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4次参加高考，先后考上复旦、北大、清华，都因一恶习被劝退

他第三次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招生办老师愣了一下，在电脑前对着那串已经出现过两次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这孩子，又考来了？”

同一个人，先后被复旦录取、被北大录取、被清华录取，又先后被两所顶尖名校劝退，最后再一次杀回清华，把毕业证和学位证扎扎实实拿在手里——如果不是有媒体报道、学校记录、当事人自述，很多人听见张非这个名字，第一反应一定是：这是不是杜撰出来的故事？

但这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一个在四川广安长大的普通男孩，一个被贴上“高考钉子户”“四川考霸”标签，自己却苦笑着说“我其实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的年轻人。

张非身上最戏剧的一点在于：他既是让老师头疼的“问题学生”，也是当地光荣榜上的常客；他亲手把复旦、北大、清华踹在身后，又一头栽进网吧和游戏厅；他一次次摔得面目全非，却又一次次爬起来，抱着试卷重新坐回高考考场。

很多年之后回头看，才会发现，这一路的荒唐和翻盘，其实是一个少年跟自己死磕的全过程。

故事得从“中专生”这几个字说起。

2000年刚过完年，岳池中学高一教室里，关于“转来一个中专生，还被学校强制退学”的小道消息，已经在走廊里传了一圈。

站在最后一排的张非，听得见零零碎碎的议论，却懒得辩解。他知道自己这两年干了什么。

1983年，他出生在四川广安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老实人，认准了一件事：在那个年代，孩子只要能“读个书，有个铁饭碗”，就算出息了。初中毕业，他听从父母安排，考进了本地一所邮电中专——在不少小县城家长眼里，这算是“有单位、有前景”的好去处。

可惜，没人想到，中专对一个十几岁少年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专业难不难，而是“没人管”。

第一次离家住校，第一次手里有了点零花钱，第一次发现网吧的门永远是开着的。老师又不像初中班主任那样盯得紧，作业马马虎虎交一交也没人追着骂。张非像突然被放出去的小兽，毫不犹豫一头扎进了游戏机房和网吧。

“那两年基本就是在游戏厅、网吧和宿舍之间来回跑。”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苦笑着回忆，“觉得自己特别自由，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没什么目标，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成绩当然是一塌糊涂。刚开始还有老师好言相劝，后来批评多了，他干脆连课都不去了。等到学校实在忍无可忍，退学处分下来，父母几乎要气晕——好端端一个中专生，竟混成了“被强制退学”。

但再生气，孩子还是自己的。骂归骂，哭归哭，最后张父还是四处托人，把他送进了岳池中学复读高一。理由很简单：还没成年，总不能让他出去打工，那就只能回炉从头念高中。

张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一身“不良中专生”的“名声”，坐到了岳池中学高一教室后排。

谁都没想到，这次转学，成了他的第一次“反转”。

张非后来回忆，那时候父亲跟他有过一次男人之间的谈话。内容不复杂，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就一句话特别扎心，也特别实在：只要你能考上好大学，以后爱怎么玩游戏怎么玩，老子不管你。

听起来像是一句“交换条件”，可对一个十六七岁、刚被退学打脸的少年来说，这句话其实更像低保线——你只要把这件事做成了，以后就有资格自己做主。

现实也确实给了他机会。回到高中课堂，张非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被他抛在脑后的语数外物理化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只要肯坐下来听、肯做题，他完全可以跟得上，甚至追得上。

没人逼他去上晚自习，也没人天天送他到考场。他就是有点较劲——既然之前已经“混废”了一次，这回总得做出点像样的东西来证明自己。

于是，教室最后一排那个“中专生”，悄无声息从吊儿郎当，变成了每天晚自习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到了高二，他已经稳稳站在年级前列，在老师眼里，是“有名校潜力的苗子”。

2002年，高考第一次来到他面前。

进考场前，母亲在旁边紧张得不停叮嘱“细心一点、不要粗心”，张非却偏偏转头看着父亲，说了句后来被多次提起的话：“男人要说话算话。”

那一刻，他心里想的不是“我要名校光环”，而是——那句“只要考上好大学，以后不管你玩游戏”的承诺。

高考结束，估分、查分，张非成绩出来后，很快得到了老师认可。那时四川的录取规则和分数线与现在略有差别，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分数不低，有实力冲一冲更高的平台。

填志愿的时候，他直接在第一志愿写了“北京大学”，第二志愿填了“复旦大学”。老师有建议、有犹豫，毕竟从岳池这样的中学冲北大，难度不小，可张非态度很坚定，没有修改。

后来，录取通知书如约而至——不过来的是复旦。对普通家庭来说，这已经是天大的喜事，父母喜气洋洋，准备大摆宴席请亲戚。可张非看着那封来自上海的录取通知书，却突然冷静下来：

“我想去北京。”

当时他既没去探究复旦和北大在哪些学科领域孰优孰劣，也没去做职业规划分析，他的想法很直白：我想去的地方是北京，想去的是北大。复旦并不在他心里设定的目标上。

在旁人眼里，这简直是“狂妄到没边的孩子气”：农村出来的娃，挑挑拣拣名牌大学，还看不上复旦？很多乡亲事后也摇头：“这娃儿啷个这么任性哦。”

但张非是真心不想妥协。他知道，一旦选择了复旦，就意味着那个“想去北京”的执念被自己亲手按掉。与其心不甘情不愿去一个自己没那么期待的地方，不如咬咬牙，再拼一次。

父母一开始坚决反对，亲戚也纷纷劝——有着落总比没着落强，复旦也是顶尖大学，放弃太可惜。可看着儿子那股倔劲，张父最后叹了口气，选择同意：再给你一年试试。

谁都没想到，这一年，是后面所有跌宕起伏的起点。

第二年，他如愿以偿站在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前。

2003年的高考，题目难度确实不算低，当年很多省份的平均分都不太高。张非估分的时候信心十足，告诉班主任：“至少600分。”最终他的成绩是606分，这个分数足以让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向他伸出橄榄枝。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和父母是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一次“翻盘”：从“被中专退学的差生”，变成北京大学的新生。

9月，张非背着行李，和很多第一次进京的孩子一样，站在北大红墙绿树间，面对那座他曾反复在脑海中想象的校园。对别人来说，这是求学旅程的辉煌起点；对他来说，却很快变成了另一个“彻底自由”的开关。

没有早操，没有班主任查宿舍，没有人替他规划时间。课上完，剩下的时间怎么用，完完全全由自己决定。对一个曾经“放飞两年”的游戏少年来说，这几乎就是天下最诱人的“陷阱”。

注册报到那天他还按部就班上了新生活动，第二天，电脑游戏、网吧、宿舍里的对战，就悄无声息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起初，他还能凭借高中的底子应付课业。两周不去听课，临考试前翻一翻资料，也能混个及格。可理工科的课，是一步一台阶地往上攀。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程序设计，前面听不懂，后面就像看天书。

辅导员不是没注意到他。约谈、提醒、给他讲大学的淘汰机制，讲挂科太多会有什么后果。张非当面答应得很好，“我知道了”“我改”，第二天也确实去上了一两节课，做做笔记。可熬不过诱惑。游戏胜负带来的即时反馈，比课堂上抽象枯燥的知识要“爽太多”。

就这样拖着拖着，一个学期很快过去。到了期末一看课表，他才突然意识到事情有点严重——那么多门专业课，他几乎没怎么认真上过。

试卷发下来那一刻，他是真的懵了：题目不是出得多么妖，而是大段大段知识点，对他来说都像陌生符号。硬着头皮写了点东西交卷，结果可想而知——一查成绩，七门必修课不及格。

在任何一所大学，一次挂七门都不是小事；在北京大学，这几乎可以被当成“负面纪录”记下。按照校规，连续多门必修课挂科，达不到最低学业要求，只能被劝退。

学校通知下来的那天，他整个人是空的。辅导员叫他去办公室，语气很平静，程序也很正规：说明原因、履行手续、签字确认。他明知道自己的每一笔签名，都是在为前几个月的选择负责。可真正把笔放下的时候，心里那股“已经不可挽回”的感觉，还是狠狠砸了一下。

张非后来回忆：那一段时间，他不敢打电话告诉父母。不是怕被骂，而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一个为了北大放弃复旦、被寄予厚望走出县城的儿子，现在要告诉爸妈：“我，一个学期就把自己从北大读没了。”

消息传回四川，父母的崩溃可想而知。第一次，他们几乎是被“羞愤”和“心疼”同时淹没。母亲哭着问他：“你到底在北京做了些什么？”父亲沉默了很久，只丢下一句：“你自己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

而张非，做了一个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决定：再去高考。

按理说，经历一次如此惨痛的打击，一般人会先找份工作，重新站稳脚跟，哪怕先糊口再说。可他心里那股不甘心太重。北大把他退出来了，他偏就要再走一遍高考，用一纸成绩证明：我不是能力不行，只是当初没珍惜。

第二次复读，已经不是头一次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血，而是带着背负和阴影。更难的是，北大劝退这件事传得很广，几乎成了圈子里的话柄。当地不少学校听说要接收一个“从北大被退学的学生来复读”，都犹豫着摇头——一怕影响风气，二怕“坏榜样”。

折腾了一圈，张非才在南充十一中找到复读机会。那年教室里，多了一个比同学略年长一两岁的男生，神情安静，眼神却比别的孩子更复杂——他知道自己已经绕了一大圈，再回到这一行一列的课桌之间。

这一次，他比之前更清楚自己要什么。没有再给自己留退路，也不敢多留心思在娱乐上。曾经那种“玩一玩没什么”的心态，被他和盘推翻。他开始像一台全速运转的机器，一遍遍刷试卷、一遍遍做错题本，甚至在很多同学还在适应复读节奏的时候，他已经把整个高三的知识框架在脑子里重建了一遍。

2004年高考，他考出了703分的好成绩，在南充市理科生中排到了第一，被当地媒体直接称作“理科状元”。这样的分数，在全国范围内也相当亮眼——几乎任何理工科顶尖专业都可以敲门。

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再冲北大，而是把志愿锁定在清华大学。原因在媒体报道中讲得很简单：北大已经有了不太光彩的“前科”，重新面对同一所学校，他自己也会心理负担很重。不如换一条路，同样在北京，同样是顶尖学府，重新开始。

清华大学数理基础科学专业向他发来了录取通知书。这位曾经被北大劝退的学生，带着“南充理科状元”的光环，成了清华新生。

如果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或许会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励志范本：少年犯过错，浪子回头金不换。可人生从来不按剧本走。张非那根“自制力薄弱”的弦，并不会因为换了校园就自动被修复。

初到清华时，他确实紧绷了一段时间。被北大退学的经历像一记耳光，时不时在脑海中抽他。他会在晚自习时刻意克制不去打开游戏，会提醒自己“这次一定不能再搞砸”。

可是，时间一久，人是会松懈的。特别是当你发现，这一次你并没有像在北大那样被成绩当头棒喝——凭着不错的理科基础和上一次复读累积下来的知识，他其实不怎么上课也能过关。期末考试，没有挂科，没有警告，似乎一切都在往“正常大学生活”的方向发展。

正是这种“表面无事”的状态，最容易把人悄悄推回原来的轨道。缺课越来越多，作业越来越随便，社团、游戏、宿舍夜聊，占据了他大多数时间。大一上学期忙着适应，学分上的问题还不严重；下学期开始，选课、出勤、考试加在一起的“综合指标”就开始亮红灯。

清华对学分有硬性要求，每学期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数，累计未达标，会影响学籍。张非虽然没挂科，却因为长期缺课、缺作业，加上选课规划混乱，导致学分远远不够。等他反应过来，已经不是靠补考就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劝退”来得比他想象中更冷冰冰——这一次没有大面积的挂科成绩单，而是一纸关于学分的正式通知。程序和北大时几乎如出一辙：说明、谈话、办理退学。

只不过，这一次，他已经不再是第一次那样的震惊，而是带着一种——说不清是“麻木”还是“深深的羞耻”——离开清华园。

一个人，如果只是被打击一次，周围人还能宽慰你，“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当同样的错误以两种不同形式在你身上重复发生，尤其是在两所全国顶尖大学先后被劝退，那种舆论的杀伤力就会成倍放大。

回到老家，父母没有再像第一次那样歇斯底里。他们安静了许多，反而显得更让人心酸。

亲戚乡邻的眼光也变了：原来还是 “娃儿有出息”“我们县城的光荣”，现在，变成了“你听说没，那就是那个被北大清华都退出来的”“这么高的分数有啥用哦，读书读成这样”。

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话不致命，但足够扎心。张非后来接受媒体采访，说那段时间他曾有过彻底放弃的念头：干脆离开这个地方，找个没人认识自己的城市打工，忘掉那些闪耀过的名字。

有一晚，他把之前四次高考的复习资料、书本、笔记摊在地上，心里甚至升腾起一股冲动：一把火烧掉算了，省得天天看着就想起那些丢人的事。

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父亲推门进来了。

书本散了一地，卷子边缘被鞋子踩出褶皱，房间里混杂着纸张的味道和压抑得要命的沉默。父亲看了看地上的狼藉，又看了看这个已经不再是十六七岁的小男孩的儿子，眼睛里是复杂的疲惫。

“你要是真的就这么放弃了，那你这几年的失败，就都变成定局了。”他没有骂，语气很平静，“以后别人说你什么，你也没资格反驳。”

张非苦笑：“从我走出清华校门那一刻起，那些东西就已经改变不了了。”

“不。”父亲第一次打断了他，“只要你还能再考上，再读完，再拿到毕业证，别人想说什么都不重要。你用结果说话，你还是成功的。”

说完，他把一张缴费单放在桌子上——那是南充十中的复读报名缴费凭证。

“钱已经交了，要不要去，你自己看着办。”转身关门离开时，这个一直在儿子面前强撑着冷脸的男人，声音有点沙哑。

那是2007年2月，离当年高考只剩三个月。

三个月，对一个从零起步准备高考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张非来说，高考从来不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而更像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老对手。他已经在这个擂台上打过三轮，每一道题型、每一次时间分配，都在脑子里形成了条件反射。

第二天清晨，他主动起床，背起书包，在门口对父母说了一句：“这一次，我再也不会让人笑话你们。”

这句话里，不再有当年高中时那种轻松的“男人要说话算话”的豪气，而是一种从失败废墟里踩出来的沉甸甸的庄严。

复读的那三个月，他几乎把自己封闭在教室和宿舍之间。不是在刷题，就是在梳理知识体系。一点娱乐都没有吗？恐怕偶尔还是会给自己一点喘息，但每当念头滑到“玩一局游戏放松一下”的边缘，他就会立刻想起北大劝退通知上的字、清华校园门口最后一眼回望的场景，以及父母在乡里人七嘴八舌中的无奈。

高考当天，父母照例来送。跟几年前不同，他们不再高声鼓劲，也不再计划“考好了要摆几桌”。母亲只是轻轻叹口气，说：“不管你考得怎么样，我们这回都不办酒席了，折腾不起了。”

父亲接了一句：“亲戚都笑话我们两回了，还摆啥子。”说完，躲到一边去抽烟。

考场里的张非，反而前所未有的平静。不是那种意气风发的自信，而是一种“我能做什么就尽量做到最好，其它的交给命运”的坦然。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年龄摆在那里，再折腾几年，连同龄人都走上工作岗位了。

成绩下来，667分，南充市理科第二——仍然是一个可以横扫大多数名校的分数，只不过不再像703分那样耀眼，却更显得稳稳当当。

选志愿的时候，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清华。这一次，他没有再选择当初让他出了问题的数理基础科学，而是报了环境工程专业。一方面是兴趣，另一方面也许是潜意识里在给自己换一个“起点”，不再去重复以前那条走偏了的路。

当清华录取通知书第三次被邮差送到张非家门口时，父母的心情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喜悦，而是喜悦夹着一丝战战兢兢。他们对儿子说：“你已经二十三岁了，事不过三，真不能再任性了。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一次，张非没有像过去那样轻描淡写地拍胸脯。他认真听完，郑重地点头：“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这次，我一定把清华的毕业证拿回来。”

事实证明，他终于做到了自己说过的话。

重新踏进清华校门，他像换了一个人。玩游戏的电脑不再是生活的主角，课堂、实验室、自习室成了他常待的地方。不是说他一下子变成了那种“完美模范生”，但至少，他真的开始学会了自律。

他曾在采访中透露，最开始的那半年，他几乎每天都给自己“洗脑”：你已经没有资格再乱来了；只要稍微放纵，之前的努力全白费。

清华的课程难度不低，环境工程专业涉及的数学、物理、化学、环境科学等知识交织在一起，对基础要求很高。好在三次高考锤炼出来的逻辑能力和理科学习能力，还在那里。他咬牙坚持，每一个学期都保证课程合格、学分修满。

四年后，张非顺利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这一次，他没有退学通知，没有挂科警告，只有一纸干干净净的毕业证明。

离校那天，他没有大张旗鼓去合影留念，也没刻意煽情，只是默默地站在清华门口多看了几眼——这个曾经把他送走过一次的地方，终于在第二次相遇时，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告别。

张非的故事被媒体披露后，“考霸”“高考钉子户”“高考奇人”等等标签随之而来。有记者问他怎么看这些称呼，他笑了一下，说：“我不是什么考霸，我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这句话，比那些传奇色彩的“考了几次、考了多少分”更扎实。

很多人关注他的，是一次次漂亮的高考成绩，是“复旦不要、北大待一学期被退、清华两进一出再进”的戏剧情节。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些考试的数据，不是“成功”的标签，而是提醒——如果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会考试，不会生活，不会自律，不会处理和诱惑的关系，那些高分其实只是“放大他问题”的聚光灯。

复旦、北大、清华，是外人眼中闪闪发光的名头；被退学、被劝退、三次复读，是他背后要自己慢慢消化的阴影。两者叠加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的张非。

他的经历，对很多家长来说，是再典型不过的“反面教材”：高分不等于成熟，高智商不等于高自控力。哪怕手里握着最公平的一次机会——高考，考出了别人羡慕不来的成绩，如果没有足够的责任感和自我约束，照样可以把路一步步走窄。

但换个角度，它也是一则并不华丽、却格外顽强的“抗失败故事”。

被中专强制退学，他转身回到高中，从班级后排走到年级前列；放弃复旦，他顶着周围的不理解和嘲讽，第二年敲开北大校门；北大被劝退，他反复咀嚼自己的问题，再次复读拿下南充理科状元；清华因学分不达标被劝退，他在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这孩子算毁了”的氛围里，硬生生逼自己第四次坐上高考考场，然后回到同一所大学，给了自己一个彻底不同的结局。

很多人羡慕他“会考试”“脑子好使”，但真正支撑他走过那些灰暗谷底的，恐怕不只是智商，而是一种“不肯让失败成为最终定论”的倔强——哪怕前面自己摔了个鼻青脸肿，他仍然愿意再走一遍，哪怕每走一步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狼狈。

社会上“高分低能”的例子不少，张非一度也是其中典型：用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证明“我很聪明”，却也拿这些成绩做掩护，逃避掉自律、自控这些更难、更枯燥的“课”。

差别在于，他没有停在“高分低能”的状态上。命运用两次劝退的方式粗暴提醒他：单靠会考试远远不够。接下来他做的事，其实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承认问题，重新来过，不在第三次重演相同的错误。

高考这件事，本身并不魔幻。它只是中国目前最公平、信息最透明的一次“大筛子”，把不同背景、不同家庭的孩子暂时摆在同一个起跑线前。张非这四次高考，证明他擅长闯过这道筛子，但他身后的故事，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考得好”和“过得好”之间，中间隔着多少必须要自己去补的课。

如果非要从他的经历里提炼出一句话，大概是这样：

第一次好机会，尽量不要轻易挥霍。能抓住，就别想着“还有下一次”。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扛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折腾。

但如果事情已经错过了，如果你已经像他一样在某个节点摔得很惨，也不必急着给自己判“无期徒刑”。失败的决定性意义，从来不在于它发生过，而在于你愿不愿意承认它，愿不愿意再用行动去改写它后面的句子。

就像那个被复旦、北大、清华三次录取、两次被劝退，第四次才真正走出校园的四川男孩，用自己的二十来岁证明的那样：

人生不怕走弯路，怕的是弯路走到一半，就自己把路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