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 “投资于人”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投资于人”是当前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从实践到理论都需要进一步深化。从当前大的背景来看，“投资于人”需要考虑如下三点。从国际竞争看，国际竞争最终是人的竞争；从经济发展看，创新驱动最终仍依靠于人；从中国式现代化看，其最终落脚点是人的现代化。过去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物的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后来提出“治理现代化”，体现为制度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最终还要落实到人的现代化。

原文 ：《“投资于人”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作者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刘尚希

图片 |网络

人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三性”。一是主体性。从人与物的关系看，人应当支配物，而不是受物支配。主体性的彰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要求。二是创造性。人具有创造性，人的创造性越强，人的现代化程度也越高。创造性并非只属于高端人才，日常生活中同样处处可以创新，并非只有高科技领域才存在创造。因此，全面提升国民的创造性和创造能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三是文明性。这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不仅考虑自身，也考虑他人和社会。提高人的文明程度，同样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落脚点。从提升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来看，“投资于人”具有重要意义。

从经济学概念看，“投资于人”也不能与一般意义上的投资简单混同。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通常形成物质资本，而“投资于人”形成的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不能简单画等号。公共服务实际上属于公共消费，消费用于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并最终转化为人力资本。因此，消费并不只是单纯的消耗。从这一意义上看，消费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最终落脚到人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更好彰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

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和社会也应共同参与，“投资于人”不是“独唱”，而应成为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从治理现代化角度看，这体现为共治、共建、共享和多元参与。要形成“大合唱”，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市场准入问题。当前社会领域的一些公益性投入仍存在准入限制，公益基金、公益慈善可以开展，但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等领域仍存在一定门槛，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

应辩证看待“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以物本逻辑为底层逻辑时，人与物容易形成对立关系，但以人为最终目的、以人本逻辑为底层逻辑时，两者可以统一起来，物是手段，人是最终目的，一切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发展。“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不能简单划分为两个板块，也不能机械制定指标，将某些投入划为“投资于物”、另一些投入划为“投资于人”，否则容易割裂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整体性。例如，只要项目投资能够跟随人口流动、服务人的实际需求，表面上虽然属于“投资于物”，实际上同样服务于“投资于人”。应辩证看待“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不能以对立思维分别设定板块和考核指标，也不宜机械规定“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各自应占多少比重。只要“投资于物”以人为尺度进行评价，就能够服务于“投资于人”，二者由此实现统一。

“投资于人”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方向。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需要坚持长期主义、久久为功，不能局限于一个任期内的考核。部分“投资于人”的效果能够较快体现，但另一些方面需要较长时间，例如，就业能力提升。教育体制需要更好与社会需求和产业转型结合，企业也需要加大培训投入，这些都对促进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原有部分就业岗位正在快速消失，新岗位则需要新的技能，存量劳动力需要持续接受培训。这需要企业发挥更大作用，也需要政策长期支持和鼓励。对企业而言，竞争最终同样体现为人才竞争，因此企业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也需要长期坚持。

推进“投资于人”更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如果缺少良好的制度支撑，投入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除了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制度创新力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城乡二元体制等综合性改革。现有部分考核体系更多适用于“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匹配性和激励作用相对有限，同样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加以调整。总体来看，推进“投资于人”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避免政府单一投入、人与物对立、短期化和单纯增加财政投入等误区，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提高投入效果，使“投资于人”真正落实到人的发展和群众受益上。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9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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