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3年，中国掀起了一场持续三年的“严打”！
那一年夏天，很多城市的女工下夜班，得有男工一路护送，家里有孩子上学的，放学时间家长铁定守在校门口。天还没黑透，街上的店铺就早早关了门。
全国上下为什么突然下这么大决心？为什么不是早一年，也不是晚一年，偏偏是1983年呢？
1978年，全国治安和刑事案件立案53万起，到1980年涨到75万起。1981年，89万起，创了新高。
那几年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说白了，治安这个口子，已经裂开了。
真正让这句话变得沉甸甸的，其实是1983年上半年接连发生的几件事。
头一件，是“二王”案。
1983年2月12日，大年三十，沈阳的王宗方、王宗玮两兄弟摸进军医院的仓库偷东西，被医院的人撞见。弟弟王宗玮掏出偷来的手枪当场开枪，打死多名医护人员，翻墙就跑。
接下来的七个月里，这对兄弟从北往南流窜，遇到盘查就拔枪。火车上乘警查出他们包里有枪，他们开枪打伤乘警跳车，在武汉一个检查站，又开枪打死执勤民警。
第二件，是劫机。
1983年5月5日，一架从沈阳飞上海的民航296号航班，飞到渤海湾上空，坐在前排的卓长仁等六个人突然掏出手枪，顶着机长的头，逼着飞机改飞韩国
第三件，是内蒙古的红旗沟惨案。
1983年6月16日，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一个农场，十来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喝了酒，拿着菜刀、斧子和半自动步枪，在农场里挨家挨户行凶，一夜之间害了二十多名无辜的人，连两岁的孩子都没放过。等武警赶到，农场已经是一片狼藉。
第四件，是唐山的“菜刀队”。
一群二十来岁的无业青年，人人腰里别着菜刀，在长途汽车站拦车要钱，看到路人就上前抢，反抗就拿刀砍。有人当街被抢了钱包，追上去要，反被连砍几刀，躺在路边没人敢管。群众一次次报警，反正抓进去没几天就放出来，放出来反而更嚣张。
四件事摆在一年里，再加上立案数一年比一年高，这件事就被推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
那这个决心，到底是咋下的呢？
真正让“打”从“下不了手”变成“组织战役”的，是7月19日北戴河的一次谈话。
那一年4月刚上任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带着一份报告去汇报，报告里写的是“收容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一批，同时注意不一刀切”。邓听完，把报告放下了，说了一句：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出在“不一刀切”上。
他接着讲打法，“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还有一句最重的：“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大方向就此敲定，7月底，唐山率先收网。
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流氓罪等十几种严重犯罪可以依法从重判处。
9月18日，在江西广昌的山林里，几万公安、武警和民兵布下包围圈，逃亡七个多月的“二王”被当场击毙，消息传开，很多老百姓放起了鞭炮。
这一打，就是三年多。
到1987年1月收尾，全国共查获犯罪团伙19.7万个，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曾经横行街头的车匪路霸、流氓团伙，很快销声匿迹。女工下夜班不用专人护送，商店能营业到深夜，家长也不用天天守在校门口了。
说到底，这一仗到底打出了啥呢？就是把“敢走夜路”这四个字，还给了大家。
那这一仗，到底该怎么看呢？很多年后再看这场严打，它确实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有些案子放在今天，判得可能重了，程序也没有后来规范。1997年刑法修订，那个范围大得没边的“流氓罪”被取消，就是这种反思的一个结果。
可放在1983年那个节点，那真的是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改革开放刚起步，老百姓好不容易盼来能好好过日子的年头。一个社会要是连“晚上敢不敢出门”都得掂量，别的什么都谈不上。治安这件事，就像家里的玻璃窗，破了一块不及时补，很快整面墙的玻璃都会碎。
1983年的那场严打，说到底，是把“敢走夜路”这四个字，重新还给了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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