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那个夏天,河北遵化马兰峪上空忽然炸起了炮火。乡民一开始还以为军阀又在拉练,谁也没想到,这一阵阵炮声,不是打仗,是在给几位“千古一帝”和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开棺——清东陵,自此由盛而衰,成了近代中国帝王陵墓中被祸害得最惨的一处。
那一年,孙殿英带兵进山,打着“军事演习、防备土匪”的旗号,一寸一寸地把炮口对准了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炸药轰开石门的那一刻,几百年皇权的体面,被粗暴地撕了个粉碎。
而就在不远处,同样是清代帝王陵寝——河北易县的清西陵,却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封土如初、地宫未启。再远一点,山海关外,永陵、福陵、昭陵三座“关外三陵”,几百年风雨飘摇,地宫也从未被打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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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清朝皇帝的陵墓,为何清东陵几乎“全军覆没”,清西陵和关外三陵却几乎“毫发无损”?这件事往深里挖,比单纯的“有人盗,有人没盗”复杂得多。
要说清东陵被“盯上”,得从它的身世说起。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死后,选中了遵化马兰峪一带建陵,这就是后来的清东陵。这里风水极好,山环水绕,讲究点的说法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总之就是一块经过风水先生反复挑选的“极佳宝地”。
后来安葬在这里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有名: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再加上慈禧太后的定东陵。把话说得直白点,这儿埋着的,不光是清朝鼎盛时期的皇帝,还有乾隆和慈禧这两位,在世时就以铺张豪奢闻名的“大主顾”。
历史文献里,对乾隆和慈禧的厚葬早有记载。乾隆在位六十年,太上皇又做了三年,天下钱粮大半从他手底下流过,他自己也极爱排场。慈禧就更不用说了,几十年垂帘听政,修园子、庆寿辰、修陵寝,花钱像流水。两人的陵寝,从选址、修造,到陪葬器物,都是“能讲究的绝不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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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种厚葬,在几十年后,变成了致命的诱饵。
1928年夏,盘踞在冀东一带的军阀孙殿英,打起了清东陵的主意。这个人出身绿林,又混迹军界,行事一贯不按常理。为了盗陵,他想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套路:用军事演习掩护盗墓。
史料和当年现场目击者的回忆里,都提到他在清东陵一带布防、拉炮、演练,大张旗鼓。外人看着,这就是一支正规部队在搞军事行动;陵区附近的护陵人、乡民,也算猜到几分门道,但没人有本事拦得住有兵有枪的军阀部队。
孙殿英首选目标,是康熙的景陵。按说,康熙是清朝“功业第一人”,要论名气、地位、影响,都不在乾隆之下。孙殿英当时也明白,康熙地宫里不会寒酸。但景陵有个问题:地宫渗水严重,石门后头积水成片。这可苦了想进去捞金子的孙殿英,炸是炸开了,往里走就是水,兵士下去,一不小心连命都得搭上。他评估了一圈,觉得难度太大,先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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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炮口一转,指向了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定东陵。
裕陵地宫,是被实打实的炸药硬生生“轰开”的。乾隆地下宫殿修得极为讲究,石门、石券、暗道层层相接,本是用来防潮、防塌、防盗的,可在火药面前都成了摆设。炸开之后,士兵蜂拥而入,有文献记载,当时匪兵把金银珠宝堆成了小山,连棺椁都被撬得七零八落。
乾隆与五位后妃同葬于裕陵地宫: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乾隆的棺盖被撬开,尸身被拖拽在地,皇后的棺椁被乱翻倒置。民国时期曾有人记载,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死后百余年,尸身仍保存较完整,算是“千年不腐”一类的奇事,结果这一回,被盗后尸体破坏严重,再无完整遗存。
那些骸骨,后来重新合葬时,基本已经无法分辨谁是谁,乾隆和诸妃的骨殖,只能混在一起,下葬时用合葬棺重新装殓。一个活着时极讲究尊严的帝王,最后落得个连自己骨骼都分不清的结局,说是凄凉都还是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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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刚被洗劫一空,慈禧定东陵又紧跟着遭殃。慈禧生前极喜欢珠宝玉石、珍奇异宝,她的棺内随葬物,原本相当可观:金册、玉册、宝玺、翡翠、西洋钟表,各种用料极其奢华的服饰饰品。孙殿英手下,对这些东西毫不陌生,直接撬棺掘宝——慈禧身上的翡翠西瓜、夜明珠等珍品,后来在社会上多次被提及,虽然具体去向无法完全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陵一陵的宝物,被拉出去装满了几十辆骡马车。
孙殿英为啥盗了这两处,就停手了?原因也不复杂:一是他判断乾隆、慈禧的陵寝,是清东陵里最“肥”的;二是两陵洗劫完,财物已经多到需要赶紧变现、分赃、打点各路人马了,再继续折腾,风险反而更大。据当时一些说法,仅裕陵和定东陵的宝物,就被他装了三十多车,足够他拿去贿赂南京、北平的权要,从而逃过追究。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拿出大量宝物打点,最后不仅没被治罪,反而继续盘踞一方,混得还不算太差。这一“成功案列”,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后来盗陵者的“样板”:清东陵,不但宝多,而且盗完也未必会真的追责。
孙殿英没动的部分,并不代表就此安全。八年抗战爆发后,局势更乱,清东陵附近土匪、伪军、地方势力鱼龙混杂。在这样的环境下,陵寝几乎成了“无主之地”:国家无力严密看守,日本人对清帝陵虽有一定维护态度,但精力明显更集中在关外的先祖陵寝,对东陵保护力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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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出场的,是另一伙人物:土匪头子王绍义,配合曾任日伪情报队长的张尽忠,以及一个身份颇为讽刺的人——清东陵护陵人后裔穆树轩。
这三方联手,又开始了第二轮盗挖。孙殿英当年因为积水放弃的康熙景陵,成了他们的目标之一。王绍义他们人手虽不及正规军,却也有枪有势,再加上穆树轩对陵区结构、暗道布局烂熟于心,可以说是专门带着“内部攻略”去盗墓的人。
这一伙人,不仅对景陵下手,还相继打劫了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以及东陵不少妃陵。孙殿英留下没动的“大块肥肉”,几乎被他们啃了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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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景陵地宫里,原本安葬的是康熙本人,以及五位嫔后: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孝昭仁皇后钮钴禄氏,孝懿仁皇后佟佳氏,雍正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还有敬敏皇贵妃章佳氏(雍正十三子胤祥之母)。盗陵之后,和裕陵一样,棺椁被撬,骨骸散落一地。有当年参与清理的人员回忆,进入地宫时,看到的不是帝王陵那种庄严肃穆,而是棺板翻倒、珠玉散落,骸骨和碎片混杂在一起的惨状。康熙皇帝,连同五位后妃,最后也都是以“难以完全区分”的方式,被重新合葬。
咸丰、同治两陵,被洗劫程度稍弱于乾隆、康熙,但整体也是“地宫皆开,陪葬尽失”。东陵陵区里,除了顺治孝陵始终未被打开,几乎所有帝后陵、太后陵、妃园寝,都不同程度被盗。
顺治孝陵为什么偏偏能躲过这一切?一方面,是因为顺治其人确实主张简葬。受佛教影响较深,再加上女真族早年的火葬传统,顺治死后先行火化,再下葬骨灰,地宫里陪葬器物本身就不丰富。他的简葬理念,在当时甚至让不少王公大臣觉得“不够体面”,但到了近代,却成了保护自己的“盾牌”。
另一方面,更现实的一条,是穆树轩向同伙解释:祖辈流传下来的说法里,顺治孝陵里没多少东西,都是骨灰盒,投入产出严重不划算。盗墓也是“讲效率”的买卖,知道这地方费力不讨好,干脆绕道。于是,顺治陵寝稀里糊涂地就成了东陵唯一未被破门的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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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看,清东陵几乎是全线崩塌:乾隆、慈禧、康熙、咸丰、同治陵地宫被不同程度毁坏,陪葬品大量流失,尸骨凌乱不堪。后期文物工作者费了极大力气,才勉强恢复基本形制,但有些损失,已再难挽回。
把镜头转回河北易县,清西陵那边,却是另一番景象。同样是清代帝陵,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慕陵,以及晚清的光绪崇陵,中间只有一座被盗——光绪崇陵,其余至今为止,地宫皆未开启。
清西陵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选址时就刻意“往偏僻处找”。当年那一片,几乎没什么人烟,零星几户人家,很快就被迁走。雍正修陵,没花太多迁民安置的钱,因为——当地压根就没几个人。泰陵建成之后,才陆续迁入八旗护陵子弟,平时也就护陵人丁和少量居民,算得上“偏安一隅”。
从地理和人气上看,清西陵先天就比清东陵“低调”很多。清东陵靠近京畿,交通相对便利,风水好,名声大,走动的官绅、香客、游人都比较多;清西陵在山区里,路况不好,也不算显眼,一般人一辈子都未必去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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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西陵里,葬着的是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慕陵)和光绪(崇陵)。这几位皇帝有个共通点:从史料来看,多有“节俭”名声,当然,也有人是迫于形势而“不得不俭”。
雍正本就以勤俭、务实著称,给自己修陵,虽然也讲规格和礼制,但没有刻意铺张。嘉庆接手的是被乾隆折腾多年、国力开始下滑的国家,他即便想大肆厚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道光就更不用说了,历史上有名的“抠门皇帝”——衣服打补丁穿,怕洗坏了,甚至有“一个月才洗一次”的记载;朝臣为了投其所好,上朝也纷纷在朝服打补丁,场面想象一下就知道有多诡异:一群穿补丁的人,在皇宫里开朝会,像极了“丐帮总坛例会”。
道光的慕陵,地上建筑看上去极为寒酸,其实背后有一段隐情。一开始,道光本打算葬在清东陵范围,其陵寝已经修好,结果出现严重渗水问题。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东陵的那一套,转到西陵重建——前面那套白修了,后面这套又得花钱,相当于同一个皇陵,付了两遍成本。道光心疼得要命,下令新建的慕陵,在地面建筑上能删就删,于是才有了后世看到的“最寒酸地上建筑”,但从总投入算,其实是清代花费最高的帝王陵之一。
再看光绪。光绪死时国运已残,清朝摇摇欲坠,朝廷财政紧逼,给他的崇陵,自然谈不上什么极尽奢华,陪葬物也比前面几代帝后陵差了一大截。所以,纵然有人打崇陵的主意,也没法像动乾隆、慈禧那样,大捞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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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光绪崇陵确实被盗过一次,这也是清西陵唯一一处被打开的帝陵。那伙盗墓贼身份至今没有确凿的档案记载,只能说“不明身份”,但从他们下手的方式看,很显然不是“普通土匪”。
他们没有学孙殿英用炸药硬炸,而是熟练地用松木条一根根顶开门内的“自来石”——这是一种石门内自行落下封锁石的机关,外人不熟悉结构,很难处理。这伙人显然对崇陵结构极其了解,几乎和修陵的工匠一样熟门熟路,进去之后行进路线极为准确,目标清晰。
打开崇陵时,光绪下葬不过二十多年。陪葬物已经不算丰富,仍被洗劫一空,最珍贵的,当属玉册和宝玺。事后在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这些盗墓者,把大部分宝物卖给了京西一带的“八国教会”,换来的钱,却不是拿去享乐,而是成批购买军用棉衣,数量接近上千套,用作抗战物资。
这条传闻无法通过权威官方档案完全核实,但当时乱世中,军队资金短缺,确实多有“变卖古物换军需”的事例。从种种迹象看,这伙人至少不像孙殿英那样,为了一己之利彻底掏空陵寝后,还拿宝物到处打点权贵,他们更像是在“打擦边球式地救急”:出手手段不光彩,动的也是先帝陵墓,但钱却是拿去抗战。要说“盗亦有道”,放在他们身上,大概也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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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崇陵之外,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慕陵一直到今天都保持“未开封”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泰陵差点被“官方之手”打开,当时河北省文物部门巡查时,发现泰陵封土上有盗洞,怀疑被盗,于是上报国家文物局,希望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在当时,引发了考古界一番激烈争论。原因在于:建国初期,国家曾主动发掘明定陵(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但当时文物保护技术有限,地宫打开后,许多丝织品、漆木器等一见空气就迅速风化腐烂,造成不可逆损失。这次教训太深刻,后来有了“非抢救不发掘”的原则:能不挖,就不挖;除非盗损严重,必须抢救,才考虑开启。
泰陵是否已经被盗?盗洞深度只有两米多,破坏的只是表层封土,里面的结构仍然完好,这说明盗墓者试图下手,却没能成功。继续往下挖,就等于主动开启一座至今未被打开的帝陵。是为了“抢救”而把它真正打开,还是干脆填上盗洞,让它继续睡在地下?
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坚持后者。他很清楚,以当时国内考古技术和保护条件,一旦真正打开泰陵,大概率会重演明定陵的悲剧:文物出土,却保不住,变成“看着碎掉”的一次性展示。考虑再三,他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建议:立即叫停发掘,填补封土,保持泰陵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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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泰陵得以“悬崖勒马”,盗洞被回填,封土恢复,直到今天,依然是一座真正意义上未启封的帝王地宫。这一决定,放在后来回头看,几乎是集体理性的体现——保护,有时候恰恰是在“不去碰它”。
清西陵之所以整体保存状况远好于清东陵,一层是地理偏僻、人气冷清,一层是帝王普遍简葬,陵内宝物本就有限,不容易激起“发大财”的幻想,再加上民国时期当地没有长期驻军,少了军阀这种“国字号盗墓队”的威胁。普通民间盗墓贼人少势弱,要对付那么厚重的石门、深埋的地宫,没有像王绍义那样成规模的武装力量,基本难以得手。
再往北跨过山海关,到了清祖地那一片,情况又是另一番面貌。清朝的“关外三陵”——永陵、福陵、昭陵——不仅没被盗过,还一直受到不同政权的刻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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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陵,在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埋葬的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先祖。那时候的爱新觉罗,还在白山黑水之间兴起,不过是女真部落中一个上升中的势力,努尔哈赤的父祖、曾祖辈,还远谈不上什么“天下共主”的排场。那时的女真习俗,以火葬为主,去世后多是焚化,再葬骨灰,墓葬规模简单,陪葬物有限,主打一个“粗犷实用”。这样的陵墓,从一开始,就不容易引起后人“宝藏”的联想。
沈阳一带的福陵,葬的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死时,政权名义上还是“后金”,虽已统一建州女真,势力强大,但仍局限关外。福陵建制比永陵更规范一些,但努尔哈赤本人仍然沿袭较简朴的葬制,多数史料认为他仍采取了火葬或接近火葬的形式,下葬的是骨灰,墓中珍宝陪葬并不多。
昭陵则是皇太极之陵。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已经走出了“后金”的范畴,但仍未入主中原。昭陵的修建,明显更多采用汉式帝陵的格局,土葬为主,形制规整。但彼时清朝国力尚在“创业期”,没有形成后期那种极尽奢华的厚葬风气,加之昭陵地处东北,远离后来战火最集中的华北、华中地区,天时地利,都让它避免了“被盯上”的命运。
关外三陵有两道“护身符”,一是简葬传统,二是现实的政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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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灭亡后,东北长期在张作霖势力范围内。张作霖这个人,虽然是军阀,但自诩“爱国将军”,对清朝皇室留下的皇家陵寝,反而颇为敬重。一来有满汉之间复杂的历史认同,一来他也要在东北树立自己“讲规矩”的形象,打清朝祖宗的主意,这种事,他不愿背。
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本人占领东北,扶植溥仪当了“伪满洲国皇帝”。从日本人的角度,为了给这个傀儡政权营造“正统”气氛,溥仪先祖的陵寝,反而得到了刻意维护。清永陵、福陵、昭陵被列入重点保护对象,日伪政府还曾组织过一定程度的修缮工作。盗陵?那是自破“皇统”象征,伪满政权自己都不会干这种事。
于是,在最乱的那些年代,关外三陵在现实政治的庇护下,反而走过了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被正式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逐步修复保护,现在的清昭陵,甚至被称为保存最完整、风貌最接近原貌的清代皇陵。
把视角拉远一点,会发现一个有趣又有些讽刺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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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清东陵:乾隆、慈禧生前极尽奢华,死后陵寝金玉满堂,结果成了军阀和土匪眼里的“超级银行”。孙殿英靠它发财、买官、保命;后来的王绍义等人,又靠它再捞一笔。几百年精雕细琢修来的地宫,最后被炸得塌的塌、毁的毁,帝王尸骨被扬在乱石残砖之间,尊严荡然无存。
另一边,是那些“寒酸”的陵墓——顺治孝陵,因为简葬和火化,墓里没多少值钱东西,成了盗墓者眼中的“鸡肋”,躲过一劫;清西陵的泰陵、昌陵、慕陵,因“勤俭的雍正”、被迫节俭的嘉庆、抠门至极的道光,而没有太多“暴发户式”的陪葬珠宝,再配上地理位置偏、缺少驻军“盯上”的现实因素,一路保存至今;关外三陵,更是因为早期女真习俗和后来的政权保护,地宫从未被打开。
厚葬,在古代被视为“尽孝”、“显尊”的象征,皇帝修陵,动辄十年、二十年,把国库里真金白银往地下砸。可到近代枪炮横行、秩序崩塌的时代,这些金碧辉煌的陵寝,反而成了地下的巨大诱惑:有实力的军阀去动,没有实力的土匪、盗墓贼也想着凑个热闹。谁越厚葬,谁越危险;谁越简葬,谁越有可能安安静静地躺到今天。
如果把清朝皇陵的命运做个简单归纳,大致可以这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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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完整保存、地宫未启的,有:关外永陵、福陵、昭陵;顺治孝陵;清西陵里的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慕陵。
被严重盗毁、地宫已开、陪葬多失的,有:清东陵里的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以及慈禧定东陵;清西陵的光绪崇陵也遭到盗掘。
这些名字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一条是“厚葬”,风光一时,百年后变成盗墓者的宝库;一条是“简葬”,当时被嫌寒酸,不够气派,却在国破山河动的年代,换来了先祖的一份安宁。
看清东陵的下场,再想想那些一砖一瓦堆出来的“万年基业”,会忍不住多问一句:富贵到头,到底能带走什么?乾隆六十年风光、三年太上皇,慈禧半生独断朝纲,最后在地宫里却不得安息。不如顺治那样,一把火烧成灰,收在素净的骨灰盒里;或者雍正那样,陵寝规矩有度,但不刻意铺陈珠宝,用青山作屏障,用节俭做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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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今天看,这些陵墓不是简单的旅游景点,也不仅仅是帝王个人命运的终点。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朝代的起落、风俗的变迁,也照出人的心。一边是对死亡的敬畏,一边是对财物的贪婪,中间夹着权力、乱世、技术水平、文物观念种种力量的博弈。
清东陵和清西陵、关外三陵之间的巨大反差,其实无声地讲了一个朴素却常被忽视的道理:真正能留下来的,并不一定是最金碧辉煌的东西;有时候,克制,比奢华更长久。厚葬易失,简葬反而长存,这不是说“越寒酸越好”,而是在提醒:凡事过犹不及,活着时铺张过头,死后未必能得到安宁。
写到这里,再回头看那一句——“厚葬之风不可取,否则就像乾隆和慈禧一般,死后都难得安宁。”换作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活着讲排场可以理解,但别指望用金银堆出来的天地,能给你换来真正的“万世无忧”。山河会改,政权会亡,唯一能照顾好你的,反倒可能是你生前没太当回事的那点简朴与节制。
小岛知风拙记。欢迎你在评论里,聊聊你更认同哪一种“归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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