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湖南韶山,毛泽连仍住在一间简陋农舍里。北京方面传来消息,毛主席病情加重。这个双眼几乎失明、生活并不宽裕的老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哥临终前惦记的,仍然是自己。
毛泽连在毛家兄弟中排行第九。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毛泽连比三哥小很多。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毛泽连还是个少年,却早早跟在三哥身边,负责送信、放哨和传递消息。
那时的韶山,表面平静,暗地里却危机四伏。毛泽东在乡间办夜校、组织农民,触动了地方势力的利益。毛泽连年纪虽小,山路却走得熟,谁家来了陌生人,哪条路出现了军警,他都能及时察觉。
一次夜间活动中,远处突然传来杂乱脚步声。毛泽连发现情况不对,赶紧向屋内示警。毛泽东没有迟疑,从后门进入树林,避开了搜捕。多年后,毛泽连很少提起这件事,只说自己“当时也不知道害怕”。
1925年夏天,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等孩子离开韶山,途中需要避开盘查。乡亲们想出办法,让毛泽连与杨开慧装作夫妻同行,再用挑担等方式掩护孩子。那段路并不长,却步步惊险,稍有破绽,后果便难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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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革命形势骤变,韶山一带也受到冲击。毛泽连在逃避搜捕时被树枝刺伤左眼,因为无钱医治,伤势逐渐恶化。左眼失明后,右眼视力也受到影响。遗憾的是,他没有及时把病情告诉毛泽东,长期拖延使眼疾伴随终身。
灾难接踵而来。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在衡山英勇就义。她是毛泽东的妹妹,也是毛泽连十分亲近的姐姐。敌人继续搜捕毛家亲属,毛泽连只能躲进山里,白天做短工,夜里寻找栖身处,连自己曾经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因组织遭到破坏而难以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并没有把亲属安排进重要部门。1949年毛泽东与毛泽连重逢时,第一眼便认出了这个多年未见的九弟。看到毛泽连的眼睛,毛泽东十分难过,立即让人陪他检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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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能否给毛泽连安排一份工作。毛泽东没有答应,只说:“我是国家的主席,不是毛家的主席。”这句话并非冷淡,而是他对公私界限的坚持。毛泽连没有文化和专业技能,身体又有残疾,回乡务农,反而是更符合实际的安排。
毛泽东承担了弟弟的医药费用,也曾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寄钱接济。毛泽连腿部受伤、母亲去世时,毛泽东分别给予帮助。但这些钱来自个人收入,并非动用公家资源。毛泽东还多次叮嘱亲属,不要凭身份向地方提出特殊要求。
毛泽连明白三哥的难处。有人劝他向政府申请照顾,他总是摇头:“三哥已经帮我很多了,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这种克制,并不是没有困难,而是他知道,三哥一生最在意的,正是不能让亲情破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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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76年,毛泽东身体每况愈下,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亲自过问弟弟的生活。他在病中向身边工作人员交代,希望政府适当照顾毛泽连,并留下了那封后来让九弟痛哭的信:“请你们帮我多照顾一下九弟,我实在是太老了。”
这不是为毛泽连谋取职位,也不是要求特殊待遇,而是希望地方在生活救助上给予适当帮助。韶山方面随后按规定给毛泽连发放生活补助。起初他不愿接受,看到三哥的信后却流下眼泪:“我对不起三哥,还是让他操心了。”
毛泽东逝世后,家人依照他的嘱托前往韶山看望毛泽连。那间屋子陈设简单,墙面斑驳,家具也十分陈旧。毛泽连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弟弟而改变生活方式,直到晚年,仍在韶山的乡土中安静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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