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日媒重提历史旧账，可高市早苗早已越过红线

前言

各位读者，我是小李。

日本主流媒体近期再度翻出2012至2014年间那段所谓“破冰”旧事，试图在即将于11月召开的深圳APEC峰会上复刻当年路径。

然而高市早苗已在台湾议题上公然触碰中方核心底线，中日关系赖以维系的政治基础已出现明显松动。

彼时那套操作逻辑得以落地，仰赖中间人、亲笔信、正式谈判渠道三者同步就位；如今这三项前提中，尚有几项仍具现实可行性？倘若涉台错误表态这一症结始终未获正视，仅靠单方面安排高层接触就想推动关系回暖，这种设想是否过于理想化？

旧剧本的零件已经换了一遍

日本共同社等机构近来频频聚焦将于深圳举办的APEC会议，寄望重现2014年北京APEC期间两国元首会晤的历史场景。

回溯当年路径之所以顺畅运转，关键在于三大要素形成闭环：可信赖的沟通中介、具有政治分量的书面信函、以及双方默许的政策对话窗口。

2013年1月，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携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手写信函专程访华，中方高层予以接见并接受该信，随后双方围绕历史与领土问题达成四项原则共识，最终促成2014年11月APEC框架下的领导人面对面会谈。

而今这三枚关键“齿轮”均已发生实质性更替。当前与高市早苗联合执政的是日本维新会，其对华态度相较自民党更为强硬，立场更具对抗性。

维新会公开主张废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关于“不保持战力”的限制条款，明确写入“国防军”法定地位，全面承认集体自卫权行使条件，意图将日本防卫政策由“专守防卫”转向所谓“主动防御”战略轨道。

今年9月17日完成内阁改组后，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首次入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该党自成立以来首位进入中央内阁成员，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的合作层级由“内阁外协同”跃升为“内阁内共治”。

过去公明党在联合政府中尚能发挥一定缓冲与牵制作用，如今这一制衡机制已被彻底移除，取而代之的是加速推进的政策推力。要在维新会内部寻得一位兼具沟通意愿、中方信任度及政治分量的协调人选，其难度远超以往。

与此同时，中方一侧的环境变量同样深刻变化。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执法行动已实现高频次、全天候、制度化覆盖。

据中国海警局局长张建明2026年1月30日在海上执法专题访谈中披露，过去五年间，中国海警累计出动舰艇55万艘次、航空器6000架次执行维权任务，组织钓鱼岛领海巡航达134轮次，2025年全年巡航天数高达357天，接近全年无休。

相较2012年那种“你抗议、我巡航”的低烈度博弈形态，当前态势已演变为常态化、体系化、法治化的主权维护实践。外部格局亦同步重构。

当年曾在钓鱼岛争端中为日本发声的美国，如今在中日围绕琉球群岛及钓鱼岛问题上的介入意愿与实际影响力均显著减弱。

美国财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开表示，“中日之间的摩擦尚未对美经济构成实质影响”，此类表态与2012年美方高调介入、频繁施压的姿态形成鲜明对照。日本国内媒体亦敏锐捕捉到这一战略退潮现象。

红线摆在那里

本轮关系僵持的起点清晰可辨。

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答辩中首次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安保法》所设“存立危机事态”概念挂钩，声称若台海出现海上封锁并伴随军舰部署及武力使用，此类情形“有可能构成日本认定的存立危机事态”。

依据现行日本安全法制，一旦触发该事态认定，即意味着启动集体自卫权行使程序的可能性大幅上升。日本国会官方记录完整存档了此次发言全过程。

此后共同社披露的内阁官房内部预拟答辩要点中，并未包含上述表述内容，证实高市是在现场质询压力下临时作出该判断，原话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这都属于可能引发国家存亡危机的情形。”

在野党随即发起多轮追问，要求其撤回相关言论。2025年12月16日国会辩论中，立宪民主党议员广田一质询其“存亡危机事态”定义中所谓“关系密切地区”是否涵盖台湾。

高市仅以“对象并非预先设定”为由回应，强调须“依个案具体情形逐项评估”，回避作出明确界定。

当被直接问及是否收回此前表态时，她仅重复政府既有口径，称“基本立场未曾变动”，未作任何澄清或修正。现场议事一度中断数分钟，电视直播画面三次显示“音频信号中断”。

中方反应迅速且立场坚定。2026年2月14日，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日方领导人涉台错误言论，暴露出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历史幽灵仍未散去，军国主义复活倾向依然暗流涌动。

9月28日，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时，再次定性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极其严峻复杂阶段”。

中方通稿明确记载，王毅强调今年正值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日本若拒绝正视侵略历史、持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秩序，既无法向国际社会交代，更无从规划自身未来走向。

他进一步提出三点期待：首要任务是日方立即纠正领导人涉台错误言行；核心关切是在历史问题上展现真诚反省姿态；根本出路在于构建客观、理性、稳定的对华认知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岩屋毅此次访华本身即具标志性意义。他于9月28日与王毅会谈，次日又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共同社报道指出，这是高市发表涉台言论以来，中国高层首次接待日本国会议员级别代表团。

岩屋毅是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率团访华，随行人员约五十人，涵盖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等多家头部企业高管。

他在10月2日返回家乡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本次访问或有助于营造更趋缓和的双边氛围，但同时坦言中方立场依旧十分坚定，呼吁借助APEC、G20等多边平台及常规外交日程，重启两国政府间高级别磋商机制。

中方愿意为其安排高层会见，表明沟通管道并未关闭；但王毅在会谈中已把话讲透——真正决定关系走向的，不是见面频次，而是日方在台湾、历史、安全等根本议题上的实际行动。

岩屋毅也在会谈中坦言，当前日中关系现状令人忧心，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致力于推动双方回归《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初心与合作原点。仅靠增加互访数量，并不能自动消解结构性分歧。

高市早苗本人近期系列动作亦值得高度关注。2026年9月22日，她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公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107条所载“敌国条款”。

9月28日，她主持召开强化情报统筹能力首次专家咨询会议，将中国军事力量持续增长列为日本周边安全环境中的“首要关切事项”。

在9月17日内阁改组中，官房长官木原稔、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鹰派人物继续留任。其中木原稔曾于2024年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进次郎则多次主张就核威慑政策展开公开讨论，被视为安保领域最激进的声音之一。

这些政策信号叠加呈现，北京方面不会仅凭一封私人信函或一次礼节性会晤便改变判断，而必然综合审视东京在台湾问题、历史认知、军事安全及防务政策等维度的整体表现。

经济界着急，政界不着急

日本经济界当前处境颇为纠结。共同社10月1日报道，由日中经济协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及日本商工会议所三大机构负责人联合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计划于2027年3月访华，相关协调工作已正式启动。

如能成行，将是时隔约两年恢复高层经贸对话机制，代表团力争与中国国务院及部委负责人举行正式会谈。原定于2026年1月的访华行程，因中方未就接待规格与议程安排给予明确答复而推迟。

日中经济协会自1975年起几乎每年组织企业家代表团访华，此次延期属四十余年来首次。经团联高层6月曾公开表示，目标是在2026财年内实现访华突破，并拟于11月中旬先行派出小型先遣考察团摸底调研。

经济界迫切希望重启务实合作，政界却在涉台议题上持续释放危险信号。高市拒不撤回错误言论，维新会整体立场比自民党更趋右倾，安全与防务领域动作密集出台。这种内外失衡状态，折射出日本对华战略内部裂痕正在不断加深。

数据最具说服力。日本帝国数据银行2026年9月发布的《在华日企经营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总数为10118家，较2024年同期减少22%，较2012年峰值14394家下降近三成，创下2010年以来最低纪录。

2024年至2026年三年间，新进入中国市场日企共计1221家，同期完全退出中国企业数量高达4137家，撤出规模约为新增数量的3.4倍。

帝国数据库研究团队指出，该数据清晰印证日本企业在华布局已由扩张期全面转入结构性调整期。

报告还援引受访企业反馈称，本轮调整重点在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网络，在维持必要对华合作基础上，系统性降低单一市场依赖度。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长尾悟分析指出，经历多年大规模对华投资后，日本企业正加快将产能与订单向印度、越南、泰国及东盟其他国家转移，寻求区域多元化新支点。

中方实施的精准反制措施亦产生连锁效应。2026年2月2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被列入管制名单企业的日本国内上下游合作伙伴近1万家；若计入关联度较高的“关注名单”企业，其国内交易网络覆盖主体已逼近4万家。

若该趋势持续延展，最终承受最大压力的，恰恰是日本本土产业链上的广大中小企业。

结语

日本媒体反复咀嚼2012至2014年的旧叙事，无意间揭示了一个尖锐现实：东京既不愿看到中日关系持续滑坡，也无法忽视中国市场对众多日企不可替代的价值，更难以割舍业已深度融合的区域产业链纽带。

日方期望达成的目标，是在安全议题上坚守自身立场的同时，最大限度规避经济代价。但旧有互动模式之所以有效，前提是双方均愿为关系稳定主动创造条件、预留空间。

当下，日本国内具备跨海峡沟通资质的中间力量日趋稀缺，钓鱼岛海域执法已成日常节奏，台湾问题在双边关系中的权重与敏感度持续攀升，日美同盟在安全领域的捆绑程度亦日益紧密。

真正决定能否破局的关键节点，并非11月深圳APEC能否实现一次象征性会面，也不取决于又有多少日本人士赴华交流，而在于高市早苗本人是否愿意正视并修正导致当前困局的核心言行。

仅在程序层面做文章，却不直面根源性矛盾，再熟悉的剧本也难再现昔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