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名校”焦虑成社会问题，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须淡化身份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高校分类改革作出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战略部署。这再一次明确了高校分类发展的现实意义和行动框架。

高校分类发展的提法由来已久，但长期以来，各种分类发展的举措最终往往以分层收场，而分层大多有明显的高低之分。客观上，大多数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常以低于研究型高校的姿态存在，且相关人员在就业、晋升及其他社会活动中也会因“非名校”身份而遭遇歧视，这显然有违分类发展的目的。要真正实现不同类别高校的分类发展，从根本上破解这种分层问题是当务之急。

站在高校分类发展、统筹规划的角度，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如何贯彻《意见》精神是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主体关注的重要问题。眼下，高校能否获得“双一流”身份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巨大，而大多数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却受困于此。必须承认，目前大多数高校对“双一流”身份的关注超过对办学成效的重视，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值得关注。

在笔者看来，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以国家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为契机，推行开放式的分类建设方案。具体而言，要淡化“双一流”建设学科和建设高校的入围身份，给予全体高校以自身条件和特色争创一流的机会，引导高校在各自类别“纵向争先”办出一流水平。

说得更直白点，建议国家不再出具官方认定的“双一流”高校名单，同时以项目制形式开展各类资助活动，不以层级而以效能选择资助对象。通过“双一流”建设导向，最大限度激发全体高校高质量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各类高校在各自赛道“纵向争先”创一流的发展格局。

以科学评价为牵引，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要“淡化身份”“纵向争先”，这是国家管理主体和高校建设主体各自履职尽责的协同产物。

首先，尊重高校参与“双一流”建设的办学权利。“一流”本就是抽象概念，它更多的是一所大学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或声誉，属于人的主观感受。相应地，高校主体可以提出争创一流以提振士气，这属于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政府领导下，把学校定位和发展目标交给高校，让高校最大限度地办出特色和水平，这也是“放管服”治理高校的目的。

与此同时，由官方认定高校的“双一流”身份须十分谨慎。从客观情况看，一方面，高校永远处在动态发展中，任何评价都是过去式；另一方面，对大学的评价永远是相对的，任何结论都无法覆盖一所大学的全部情况。从主观情况看，“入围”身份与国家资源配置紧密捆绑，以及身份固化造成荣誉固化、利益固化等不良后果，显然有悖“双一流”建设的初衷。

其次，促使教育评价标准回归教育实践活动本身。“一流”既然是抽象概念，自然也不存在绝对的“一流”高校评价标准。眼下，很多高校紧盯管理部门设置的评价指标，并将其作为追求目标，甚至出现了“形式大于内容”“身份高于一切”等建设目的异化问题。然而，指标数据优秀能否代表真实水平高，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同时，国内的“双一流”建设评价指标主要为可计量的科研指标，这类量化指标不仅难以反映高校的人才培养情况，也不能反映科研的实际质量，甚至还可能被学术不端者钻空子。而且，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不再区分入围大学与入围学科，高校只要有一个学科入围就能拥有“双一流”身份，这很容易导致高校将资源集中到有望入围“双一流”的单一学科。这种情况大多会发生在办学竞争力偏弱的应用型、技能型高校，这对此类高校办学实力的提升可谓“雪上加霜”。

总之，现有的“双一流”评价标准比较偏向研究型高校，这对技术型、应用型高校不公平，需要制定切实的分类评价标准。

最后，须破解基础教育日趋严重的功利性名校竞争。当前，“非名校”焦虑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基础教育学生为进入名牌高校而展开的升学竞争，有的已到了扭曲的地步。“双减”政策明令禁止课外学科补习，但依旧挡不住学生及家长的追逐。在国家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大、数智科技发展为个体成才提供更多可能性的背景下，利益相关者之所以放不下名校情结，主要源于基础教育出口处的高校被简单分层、“歧视链”现象严重等。为此，要以满足国家和个体发展为目标，建设更具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高等教育体系。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要通过分类评价，促使各类高校从“一列纵队”向“多列纵队”排列，直至实现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高校“齐头并进”的格局。一旦高校“有类别、无层级”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多元人才观就会被国人广泛接受，学生就能按照自身兴趣爱好、才能禀赋等理性选择高校，这将极大地化解基础教育的功利性名校竞争，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中国科学报》 (2026-09-29 第3版 大学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