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通判究竟是多大官？放到今天相当于什么级别？一文带你详细了解

要说宋代地方官场里最有戏剧张力的一种职位，通判绝对排得上号。

他不是一把手，却几乎“事无不预”；官阶不算太高，却能压得知州、知府不敢轻举妄动；按现代话说，有点像“常务副市长＋纪委书记＋财政局长＋审计局局长＋应急管理”的综合体。

很多电视剧里，知州、知府在前台撑着场面，通判在后面冷眼旁观，关键时刻一句话就能让全场安静下来——这并不是艺术夸张，而是有史可查的制度设计。

要搞清楚通判到底是什么官、权力有多大，就得从宋朝这套“以小制大”的地方权力结构说起。

宋朝为什么要发明一个“通判”

宋代之前，地方权力基本讲究一个“州郡长官说了算”：汉唐时期，刺史、太守、节度使，往往一个人握着财政、军政、司法等各路权力，朝廷想管也够不着，慢慢就养出来了地方割据的大尾巴。

五代十国搞得天下七零八落，赵匡胤当了皇帝，第一件事就是痛定思痛——一定要削军权、分地方权，把“藩镇割据”的根连根拔掉。

于是通判这个职位，被摆上了制度设计的台面。

史书里对通判的称呼特别多：半刺、屏星、别乘、郡监、监御史、倅贰、同判、同知州……名号听起来花里胡哨，其实核心意思就两句：

一是副手。“倅”“倅贰”本来就是副职的意思，而且在宋代基本只指通判——别的副职都不配叫这个。

二是同权。“同判”“同知州”，字面上就是“跟知州一起判事”“共同掌一州之政”。

真正的制度起点，很明确：北宋乾德元年，也就是963年，赵匡胤刚灭掉荆南、湖南两块割据势力，随即“始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通判这个职位正式挂上编制。后面随着统一进程推进，陆续在其他州府推广开来。

通判的设立，不是随便一刀划一条线，而是很讲究对象和地区：

大藩府，一般设两名通判，比如西京、南京、天雄、成德这些地方，两员通判同时盯着；普通府一员通判够用。

州这一级，更细了：

- 文臣当知州的，一般设一名通判，人口不到万户的小州可以不设；
- 武臣当知州的，不管地盘大小，一律设通判一员或二员；
- 边远地区，比如广南，有时安排“试秩通判兼任知州”，一人身兼两职。

军、监本来不设通判，只有判官。但只要武将镇守、或者户口繁多、位置关键的军，也会专门设通判盯着，比如北宋淮阳军、南宋安丰军，都配通判一员。

到了南宋，局势更紧张——武人掌兵权、金兵压境、内部党争不断，皇帝更不放心武将自成体系。于是通判在这些地方的设立数量又向上加码：帅府大小通吃，一律两员通判；凡武臣为长官的州军监，按规定都要配通判，属于重点监管对象。

简单一句话：只要有可能长出“尾大不掉”的地方力量，皇帝就把通判插进去。

通判每天在干啥？

很多人以为通判就是“盯着知州”的监察官，其实远不止如此。

宋人自己有句话：“艺祖惩藩镇之弊，置通判以分州权，事无不预。”通判不仅要监督，还要深度介入州郡各项政务。

可以分几条来看。

第一条：盯人——监察州县官员

这是通判最核心、最初始的功能。

赵匡胤设置通判，就是为了让他们“监州也”，专门盯着州郡长官。那时候通判跟知州吵架，会直接说：“朝廷使我来监汝。”这不是说狠话，而是制度赋予的正当话语权。

知州、知府这些地方一把手，“举动必为所制”，不敢太放飞。南宋到宁宗时代，仍然把通判的监察职能当成不可动摇的制度。

当时有大臣提议，文臣做知州的地方，干脆别设通判了，这样地方运转更方便。宁宗直接怼回去：

“郡有倅贰，正如诸军统制之有副也，互相纠察，岂容省去！”

意思很明白：一个地方一把手，必须有副手在旁边纠察，不可能让他一人独大。

通判不但盯知州知府，还要盯整个所部官员。仁宗朝就规定：知州、知军、通判要按察所属官员的情况，“须具实状以闻”。哲宗时又加一条：所部官有善有恶、政务有修有废，通判都有权“刺举以闻”，也就是记录在案上报。

南宋地方志里更明确写着：通判“入则贰政，出则按县”，既参与州政，又出城检查县官，真的是一刻不闲。

第二条：盯钱——财政、税收、库藏、统计全参与

如果说监察权是通判的政治抓手，那么财政权就是他的“实权抓手”。

尤其南宋财政紧张，通判基本成为地方财权的总协调人。

先看一个关键词：经总制钱。

徽宗宣和年间，对金作战，军费烧得利害，朝廷就开始加一堆附加税：酒税、头子钱之类，统称经制钱。南宋初年又发明了总制钱，两个合在一起，就是经总制钱。

这种钱非常敏感——纯粹为了战争临时加的税，多半容易被地方官动手脚。于是绍兴三年，高宗直接下诏：

“诸州经总钱并委通判拘收。”

意思就是：这种敏感财政，统统交给通判来收管。

一开始通判和知州一起管，经总制钱账上写的是两个人名字。过了一段时间，发现知州挪用太严重，到孝宗淳熙元年，就改成：“委诸路州军通判，专一主管。”

宁宗时代的法令规定，每个州县收多少经总制钱，都要每季做账，限下个季节孟月五日之前报到通判厅，再由通判厅审查后行报上一级的提点刑狱司。也就是说，通判不仅管收，还必须对账、对上负责。

除了经总制钱，通判还有几项重要财务职责：

- 军需筹备：仁宗时期开始，凡战区通判都要负责军队粮草物资。到南宋，战争连年，高宗专门发诏：凡大兵出征，所经州县，都要由通判担任钱粮官，在边界伺候支应，人马出了州界才许回城。这可不是象征意义，而是实打实的后勤总负责。
- 仓库管理：南宋州郡的仓库一般有公使库、军资库、公使酒库等。公使库的钱主要用于宴请、馈赠、官员赴任离任的开销，这类经费必须由知州和通判共同签字才能动。军资库更重磅，被称为“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很多地方由通判提举管理，意味着财政主库基本在通判手里。
- 应在司：相当于地方统计局，负责将一个州财政收支情况按“元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分类上报中央。庆元条法明写：“诸州应在司，通判一人掌之。”数据权在手，就能掌握真情况。
- 县级财政审核：州下有磨算司（由知州控制）和审计司（由通判控制），县里的财计，必须同时经两边审核。这等于把地方财权拆成两半互相牵制。

第三条：盯官——人事情况要上报

南宋通判还得管人事信息的“最后一公里”。

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凡地方官超过期限不赴任、病故、离任半年却没有替补，都必须按月由州里委通判，帅司委属官，将情况“实封差人赉申尚书吏部”。

说白了，谁缺了、谁没来、谁要补，通判要负责向中央人事部门递送详单，不能让地方自说自话。人事上报权在通判手里，也是防止地方长官私自换人、瞒报的一个制度安排。

第四条：盯案子——审理刑狱案件

宋代地方判案，知州不是独断。

北宋的制度写得很直白：“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通判要“与守臣通签书施行”。联签制度让通判有机会对案子做把关。

南宋帅府里，有些徒罪案件直接交给通判过目。史书中不少通判审理疑难案件的记录，被当成“清官事迹”写进地方志。

比如吕沆当婺州通判时，接手两个纠缠几十年的老案子：一个朱某争田，打了四十二年官司；一个吴王府争墓，扯了二十九年，吕沆接手后都给判决了。这样的案子通常地方不愿碰，通判敢接、敢裁，很大程度反映出他被赋予相对独立的司法参与权。

第五条：盯工程、盯灾荒——防汛、修堤、荒政也归他管

宋代防汛、水利是要命的大事。吴江的石塘堤，是浙西一条关键堤岸，绍定二年石塘堤塌了，护堤的士兵却被地方官抽去干别的杂役，导致安全隐患巨大。

理宗直接下令：修石塘堤的责任，“委平江府通判主管，不得辄有抽差，违许奏劾”。

也就是说，通判出面管这个工程，就是要让他拿出弹劾权，制约那些想把护堤士兵挪去干别的活的地方官。这体现出来的，是通判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方面的“纠察＋执行”的双重定位。

除此之外，通判还要“奉行荒政”：遇到灾荒要执行赈济政策，督促地方官按中央规定施行，而且还要督责植树等“政绩性事务”。从农田树木到河堤堤岸，通判都是“有责之人”。

一句话总结：通判干的是一份“身不由己”的综合性差事——上管财政、人事、司法，下管水利、防灾、环保，还要时时盯住州郡一把手的动静。

什么样的人能当通判？

有这么多权力，皇帝当然不会随便找个人来坐这个位置。

宋人对通判选任的要求，细得有点让人意外。

第一：谁来选——皇帝、宰相、吏部、监司都有角色

选通判的路径，大致有几种：

- 皇帝亲擢：南宋时期尤其常见。比如绍兴三年，高宗直接规定淮南各州通判“并令朝廷选差”，亲自盯着敏感地区的通判人事。
- 堂除：也就是在中枢“宰执堂”里定人选，是主体方式。北宋时凡双通判的府州，必定有一员是堂除；南宋又进一步扩大，绍兴、乾道、开禧等年间接连下诏，让更多府州通判都改成堂除——说明地位重要。
- 吏部或监司辟差：这是补充方式，主要适用某些地区或时期。沿边地区还允许转运司拟差通判，比如利州路的一些州（金、洋、兴、利、文、龙等），淳熙十四年起就按八路旧法由本路转运司拟人，皇帝批准后生效。

皇帝的态度很明显：重要地方通判要亲自定，边路通判让掌路财政的转运司参与，确保人选能实打实盯得住当地情况。

第二：资历要求——不能空降，必须“从县熬上来”

通判的资序，不同选任方式要求不同。

皇帝亲擢的，可以“不以官资之崇卑”，换句话说看的是个人品行与能力，资历可以淡化。

但堂除、吏部差注、监司奏辟这些途径，都强调一个基本门槛：当过县官、有一定年头。

南宋一般州府的通判，大多要求“两任知县有关升状”者才能担任。也就是至少当过两任县令，且有升任备案。这种“从县熬上来”的路径，保证了通判不是纸上谈兵的人，而是玩过基层工作的人。

大藩帅府，比如临安、绍兴、平江、庆元等重要府，到了嘉定五年之后，更强调要用“经任通判人”来充任——也就是已经做过通判的，再调来做这些“重灾区”的通判，层层筛选。

但有意思的是：通判资序普遍低于知州。

孝宗时代就明文规定：“第二任通判以上资序人，不以内外与知州军差遣。”宁宗后来再加一道门槛：必须有通判资历及两任通判记录，才能升为知州。朱熹也专门点评：按照法度，两任通判，有升状，方可为知州。

这就是典型的“以小制大”：让资序略低、但经验厚实的通判去监督资序更高、地位更显的知州，以避免出现“同一派系老大监督老大”的情况。

第三：回避制度——防止“上下串通”

通判要监督知州，就必须避免人选出于知州之手。

乾道五年，孝宗下诏：“守臣毋得荐举通判。”也就是知府、知州不能参与推荐通判人选，一旦通判是由他推荐出来的，这个人就很难对他开口监督。

南宋一代，这条基本成了定制。但实际执行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帅府长官自辟通判”的情况。

绍兴三年，监察御史郑作肃就上疏痛批这个问题：

通判如果出于帅守之门，“则于州事无所执守，视过咎无敢刺举”。

高宗听完后下令：凡现任守臣所辟的通判，一律罢免。

另一类回避，是防止武臣与宗室勾连。徽宗时期就已经规定：武臣为知州的地方，不得差宗室为通判。南宋沿用这一条，目的是堵住“宗室＋将领”的双重权力通道，避免边镇成为皇族与武人勾结的势力中心。

此外，还有一条很隐秘却重要：将领所在府州的通判，不许由监司推荐。因为监司本身也要监军，如果监司和通判属于一条线，很容易形成“一路人马”，对皇权形成合力压力，制度上就直接切断了这条关系链。

通判自己由谁来管？

通判不是“只出不进”的单向监督者，他自己也在别人的监督视野里。

宋代对通判的监管，大致有两层。

第一层：路级监司——主责人

南宋皇帝多次强调：通判要接受路级监司的监察。

淳熙九年，孝宗下诏说得很直接：“自今通判不得以季点为名，辄行下县或因诸事差出。”意思是通判不能随便以点检为名，跑下县胡乱干预。紧接着一句：“无得因缘搔扰，仍令监司常切监察。”

监司如果明知通判有问题却不问，也要“坐失察之罪”。路线很清楚：监督链条上，监司对通判负有首要责任。

第二层：州郡长官——部分时期的反向监督

高宗时期有过一段时间，州郡长官被允许就通判的不法行为向上按劾。因为实际操作中，不是只有知州有问题，通判也可能借监察之名做出“刻剥”百姓的事。

绍兴二十七年，高宗专门针对通判以“季点”名义下县刻剥农民的问题，下诏：“许州郡按劾以闻。”给知州一定的发声渠道。

但这样的制度很快又被纠正。

淳熙十三年，知州詹仪之按劾通判沈作器，并建议免去通判职位、改授闲职（宫观官）。孝宗看后说了一句很有标尺的话：

“詹仪之所按固然，但此门亦不可开。监司按通判则可，知州于通判按举皆不可。”

一边承认通判确实有问题，一边明确把监督权收紧到监司层面，防止地方长官借按举通判来反制地方监察制度，最后变成“上下互相扯皮”，削弱通判制度的权威。

从监督链条看，通判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既是“州郡的监督者”，又是“路级监司的被监督者”，与知州之间不允许形成“双向投诉制度”，以防“地方人自家打自家”，把中央的制度安排稀释掉。

通判这套制度，最后留下了什么影响？

从北宋到南宋，通判制度一直在变，但核心目的和作用基本没变：用中低资序、经验丰富、不能由地方长官举荐的人，去分割、制衡州郡权力，让皇权真正落到地方。

它的结果至少有几个方面：

第一，稳住了大框架的地方控制

五代十国之乱，最严重的就是藩镇坐大。宋朝能在这么复杂的地缘环境下维持一百多年相对稳定，通判制度在地方权力分割上发挥了不小作用。

知州掌行政、司法、一定军权，通判握财政、监察、案件参与、工程灾政，从制度上把一个州的权力拆成两个核心角色，互相牵制。

第二，形成了后来“副职＋纪委＋审计”的制度雏形

如果把通判放到现代语境里，会发现很多制度影子：

- 他是副职：对一把手有日常参与权，具体事务“事无不预”；
- 他是类似纪委：有刺举权、按察权，负责监督地方官员行为；
- 他又像审计＋财政：掌管经总制钱、公使库、军资库、应在司，专盯钱的走向；
- 同时还像应急管理：防灾、防汛、大兵征发时粮草筹备，都归他协调。

这种跨部门综合性职位，在之后的历史里不断被拆分成单独的监察机构、审计机构、财政机构，但在宋代是集中在通判这一个角色身上。

第三，也留下了不少现实困境

权力集中在一个“以小制大”的副职身上，也带来问题：通判可能藉监察之名刻剥百姓出“副贪官”，也可能与监司结成“路－州”共同体，对地方一把手形成过度压力。

史料里我们能看到，南宋皇帝不得不一再通过诏令限制通判下县“季点”、限制通判干预县政的频率，让制度不至于跑偏。

第四，给后世提供了一个很鲜明的制度样本

如果你今天再看宋代的地方职官配置，会发现“通判”这个职位非常有想象力：

他不是太高的官阶，却坐在众多关键节点上；
他不是地方的领袖，却在财政、人事、司法、防灾这些事上负有不可绕过的责任；
他不是直接统兵的人，却对军队粮草补给、军资库有实质掌控。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这种“以副制主”“用财制政”“以监制军”的综合性安排，是宋人对前代藩镇制度的深刻反思后，拿出的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解决方案。

所以，当你在电视剧里看到通判这个角色，别只把他当成“爱挑刺的副职”来理解。在真实的历史里，他几乎是宋代地方权力结构里的关键枢纽，既是皇权伸向地方的一只手，也是地方内部相互牵制的一枚重要棋子。

如果你还想继续聊宋朝的职官制度，比如“知州”“提点刑狱”“转运司”“安抚使”等怎么搭在一起，也可以关注我，一起把这盘宋代地方权力布局慢慢拆开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