掌声，也没有敌人，我——还会需要它吗？

[1] 弗里德里希·尼采. 快乐的科学[M/OL]. 商务印书馆, 2024.

[2] 弗里德里希·尼采. 悲剧的诞生[M/OL].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3]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尼采思想传记[M/OL].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4] 弗里德里希·尼采. 人性的，太人性的（二卷）[M/OL].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5] D’IORIO P. Nietzsche’s Journey to Sorrento: Gene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Free Spirit[M]. GORELICK 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6] LEITER B. The Death of God and the Death of Morality[J]. The Monist, 2019, 102(3): 386-402.

[7] 弗里德里希·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OL].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8] 弗里德里希·尼采. 道德的谱系[M/OL].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9] PRESCOTT-COUCH A. Nietzsch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Genealogy[J]. Mind, 2024, 133(531): 623-650.

[10] 弗里德里希·尼采. 善恶的彼岸[M/OL]. 商务印书馆, 2015.

[11] HUDDLESTON A. Consecration to Culture: Nietzsche on Slavery and Human Dignity[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14, 52(1): 135-160.

制片人：雒芊芊 | 制片助理：Catherine Chen

总导演：郑明键 | 分集编导：马悦涵

文案：范存源 | 剪辑制作：马悦涵 郑椿

声音制作：王鹰 林键谞

出品：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大圆镜工作室

本文摘录自“大圆镜科普”现代哲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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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是由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10亿美元创建的世界最大私人脑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围绕全球化、跨学科和青年科学家三大重点，支持脑科学研究，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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