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之痕迹》：8岁小孩都不放过白银案凶手到底有多变态？

1988年5月2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四。

下午五点多，白银公司23岁的女职工白某被人发现倒在自己家中。她的颈部被切开，上衣被推到双乳之上，下身赤裸，上身共有26处刀伤。

白某的哥哥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他从家里狂奔到附近的派出所，那条土路上回荡着他颤抖的声音：“杀人了，我妹妹被杀了。”

这一年，白某只有23岁。她活着的时候爱穿白鞋子，认识她的人都叫她“小白鞋”。

没有人能想到，这只是14年噩梦的开始。

更没有人能想到，凶手在第一次杀人那一年，刚刚当上父亲。他的大儿子，就在同一年出生。

他叫高承勇。甘肃兰州榆中县青城镇人，1964年出生，父母都是普通农民。

这个人在接下来的14年里，将在白银和包头两地杀害11名女性。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

而在作案之外的时间里，他是一个在邻居眼中“老实巴交”的农民，是一个会练字、会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和言情小说的普通丈夫，是两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儿子的父亲。

一个人的身体里，怎么会同时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这个问题，我反复想了很久。今天，我想试着把它讲清楚。

先说甘肃白银这座城市本身，因为不了解白银，就理解不了这个案子为什么持续了这么久。

白银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因矿而兴。白银公司的职工待遇一度高出市里其他单位一大截。但进入九十年代，资源枯竭的阴影开始逼近，企业效益下滑，职工开始发不出工资。整座城市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情绪。

就是在这种氛围里，连环杀人案开始了。

1988年第一起案件发生后，白银警方迅速展开排查。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他们没有DNA数据库，没有覆盖全城的监控，甚至连一枚完整的指纹都很难比对。侦破手段基本靠人力走访和排摸。

1994年7月27日，白银供电局19岁的女临时工石某在单身宿舍遇害。

这中间隔了六年。六年，足够让一个人以为噩梦已经过去了。

但噩梦只是暂时蛰伏。

1998年是案件的爆发年。这一年内，白银市连续发生四起女性被杀案。

1月16日，29岁的女青年杨某在家中遇害。她的颈部被切开，全身赤裸，上身共有16处刀伤，双耳及头顶部有皮肉缺失。

三天之后，1月19日，27岁的女青年邓某被害于家中。她的上衣被推至双乳之上，裤子被扒至膝盖处，颈部被刺割，上身共有8处刀伤。

然后是7月30日。

那天下午六点多，白银供电局职工曾某8岁的女儿苗苗（化名）在家中遇害。

一个八岁的孩子。

高承勇后来在审讯中承认，做完这个案子之后，他“想了好几天”，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也想控制自己。可我的心理出了问题。有时候很善良，有时候很疯狂。”

审问他的白银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强明生追问：“那个8岁的小女孩也反抗了吗？”

高承勇低下了头，垂下眼皮，沉默。

这是他唯一不愿面对的追问。

1998年，高承勇供述，自己到了“一种不杀人就心里不舒服的状态”。

那一年的11月30日，白银公司女青年崔某在家中被杀害。

一个人，一年之内，四条人命。

白银整座城市陷入了恐慌。女性不敢独自出门，天黑之后连男性也格外小心。恐慌蔓延到了学校，家长开始接送孩子上下学。凶手像幽灵一样，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2000年11月20日，白银棉纺厂28岁的女工罗某在家中被杀害。

2001年5月22日，白银区妇幼保健站28岁的女护士张某在白银区水川路的家中被害。

2001年8月，公安部将该案列为督办案件。白银警方启动全城查指纹、抽血验DNA等排查案犯。白银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人工对比了至少十万枚指纹，请了上百位刑侦专家来来去去，被称为“神探”的李昌钰也研究过。

但一无所获。

2002年2月9日，25岁的女子朱某在白银区陶乐春宾馆客房中被害。这是高承勇作下的最后一起案件。

然后，他就停了。

停得突然，停得干净，像一把刀被悄无声息地收回鞘中。

高承勇为什么停了？

他自己的说法是：“害怕天眼。”

2002年前后，白银市开始大规模安装监控摄像头。高承勇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他一直在关注案件的新闻报道，后来还学会了从网上看新闻。他感觉“快出事了”。

但这只是表面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2002年，他的大儿子考了全镇第一，即将到白银市上中学。他的妻子张清凤决定搬到白银陪读。一家人从青城镇搬到白银市棉纺厂家属院，后来又搬到了白银工业学校，在那里开了一间小卖部。

高承勇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出事。他在审讯中唯一流露出感情的瞬间，就是提起两个儿子的时候。他问了一句：“我这事儿，孩子不会受影响吧？”

这个人为了钱杀人，为了欲望杀人，为了一种他自己都说不清的东西杀人。但他对儿子的前途，竟然还有一丝在乎。

这就是高承勇。一个矛盾到令人发指的人。

他1986年结婚。妻子张清凤从靖远嫁过来，婚礼草草摆了几桌酒，没有什么仪式。

婚后的高承勇越来越沉默。他很少和妻子交流，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村民眼中的他老实巴交，话不多，“非常冷静，语调听不出任何心理变化”。

他的辩护律师朱爱民说，高承勇的心理素质“超级强”，记忆力也超于常人。他能清楚地记得每一起案子的年月日，甚至几点几分。但他高考的时候英语成绩上不去，考了两次都落榜了。

他高中毕业最向往的大学是空军学院，梦想这辈子能吃“航空这碗饭”。

他没考上。

这个失败，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他后来成了一个在城乡之间来回游荡的农民，种过大棚，打过零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在审讯中说：“日子能过得去，有吃有喝，我就不会干了。当时的条件实在太差了。”

但审问他的警察反驳他：“那时候家家都差不多。”

高承勇的回答是：“可你能挣工资呀。”

这句话暴露了他心里最深的东西。他恨的也许不是穷本身，而是那种被时代甩在后面的感觉。别人有工资，有稳定的生活，有体面的社会位置。他什么都没有。

1988年第一次作案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刚出生。他在家里照顾坐月子的妻子，然后有一天，他消失了，骑车去了120公里外的白银市区，杀了第一个人。

作完案，他又骑着车回家，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个细节让我脊背发凉。一个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出了门是杀手，进了门是丈夫和父亲。两条轨道并行，互不干扰。

警方后来认为他具有双重性人格：一面是长期隐匿的性变态，一面又以“极其冷静、忍耐超常”的姿态示人。

但这种分裂并不是精神疾病意义上的分裂。高承勇接受心理测试的结果显示，他属于“正常型心理”。白银区看守所副所长陈声波对他做过多次测试，感觉他“内心的那道门是封闭的，不会轻易对任何人打开”。

正常型心理。

这四个字比任何描述都让人不安。他不是疯子。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那是犯罪，知道被抓到会死。他只是在“善良”和“疯狂”之间反复摇摆，最终选择了让疯狂一次次占上风。

他自己说：“有时候很善良，有时候很疯狂。”

问题是，善良的那个高承勇从来没有去阻止疯狂的那个高承勇。

高承勇收手了。但警方没有。

此后的十几年里，白银警方从未放弃对这个案子的追踪。但技术条件的限制让他们陷入了一个困境：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指纹、精斑、DNA样本一直都在，可这些证据只有在嫌疑人进入警方视野之后才有意义。高承勇的户籍属于兰州，不在白银的排查范围内。他刻意避开所有的指纹采集，像一个隐形人一样生活在白银市的边缘。

所有的证据都是“个体与证据之间的单向连接”。只要这个人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这个连接就永远无法实现。

转机出现在2015年。

甘肃省公安部门开始在全省建设DNA基因库，实现违法犯罪人员全录入。白银警方将历年采集的23万枚指纹、10余万份血样全部重新检测入库。

这是Y-STR技术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刻。DNA-Y染色体是一种父系遗传的基因，可以从一个男性的DNA追溯到他的整个家族。

2016年，一个和高承勇同姓高氏家族的人因为行贿被抓，他的DNA信息被录入数据库。警方在进行比对时发现，这个人身上的Y染色体特征，与白银案现场留下的样本高度吻合。

警方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高氏家族的族谱。通过Y-STR染色体检验，初步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范围。然后就是指纹比对和DNA进一步比对。最终，他们锁定了在白银市工业学校小卖部里卖东西的高承勇。

2016年8月26日，52岁的高承勇在自己的小卖部里被警方带走。那个小卖部就在学校食堂旁边，40平方米的空间，货架上摆着文具和小吃，生活区放着一张双人床。他在这里和妻子一起经营了好几年。

他被抓的那天晚上试图自杀，头重重磕在审讯椅的凸起处，缝了三针。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了，平静地承认了一切。

白银案破获的消息传开之后，很多人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28年才抓到？

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技术条件的限制。但技术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是，在DNA-Y技术成熟之前，中国公安系统在刑侦技术上的投入长期不足，对高科技的应用严重落后于时代。Y-STR技术本身早已成熟，但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未得到大范围推广。

如果不是2015年甘肃公安开始建设DNA基因库，如果不是高承勇的远房堂叔恰好因为行贿被抓，这个案子可能至今仍是悬案。

一个连环杀手的落网，寄托在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远房堂叔行贿案”上。

这既让人觉得荒诞，又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电影《神探之痕迹》以崔道植为原型，选取了四起真实案件。其中一起就是白银连环杀人案，片中由崔寻（张译饰）比对半枚模糊指纹开始，串联起多起代表性案件，依靠DNA-Y技术最终破案。

崔道植这个人，我想多说几句。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人民警察，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从警66年来，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定，累计鉴定痕迹物证7000余件，无一差错。

半枚指纹锁定命案真凶，这件事崔道植做过。2002年黑龙江某县城一对母子遇害，现场遗留的报纸上只有半枚带血的指印。多家权威鉴定机关给出了“不具备认定条件”的结论，案子拖了五年。崔道植临危受命，鏖战两天两夜，在上百份指纹中找到嫌疑人的左拇指印中有7处特征点与现场血指印相符合。

白银案他也参与了。82岁高龄时，他独自乘坐火车赶赴甘肃白银，进行了一次指纹同一认定。

电影选择了以指纹比对为切入点来讲述白银案，这是对崔道植这位痕迹鉴定专家最好的致敬。因为在白银案侦破的关键环节中，指纹比对和DNA-Y技术是两条并行的线索，缺一不可。

但电影终究是电影。它可以用两个小时把28年的追凶浓缩成一条紧张的叙事线。现实里的28年，是白银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人工对比了至少十万枚指纹、上百位刑侦专家来来去去的漫长等待。是白银市民生活在恐惧中将近三十年的煎熬。

好在，最终还是等到了。

2018年3月30日，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高承勇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及侮辱尸体罪，被判处死刑。

2019年1月3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承勇被执行死刑。

从1988年到2019年，31年。

那个在1988年第一次杀人时刚当上父亲的年轻人，最终在55岁时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大儿子后来在国内一家科研单位上班。他的小儿子也考上了重点大学。

我不知道这两个孩子后来是怎么面对这件事的。高承勇的儿子高玉言（化名）曾经对媒体说过一句话：“作为儿子，我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亲。”

这句话让人心里堵得慌。一个杀手的儿子，要用一辈子去消化一个他完全无法选择的事实。

关于白银案，网上有很多讨论。有人分析高承勇的心理变态，有人追究警方的办案效率，有人讨论白银这座资源型城市的衰落与犯罪之间的关系。

这些讨论都有意义。但我觉得，最不该被忽略的，是那11个女人的名字。她们不应该是“白银案的受害者”这样一个笼统的标签。

23岁的白某，爱穿白鞋，别人叫她“小白鞋”。

19岁的石某，是供电局的临时工。

29岁的杨某，住在胜利街。

27岁的邓某，住在水川路。

8岁的苗苗，小学还没上完。

还有崔某、罗某、张某、朱某，还有包头的那两个女人。

她们活着的时候，是女儿，是姐妹，是母亲，是同事，是朋友。她们有各自的生活，有各自的笑声和烦恼。然后在某个普通的日子，在家里，在最应该安全的地方，她们遇到了那个“老实巴交”的人。

高承勇在审讯中说了一句话：“我跟她们没仇没恨，杀她们一是因为穷，二是因为她们反抗。”

“她们反抗。”

他的意思是，如果她们不反抗，也许就不会死？这话的逻辑荒谬到了极点。但恰恰是这种荒谬，揭示了高承勇内心最真实的东西：他不把受害者当人。在他的世界里，女人只是他宣泄欲望和情绪的工具。工具不听话，就毁掉。

写到这里，我想起白银市检察院公诉意见中的一段话。它说，希望受害者家属“能够稍稍感到慰藉，以在其面对波折的人生、经历家庭的惨剧和骨肉分离之后，能够有些许勇气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些许勇气。

这大概是正义能给生者最朴素的承诺了。凶手伏法，但逝者不会回来。28年的恐惧和伤痛，不会因为一纸判决就被抹去。白银这座城市，也不会因为案件告破就回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