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9分，一所百年县中的 “高光” | 人间

母亲跟他说可以出去旅游，他说：“在手机上看看这些地方就可以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配图 | 《追光的日子》

高考成绩公布当天，邹韵筱和母亲黄心兰正坐在驶往重庆主城的顺风车上，准备去主城咨询志愿填报事宜。从拔山镇到主城，车程大约两个小时。

邹韵筱正在车上打盹时，黄心兰接到学校老师的电话：“可以查分了。”

699分。这个数字很快传回位于忠县拔山镇的拔山中学——一所远离县城的农村中学。高三年级办公室里响起了欢呼声。邹韵筱以裸分699分位列忠县物理类第一名、重庆市物理类第23名。在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主城区的重庆，除主城名校外，其他区县没有物理类考生取得比他更靠前的排名。

我曾就读于拔山中学，毕业后，已多年没回过学校。699分公布后，这个数字几乎同时出现在校友群、家族群和朋友圈。许多久未联系的校友都在转发、讨论，这所很少进入公共视野的农村中学，也再次被人们谈起。

今年9月，拔山中学迎来建校100周年。这所已有百年历史的学校，曾是忠县后乡的“求学圣地”，如今却越来越难留住优秀学生。正因如此，699分格外引人注目：邹韵筱为什么留下，他如何在这里考到699分，六年里他身边又发生了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回到学校。

高一刚开学时，拔山中学曾有意将邹韵筱推荐到重庆主城的南开中学、重庆八中等名校学习。按照当时的设想，他可以去主城，进入教育资源更加集中的学校，但学籍仍然保留在拔山中学。

这已经不是邹韵筱第一次面临这样的选择。小学六年级时，他也曾有过到主城读书的机会。母子俩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那就再读三年再说。”于是，他留在拔山中学读完了初中。三年过去，相同的问题再次摆在他们面前，只是这一次，距离高考更近。

邹韵筱和母亲又商量了一次，考虑的依然是一些具体的问题。

去主城读书，需要有人陪读，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高一已经开学一个多月，换一所学校，意味着重新适应老师、同学和课程节奏。此外，母子俩还考虑到“农村专项”，根据政策，在农村中学连续读满三年，可以获得高校专项计划等政策带来的升学机会，这是另一条进入顶尖高校的升学通道。但三年后，邹韵筱并未通过专项计划录取，而是以高考裸分699分考入清华大学。

邹韵筱知道家里能够承担什么，也知道去主城读书并不只是自己换一间教室，还会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商量之后，母子俩做出了和三年前相同的决定：不去了。

邹韵筱的家庭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留守家庭。父亲常年做装修零工，工作地点不固定，周边乡镇和重庆主城都有，基本十天半个月会回一次家。这几年行情不好，高三阶段，他也常在家给邹韵筱做饭。母亲黄心兰一直在家照顾两个孩子，此前在拔山街上经营童装店，也是为了时间更自由；后来店铺不再经营，她便到镇上的银行打工。

邹韵筱理解家庭的难处。小时候，黄心兰开童装店进货，他会跟着去，看过母亲起早贪黑。班主任杨飞腾记得，他曾专门找邹韵筱谈过去市里读书的事。他印象很深刻，邹韵筱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是把各种情况都调查清楚后做出的决定。

“功课做足了。”杨飞腾用当地话形容，“心中有个打麦碗，自己有哈数。”意思是，他有自己的判断。

这种自己做决定的习惯，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里。高中暑假，邹韵筱会把每天的安排写下来，贴在墙上。黄心兰只负责监督，绝大多数时候，他都会按照自己的计划完成。手机使用也是一样，黄心兰没有规定每天只能玩多少时间，“我不定时间，他自己定时间。”她觉得，“一件事情，强迫他去做，心情不好，也未必能把事情做好。”

高三最后一年，黄心兰对邹韵筱的要求极为简单：“不要太累，身体健康是第一的。”学习上的事情，她并不过多干预，更多时候负责吃饭、睡觉以及生活上的后勤。她把自己称作一个“懒惰妈妈”。

黄心兰学历不高，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她会主动了解大学、专业和招生政策，也清楚父母能做的是提供信息和建议，而不是替孩子作出决定。她经常告诉邹韵筱：“有些事情不要太依赖妈妈，你自己要有主见，不要成为妈宝男。”她不希望孩子永远按照父母的安排生活。

后来选大学、选专业也是如此。老师和家长会给建议，但最后怎么选，仍由邹韵筱自己决定。

在邹韵筱看来，高考并不能把过去三年突然切成“成功”或“失败”两个部分。他不太愿意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特殊的学生：“我高中三年读下来，就是一个普通学生。”

从2020年到2026年，他在拔山中学连续读了六年。他没有经历足够戏剧化的“逆袭”。高中前期，成绩大多位列班级前三；到了高二，逐渐稳定在第一名；高三开始继续往上走，到高考前一两个月，基本稳定在清华、北大录取线附近，也和第二名逐渐拉开差距。

数学的变化尤其明显。高一、高二时，他大约考130分。进入高三后，从135分、140分逐渐提高到149分、150分，高考数学最终拿到149分。他把这种变化归结为：“试卷做得多了，准确度和速度都上来了。”

邹韵筱不是那种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学习的学生。高三阶段，一些同学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后，每周每门学科还会额外做三四张卷子，他通常只做一张多一点。他没有参加课外补习班，也很少把睡眠压缩到极限，“最晚十一点半就上床了。”考试失利，他通常先自己消化，不急着证明什么。杨飞腾用一个词概括这种状态：“有定力。”

学习之外，邹韵筱喜欢篮球、漫画和游戏，也喜欢读书、写诗。黄心兰说，高考结束后，他“放飞”了：唱歌、打篮球、打台球，晚上十一二点都不回家。

不过，邹韵筱的成绩并不是只靠自己一路摸索出来的。

高三一诊，邹韵筱没有考好。语文老师潘菊芬不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坏事。在她看来，一个长期处在县域前列的学生，如果一直领先，容易把目标变成“保第一”，而不是继续向更高处走。她告诉邹韵筱：“你不是要保第一。你这个第一只是忠县第一，你要跟‘一三八’的那些学生去拼一把。”重庆当地通常把重庆一中、南开中学和重庆八中简称为“一三八”。对拔山中学的学生来说，这几所主城名校意味着另一套竞争尺度。

这样的提醒并非只发生在一次考试之后。高三每次月考结束，各科老师都会找邹韵筱分析成绩变化。潘菊芬会把试卷拆解到具体题目，横向梳理不同题型的得失，纵向追踪历次考试的变化。高一、高二时，邹韵筱的语文大多只有100分出头；到了高三，逐渐稳定在113分、114分左右，高考时考了126分。

在拔山中学，邹韵筱得到的这些关注，并非只针对他一个人。学校有一套以成绩为依据的优生培养体系。以高中物理类班级为例，按照成绩依次设置1班、2班、3班，配置相对更强的师资，其他班级则为普通平行班。对于有潜力冲击高分的学生，学校还会通过与主城名校合作、引入课程资源等方式进行针对性训练。

高三最后冲刺阶段，学校为邹韵筱所在1班的6名学生分别定制了一套AI题库，投入近18万元。系统通过测评识别薄弱环节，再针对性推送题型。邹韵筱很少使用。“与其跟着系统安排，不如自己找题做，”他说，“我肯定比AI更清楚自己缺什么。”

生活上，学校也给了他一些具体安排。高一时，他和另一名学生住一间两人寝室，寝室里接通了电视，让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之外保留一些自己的生活空间。到了高三，为了减少集体住宿对作息的影响，学校又在校内为他安排了一处单独居住的房间。高考考点设在县城，学校还联系了一处教师住房，解决他考试期间的住宿问题。

分管高三年级教学的副校长李毅把699分归因于年级的管理、班主任的陪伴和任课教师的培养。在他看来，有希望冲击高分的学生，往往需要更具体的训练和生活安排。学校能做的，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满足。

但在一所资源有限的农村中学里，更多的师资、空间和资金集中到少数学生身上，也意味着资源分配存在差别。李毅没有回避这一点：“有不平衡，但是没办法。”

拔山中学位于拔山镇东南约3公里的朝阳村，离场镇有一段距离。邹韵筱喜欢这里：“生活很简单、平稳，没有浮躁。”

从拔山镇街上到学校没有公交车，只有每天上、下午各一班的班车。学校实行寄宿制管理，以两周为一个周期，“读十天、放四天”。每次放假，通往场镇的道路都会拥堵，镇上还要安排人员执勤，不少学生选择步行，单程需要一个小时。采访那天，我沿着这条路重新走了一遍。多年过去，山路仍旧狭窄，长期碾压留下的坑洼让车身不断颠簸。采访时，一条从县道通往学校的新路刚刚通车。

邹韵筱在这里度过了六年。回想起来，他记得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身边的同学陆续去了城里。

回忆这些年的变化，邹韵筱最先想到的是小学、初中毕业后，总有一批同学去城里读书。初中毕业那次，他感觉前后有近百人离开。到了高一，开学一个月后，班里又有两名同学转去了主城学校。他没有太明显的感受，“毕竟才相处一个月，也还不太熟悉。”后来，班里还有一位同学转到县城学校，主要是因为取药更方便。

说起生源流失，几位老师都谈起了这些年见到的变化。

当地教育界曾有“三驾马车”的说法，指忠县中学、忠州中学和拔山中学。其中，拔山中学与忠县中学一度被视为同属第一梯队。拔山中学生源主要覆盖拔山、新立、马灌、三汇、白石等后乡乡镇。2020年以后，随着忠州中学新校区投入使用和忠县一中建成，县城学校的住宿、交通和教学条件进一步改善。与此同时，一些在外务工的家长开始在县城买房，提前把孩子接到县城读书，生源格局被进一步打破。

潘菊芬记得，2020级有两名学生的中考成绩相同：一人选择忠县中学，被编入第三梯队班级；另一人选择拔山中学，进入了第二梯队班级。那时，对一些学生来说，在拔山中学进入更受重视的班级，是留下来读书的吸引力之一。如今，这种吸引力正在减弱。

杨飞腾常常感到“学生一届不如一届”，他所指的主要是新生入学成绩。按照忠县招生安排，忠县中学、忠州中学、拔山中学、忠县一中四所学校会提前录取本校初中部前50名学生，这部分学生不再参加中考，邹韵筱当年便是其中之一。除去这部分提前录取的学生，在实际参加中考的考生中，2026年秋季进入拔山中学的高一新生里，没有学生位列全县前50名；白石、三汇、新立等乡镇的高分段学生，也大多选择了县城学校。忠县中学与拔山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差距，已从过去的30多分扩大到约49分。

谈到招生竞争，多位老师用了同一个词——“卑鄙”。在他们的描述里，一些学校会在志愿填报结束前集中学生和家长，要求修改志愿；招生工作结束后，也仍会持续联系已经报到的学生。老师们把这种状态形容为一场持续发生的“围追堵截”。

学生之外，老师也在流动。

2026年，拔山中学383名教师中有30余人参加进城选调考试。根据忠县人社局和教委公布的拟录用名单，35人中有10人来自拔山中学——其中5人进入新落成的忠县一中，其余则分散在忠县中学、忠州中学和乌杨中学。拔山中学党委书记胡君表示能够理解，“为了家庭和职业发展，无可厚非”，但也感叹，刚刚培养起来的教师又离开，“对有志向的老师，拔山中学只是他的一个人生驿站”。

教师离开后，学校还要面对如何补充的问题。过去，拔山中学能从高校招聘师范应届毕业生，再用几年时间培养；近几年，随着学生人数减少和教师编制调整，新教师补充受到限制。高三年级教师队伍中，参加工作五年以内的只有四五人。另外，学校也缺乏能够长期带学科竞赛的教师团队和专业教练。

当然，也有人选择留下。过去，一些老师就在学校里安家，“我们在这儿教书，也在这儿住家。”如今，大部分老师都在县城或重庆主城安家置业，只工作日在学校。采访当天，李毅召集高三1班任课教师一起吃饭，庆祝今年的成绩。饭桌上，一位老师对李毅说：“你不喊我的话，我不会来你这一届。”取消高考奖励后，带高三年级成为老师们眼中的苦活累活，但一些老师仍会因为同事的邀请和对一届学生的感情留下。此次采访的杨飞腾、潘菊芬、李毅，也曾是我当年就读时的老师。

六年里，同学转走、老师调走。直到高考结束，邹韵筱一直留在这里。

采访邹韵筱时，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刚好送到镇上的邮局。我们一起去了镇上的邮局，邹韵筱没有急着领取，坚持等妈妈过来一起。

领取通知书的同一天，他又回到自己读了三年的教室。当时，新一届高一学生已经进校预学习，邹韵筱站在讲台上，向他们分享自己的高中生活，讲得最多的不是怎样多做题，而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要学会调节身体和心理。杨飞腾带过的几届学生，也一直保留着把学习资料和经验传给下一届的习惯。

699分带来的关注，也传到了学校之外。高考成绩公布后，陆续有周边区县的家长打电话到拔山中学咨询转学。有的孩子成绩不错，但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家长看中的，是拔山中学相对封闭的环境和严格的管理。这些家长关心的，不只是学校还能不能培养出下一个高分学生，也包括孩子能否适应这里的管理和生活。

但这种关注来得太晚了。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结束得较早，校长成安感叹：“如果迟关两天，有的孩子也会报拔山中学。”699分带来的关注，已经来不及改变这一届的招生结果。

邹韵筱被清华大学水木书院录取，大一进行学术探索，大二再确定专业方向，届时有7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入学前，他比较感兴趣的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他提到“上大学后，多读点以前没时间读的书”。

入学前的暑假里，邹韵筱学车，也打工，为大学生活准备一些钱。高考结束时，姐姐给他买了手机、平板、电脑三件套，这是他第一台属于自己的手机，此前用的手机、平板都是母亲和姐姐淘汰下来的旧设备。母亲跟他说可以出去旅游，他说：“在手机上看看这些地方就可以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此外，他开始提前熟悉电脑和大学课程，通过学长学姐了解校园，还自学高等数学，仍保持每天晚上睡前做两道大题的习惯。

8月底，新一届高一学生沿着山路走进校园，开始新的三年。另一边，邹韵筱提前两天到清华报到，参加了新生骨干营。

正式开始上课后，适应新的校园成了邹韵筱最直接的困扰，学校很大，他常常穿梭在不同教学楼之间找教室。和高中相比，他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时间自由了很多。高中时，每天的课程、自习和作息都有比较明确的安排，生活相对单纯。到了大学，他常常忙到晚上12点多，却又说不上来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好像又没什么收获”。

此外，让他觉得不太习惯的还有语言。过去，他的日常生活里基本都说方言，虽然会讲普通话，却不需要时时刻刻使用。到了大学，普通话成了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他还在努力适应。

进入新的学习环境后，邹韵筱也开始发现自己还有一些需要补上的东西——信息检索、数字化工具使用，以及思维方面的一些转变。

在清华，他听到过一种在新生中流传的说法：第一次期中考试可能是一个分水岭，有人会在那之后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落差也可能从那时出现。邹韵筱目前没有太多焦虑，“我觉得自己中不溜就可以了。”

眼下，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很简单：四年后直博。

编辑丨Terra 实习丨赵雅雯

陈墨

专心而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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