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撤退，中国死磕到底！为何全世界就我们，敢赌核聚变百年未来

国际能源市场稍有波动，多数国家首先想到的，仍是寻找更多石油和天然气，确保传统能源供应稳定。中国同样需要应对现实压力，却把更多资源投向了一项短期内未必有回报、长期却可能重塑能源格局的技术——可控核聚变。

它被称为“人造太阳”。核聚变模拟太阳释放能量的过程，让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较重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巨大能量。

与核裂变相比，聚变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堆芯熔毁风险，也不会产生同等规模的长寿命高放射性废物。如果最终实现稳定、连续、经济的发电，人类就可能获得一种清洁而且资源丰富的能源。

问题在于，这个目标太难了。核聚变需要把等离子体加热到上亿摄氏度，再用强磁场将其约束起来。

温度、密度和约束时间必须同时达到要求，材料还要承受高热流、强辐射和复杂电磁环境。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无法稳定运行。

2025年1月20日，位于安徽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实现了1066秒稳态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把此前由EAST创造的403秒纪录大幅向前推进。

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纪录是长脉冲高约束运行纪录，不能简单表述成“1亿摄氏度燃烧1066秒”。但持续超过1000秒，依然被视为核聚变走向稳态运行的重要一步。

2026年1月，EAST又传来新进展。

科研人员通过新的运行方法，让等离子体在远超传统经验密度极限的条件下保持稳定，首次在实验中进入理论预测的“无密度极限区间”。过去，提高等离子体密度容易引发不稳定甚至放电中断，而密度又直接关系聚变反应效率。

这项成果意味着，人类在跨越核聚变点火障碍的道路上，又找到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再看欧洲。欧洲联合环状反应堆JET运行了40多年，最终实验活动已经结束。它曾在1997年创造0.64的等离子体能量增益纪录，又在2021年实现5秒释放59兆焦聚变能，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积累了大量数据。

JET的关停不是简单的失败，而是完成阶段使命后的退役。真正令外界担忧的，是ITER不断推迟。

ITER原计划在2025年前后产生第一等离子体，但更新后的计划将高电流运行节点推迟到2033年，氘氚运行阶段推迟到2039年。这个由多个成员共同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暴露出超大型跨国项目在预算、制造、交付和协调方面的困难。

不过，把这说成“欧美集体逃跑”并不准确。

旧的大装置模式正在承受压力，欧美的聚变投资却没有消失，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向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的商业路线。2026年6月，美国能源部发布最终版聚变科学与技术路线图，希望在2030年代中期推动聚变示范装置和商业化进程。

美国私人聚变领域累计投资已超过100亿美元，参与路线图制定的包括15家以上企业、10多家国家实验室和70多所大学。

所以，欧美不是不赌了，而是换了一种赌法。区别在于，私人资本可以追逐更灵活的技术路线，也可能在回报周期过长、技术节点未能兑现时迅速转向。

核聚变需要的却不是一轮融资的热度，而是跨越数十年的基础研究、工程验证、供应链建设和人才接力。中国选择的道路，是把这场长跑变成一项持续推进的国家工程。

早在1955年，中国科学家就提出开展可控热核反应研究。1965年，根据“三线”建设统一规划，四川乐山建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核聚变研究基地，也就是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前身。

1984年，中国环流器一号建成，中国核聚变研究由原理探索迈入大规模装置实验阶段。

60多年过去，早期山沟里的简陋基地，已经延伸出合肥EAST、成都中国环流三号、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CRAFT、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等科研和工程平台。这种坚持并不只是为了争夺一项世界纪录。

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24年，中国原油产量约2.13亿吨，进口量约5.53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70%。

发展风电、光伏、核裂变和储能，可以降低化石能源占比，但不同能源路线都有自身边界。风电和光伏存在波动性，需要电网、储能和调峰系统配合；核裂变能够稳定供电，却仍要处理燃料供应、乏燃料和安全管理问题。

核聚变提供的是另一种可能。

当前主流氘氚聚变路线中，氘可以从海水中提取，海水里约每6500个氢原子就有一个氘原子。氚在自然界中十分稀少，未来聚变堆需要利用锂增殖氚。

因此，核聚变燃料并不是“只要海水就行”，氚增殖、锂同位素供应和燃料循环依然是商业化必须解决的问题。

即便如此，聚变燃料的资源潜力仍极为可观。一旦实现工程化和商业化，它带来的不仅是发电方式变化，还可能改变工业成本、能源运输和全球能源安全格局。

中国敢于长期投入，也因为核聚变竞争已经从单纯的物理实验，逐渐转向整个工业体系的竞争。一个托卡马克装置需要超导磁体、真空室、加热系统、遥操作系统、控制系统、低温系统和等离子体诊断系统协同工作。

关键部件必须耐高温、耐辐照、耐强磁场，还要达到极高的加工精度。没有完整制造业体系，仅靠少数实验室很难完成这种工程。

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工程技术队伍，能够把实验室需求迅速分解给材料、冶金、机械、电气、核工业和数字控制企业。2026年7月，ITER第六个真空室模块在法国完成吊装，核心模块安装进度超过三分之二，相关总装工作就有中国团队深度参与。

这种能力也体现在中国现有能源建设上。

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4.38亿千瓦，同比增长22.3%；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达到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2025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21.7%，规划到2030年提高至25%。

中国并没有把全部筹码压在核聚变上，而是在风电、光伏、储能、水电、核裂变和核聚变之间同时布局。

能马上使用的，就大规模建设；需要几十年突破的，也提前投入。这不是忽视成本，而是把短期能源供应和长期能源安全放在同一张表上计算。

2025年7月，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重点布局聚变总体设计、技术验证、数字化研发和资本运作。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将核聚变能列入未来产业，提出推动核聚变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26年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正式施行，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安全监督和产业利用等方面建立制度框架。

2026年8月，上海又成立由聚变企业、产业链企业和投资机构共同参与的“聚变生态联盟”，推动资金链、创新链和产业链衔接。

同年成立的聚变金融机构联盟，则把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和科创服务机构拉进同一套体系。合肥设立的聚变创投基金首期规模10亿元，存续期长达15年。

对习惯追求快速回报的资本来说，15年太久；对核聚变来说，15年可能只是完成一次工程跨越的时间。

当然，核聚变距离真正进入电网仍有很长的路。等离子体实现高温和长时间运行，不等于整座装置已经实现净发电；实验中的能量增益，也不等于电站扣除磁体、加热、低温和辅助系统耗电之后仍能盈利。

高热负荷材料、氚增殖、设备寿命、远程维护和发电成本，每一道都是硬关。但中国正在做的，正是把这些难题从论文里搬进工厂，把物理问题变成工程问题，再把工程问题变成产业问题。

所谓“欧美撤退、中国死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欧美正在从传统大项目向商业公司和公私合作转型，中国则在保持长期科研投入的同时，把国家力量、市场资本和完整产业链同时压上赛道。这场竞争没有真正的旁观者，也不会因为一项纪录就提前结束。

全世界敢谈核聚变的国家不少，敢把它写进五年规划、建立企业主体、配置长期资本、建设成套工业体系，并准备连续投入几代人的国家却不多。

核聚变或许不是一场能够迅速兑现的投资，却可能是一张决定百年能源格局的入场券。中国选择死磕到底，不是因为看不到风险，而是因为看清了它一旦成功，值得用几十年去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