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时隔16年重启追赃，李在明向亲日派摊牌：绝不让卖国贼富三代

10月5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转发了一则官方通报，并附上了一段强硬表态。在这篇帖子中，李在明明确宣示：“即使要扩充人力、预算和组织，也要彻底收回亲日财产。”紧接着，他引述了一句在韩国民间流传已久、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警句：“‘亲日就能三代富，独立运动就三代穷’这样的话，再也不能出现了。”

引发李在明高调发声的直接导火索，是韩国法务部于2026年7月完成的一起追赃行动。官方从日据时期顶级“朝奸”金汉圭的后代手中，依法强行收回了位于大田的一块面积约189坪（约625平方米）、价值约5300万韩元的林地。

这块被收归国有的土地，虽然金额算不上天价，但其象征意义却极具震慑力。

被没收财产的金汉圭，并不是普通小角色。他被明确载入日伪朝鲜总督府1935年编纂的《朝鲜功勋人物名录》，是353名“功勋人物”之一，曾担任总督府咨询机构“中枢院”的参议。当时，他被殖民当局认证为拥有50万日元以上巨资的资产家，名列日据时期最富有的1%亲日卖国贼之列。

对于这样一个凭借卖国荣华富贵的韩国巨奸而言，大田这块被收回的土地，只不过是其家族庞大不义之财的九牛一毛。但它却标志着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韩国政府正在掀起一场迟到了数十年的清算大风暴。

这场大风暴的背后，是韩国时隔16年对亲日财产追缴机制的全面重启。

今年5月，韩国国会高票通过了修订后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并于6月正式颁布、12月起正式实施。这部新法的核心，在于重新组建了在2010年被解散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赋予其长达5年的调查追缴权限，同时增设了面向全社会的举报奖励制度。

更关键的是，新法直接堵住了过去最大的法律漏洞。过去只要亲日派后代将资产出售或转移，官方就束手无策。新法明确规定，即使亲日财产已经被卖掉或转让，国家也有权对其处置后获得的资金进行等额追缴。

回顾历史，韩国对亲日派后代财产的追缴并非没有先例。2005年，卢武铉政府首次出台特别法，并于2006年成立第一期调查委员会。在2006年至2010年的4年任期内，该委员会从168名亲日派及其后代名下收回了2359宗土地，追缴资产市值高达2373亿韩元（约合11.3亿元人民币）。

然而，这一进程在2010年却戛然而止。由于当年韩国法律规定的委员会任期仅为4年，到期后便被依法解散。在此后的16年间，韩国政坛经历多番轮替，保守派政权对清算历史缺乏意愿。即便是在进步派执政时期，该议题也因顾忌政局对立与韩日关系而陷入停滞。

这长达16年的制度真空期，给韩国亲日派后代留下了充裕的金蝉脱壳的时间。大量韩国亲日派后代利用监管缺失，通过向第三方变卖、赠与、股权重组或分散产权等方式，将名下的不义之财合法化、洗白，导致国家追赃陷入了无从下手的绝境。

正因如此，李在明政府此次重启追赃，才选择用“追钱”替代单纯的“追物”，试图通过追查资金链，将那些被洗白的资产一网打尽。

李在明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是因为“亲日富三代，独立穷三代”这句话，并不是夸张的文学修辞，而是韩国近现代史中最血淋淋的阶层不公。

1948年韩国建国之初，虽然曾成立“反民特委”试图清算亲日派，但在冷战阴霾与李承晚政权需要旧官僚维持统治的现实下，清算行动被迅速剿杀。大量在殖民时期靠剥削同胞起家的卖国贼，完好无损地留在了警界、政界和商界。

数十年来，这些亲日派凭借殖民时期积累的原罪资本，完成了家族精英地位的世代传承。其后代至今活跃在韩国的医疗、政界、演艺界与财阀高层。例如，在今年早些时候，韩国女演员安河英因公开炫耀家族“四代行医”而遭网民围剿，其曾祖父安相浩随后被曝光正是日据时期亲日组织“大正亲睦会”的要员，靠着殖民者的特权铺就了家族百年的荣华富贵。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为了韩国的国家独立抛头颅撒热血的抗日烈士家族。为了抗日，无数独立运动家倾家荡产、客死他乡，其子孙在殖民时期饱受日伪当局的监控与迫害，无法接受良好教育，更无资产可继。建国后清算的失败，让他们彻底失去了应有的补偿与尊严。

韩国官方数据显示，独立有功者后代的年收入均值仅为2500万韩元（约合13万元人民币），远低于韩国的中位收入。在700名独立有功者家庭中，有超过45%的家庭月均收入不足209万韩元，甚至许多抗日烈士的后人如今只能靠领取基础生活保障金维持生计。

卖国者尽享荣华，爱国者的后代却代代贫困。这种是非颠倒的历史苦果，构成了韩国社会最深刻的心理创伤。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在明重拳重启追赃，确实顺应了社会对历史正义的强烈呼唤。然而，如果仔细审视这场高调的“抗日清算”，就会发现现实远比口号复杂得多，甚至隐藏着难以掩盖的制度困局与政治算计。

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外追赃机制的形同虚设。据韩国国会外民委议员李在康调取的官方资料显示，第一期调查委员会收回的2373亿韩元资产，全部来自于韩国国内。尽管法律规定调查委可以通过外长向外国政府请求跨国调查与协作，但在过去的实践中，外交部根本没有任何实际协助调查的记录。

如今第二期调查委成立在即，法务部却依然沿用了这套早在16年前就被证明无效的外交协作条款。政府内部甚至没有进行过一次针对海外查账的实质性业务磋商。在亲日派后代早已将大量资产转移至海外的今天，缺少跨国追赃能力的调查委，极有可能再次沦为只能在本土打转的“半吊子”机构。

此外，宪法拉锯战与法律争议也难以避免。面对政府的追赃行动，亲日派后代纷纷联手提起违宪诉讼，指责新法违反了“禁止溯及既往”和“不得追究连坐”的宪法原则。虽然宪法法院此前曾以“清算殖民残余”的最高正当性力挺特别法，但如今将追缴范围强行延伸至已处置资金，必然引发长达数年的司法拉锯，执行难度难以想象。

更深层的张力，则在于这场追赃行动背后难以回避的党派厮杀。在韩国政坛，亲日清算历来是进步派（以李在明为代表）打击保守派的政治工具。由于保守派的许多政商大佬、财阀家族在历史上与殖民时期的特权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在明此时高调开火，不仅能在光复节等关键节点巩固进步派基本盘，更能在政治上将对手逼入“为亲日派辩护”的道德绝境。

不可否认，李在明重启亲日财产追缴，展现了纠正历史扭曲、抚平社会伤痕的政治决心。但一项关乎历史正义的严肃法案，一旦陷入海外追赃无门、司法撕裂加剧以及党派利害争斗的泥潭，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亲日富三代”的残酷现实，依然要打上一个沉重的问号。

如果清算只能收回几块本土的残余土地，却无法撼动那些早已完成代际洗白与海外转移的庞大利益集团，那么这场迟到了80年的历史大洗牌，恐怕依然难以彻底拔除扎根在韩国社会肌理中的那根倒刺。

文 | 秦蓁 深圳卫视、湖北卫视评论员、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