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Huang教授：剖析MAFLD相关HCC诊疗难点，探索亚太地区高危人群筛查路径

编者按：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的全球患病率持续攀升，MAFLD相关肝细胞癌（HCC）已成为肝脏疾病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挑战，尤其非肝硬化背景下发生的HCC，给传统肝癌筛查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在近日举办的eGastroenterology Conference期间，《国际肝病》特邀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Daniel Huang教授围绕MAFLD相关HCC区别于病毒性肝炎相关HCC的临床特征、高危人群识别要点以及领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展开深度对话，剖析当前临床筛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探讨风险分层策略的临床价值，为亚太地区MAFLD相关HCC的规范化管理带来思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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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与传统的病毒性肝炎相关HCC相比，MAFLD相关HCC在发病机制、自然病程和临床特征上有哪些关键不同？这些差异对临床筛查和诊疗策略提出了怎样的新挑战？

Daniel Huang教授：我认为二者最核心的区别在于，MAFLD/MASH相关HCC患者中，无肝硬化背景的人群占比极高，相关研究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可达39%。

这一特征直接给临床监测体系带来了难题。目前临床通用的监测逻辑是针对肝硬化患者开展肝癌筛查，国内外主流指南均不推荐对无肝硬化人群进行常规肝癌监测。这就导致大量无肝硬化的MAFLD相关HCC患者无法纳入监测范围，最终确诊时肿瘤多已发展至晚期。很多患者确诊时肿瘤体积较大，已超出肝移植、肝切除等根治性治疗的适用标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慢性乙型肝炎相关HCC。各大临床实践指南均有明确、充分的循证依据支持，对无肝硬化的慢乙肝患者也开展常规肝癌监测。这一诊疗策略让大量无肝硬化慢乙肝患者能够早期发现肿瘤，及时接受消融、手术切除等根治性治疗，大幅改善了预后。

我们团队的既往研究也印证了这一差异：MAFLD相关HCC患者确诊时，肿瘤体积普遍更大，符合肝移植手术指征的比例更低。但与此同时，这类患者因多数不合并肝硬化，相较于病毒性肝炎相关HCC患者，接受肝切除手术的可行性更高。

事实上，若能实现对MAFLD相关HCC患者的规范化全覆盖监测，这类患者的远期生存率大概率可以优于病毒性肝炎相关HCC患者。但在真实临床场景中，监测体系的缺失导致这类患者确诊普遍偏晚，预后不佳。

综合来看，上述临床特征差异给疾病筛查与管理带来的核心问题是：临床会漏诊30%~40%的MAFLD相关HCC病例，原因是这类患者不满足现有传统肝癌监测的纳入标准，脱离了常规筛查体系。

目前各大权威学会均已认可这一临床现状，明确相当一部分MAFLD相关HCC患者无肝硬化背景。但由于目前相关研究数据仍不够充分、体系尚不完善，主流指南仍持谨慎态度，尚未推荐对所有NASH/MAFLD患者（肝硬化前期人群）开展常规肝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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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当前临床已经观察到相当一部分MAFLD相关HCC发生于无肝硬化人群，结合您的报告，哪些关键危险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在非肝硬化MAFLD人群中识别HCC高危个体，现阶段临床分层筛查还存在哪些现实阻碍？

Daniel Huang教授：我认为糖尿病是MAFLD相关肝癌最强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我们团队在内的国内外多项研究均已证实，2型糖尿病与MAFLD人群的肝癌发生风险密切相关，是诱发HCC的关键诱因。

除2型糖尿病患病状态外，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同样至关重要。若患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会显著加快肝纤维化进展，同时大幅提升肝癌的发病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风险指标。

除此之外，肝晚期纤维化或肝硬化状态是另一项危险因素。临床中，若MAFLD患者合并2型糖尿病，且肝脏硬度检测提示存在晚期纤维化，这类人群的HCC发病风险会显著升高，属于极高危人群，需要重点警惕。

目前，美国的相关研究以及香港牵头的多中心研究均提出了精准的高危筛查思路：联合肝脏硬度检测与FIB-4指数进行风险评估。对于合并糖尿病的MAFLD患者，通过这两项指标联合判定，其肝癌发病风险已达到临床肝癌监测的成本效益阈值，具备开展常规筛查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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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肝病》：立足现有证据，您认为未来MAFLD-HCC领域最亟待补齐的研究缺口是什么，对亚太区域临床实践会产生哪些影响？

Daniel Huang教授：我认为目前MAFLD/MASLD相关肝癌领域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是建立精准的风险分层体系，明确哪部分患者需要接受肝癌专项监测。目前临床上虽已有相关评估工具可用于患者筛查监测，但最大的现实瓶颈在于医疗资源有限。

MAFLD人群基数庞大，部分地区成人患病率可达30%~40%，临床无法对如此庞大的人群全部开展超声筛查。因此，针对脂肪肝人群开发精准、高效的风险分层策略，精准筛选出肝癌高风险个体、实现定向监测，是当前该领域最亟需补齐的研究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