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一败再败，德国总统警告全球，总理却抢在下台前，送乌武器

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连续三轮州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国内政治裂痕持续扩大。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公开发出警示，“现在的德国，可能要走到二战前那一步了”。就在舆论讨论德国政坛是否会出现权力更迭的节点，默茨直接动身前往基辅，敲定新一轮对乌武器援助。

9月份，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柏林三地陆续完成州议会投票。选择党在东部两个州拿到最高得票，基民盟在梅前州甚至没有跨过5%进入议会的门槛。默茨本人承认，这一组选举结果属于灾难。德国联邦层面执政联盟的民意根基，正在被地方选票持续侵蚀。

东部选民放弃基民盟，首要动因是经济上的长期不满。能源价格抬升，制造业岗位流失，薪资增长速度跟不上物价。联邦政府推行的财政紧缩方案，让地方公共服务持续收缩。这些民生问题，从默茨上台之初就摆在桌面上，执政团队没有拿出能够落地的调整方案。

主流政党持续失去选民信任，是德国这次地方选举释放出最值得重视的结论。二战之后，基民盟长期作为德国稳定治理的支柱政党，能够吸引跨阶层、跨地域的中间选民。这次连续失利，说明中间选民群体已经不再愿意继续支持这套沿用多年的政策框架，选择党支持率上涨，实际上是大量不满现有政策的选民，找不到其他主流政党承接诉求，转而投给反对现有路线的政党。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统一日纪念讲话里提到，国内极端主义势力的动员，正在冲击战后建立的民主秩序。他的发言，指向德国社会内部的撕裂。柏林统一日当天，数千民众聚集在勃兰登堡门发起“永不再战”游行。游行人群提出的诉求集中在停止军备扩张，拒绝重启义务兵役，要求以谈判方式结束冲突。

同一时间，德国联邦政府还在推进对乌军事输送。这种对立不只是街头口号，会传导到议会立法、财政预算审批环节。默茨政府想要继续增加国防开支、对外输送武器，国内议会阻力会越来越大。默茨在选举失利之后，选择不推迟行程，直接突访基辅。随行人员里，除内阁部长，还有多家德国防务企业高管。这次访问敲定13.5亿欧元援助，其中10亿欧元划入军事装备供给，剩余资金用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修复。德乌双方还签署协议，在乌克兰本土联合生产无人机。

国内选票已经明确释放反对信号，为什么默茨依然选择在这个节点加码对乌援助？站在默茨个人的角度，联邦执政团队内部，已经出现对他领导能力的质疑。党内不少成员认为，民生政策调整缓慢，是选举溃败的直接诱因。如果他立刻收缩对外安全承诺，会被国内亲欧阵营指责动摇欧洲集体安全承诺，加速执政联盟解体。维持对乌援助，可以保留对外政策层面的政治筹码，稳住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的预期。

默茨选择加速交付对乌武器，是把对外政策当成维持自身执政存续的工具，而非单纯出于欧洲安全考虑。德国民众的感受，和联邦政府对外政策方向，已经出现明显错位。大量民众认为持续输送武器只会延长战事，增加欧洲卷入冲突的风险。联邦政府决策层的判断，和基层民意之间的距离持续拉大。

德国政坛的变化，还会传导到欧盟整体决策。欧盟内部多个国家已经开始评估默茨下台之后的备选方案。一旦德国联邦政府出现悬空，欧盟关于对乌援助、防务预算、能源政策的协调工作，都会陷入停滞。欧盟很多重大计划，都依赖德国财政与工业产能支撑。德国国内政局动荡，欧洲整体对外政策会失去最重要的执行主体。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德国军工产业会因为持续对乌援助拿到订单，产业资本会持续游说联邦政府维持援助规模。这部分产业力量，构成支持对乌输送武器的固定群体。产业利益和外交政策绑定之后，即便民意转向，政策调整的阻力也会显著上升。

柏林游行的参与者，已经直接点出军备扩张带来的负担。财政资金大量流向军工领域，留给民生、基建的预算就会压缩，民生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又会进一步推高选民不满。循环一旦形成，执政团队很难主动抽身。

选民投票反对执政党，不等于选民全部支持选择党的全部主张。很多选民只是用选票表达对现状的否定，没有完整接受该党的政策。如果后续选择党拿到更多地方治理权限，需要落地政策兑现竞选承诺，届时选民态度还会再次变化。地方选举不等于联邦大选，地方上的抗议投票，不一定会原样复制到联邦。但地方选举的连续失利，会压缩基民盟后续政策调整空间。

德国总统的公开警示，需要放在德国历史框架里理解。二战之后，德国政治叙事的底线，就是防范极端思潮重新获得社会动员能力。施泰因迈尔的发言，意在提醒国内政治力量，不能任由社会对立持续发酵。总统在德国属于象征性职位，没有行政决策权。他的公开表态，更多是对联邦政府提出提醒，呼吁各政党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弥合分歧，但总统没有办法直接干预总理的外交与防务安排。

那么德国可以用哪些办法，缓解当下国内矛盾呢？一，把财政预算优先级调整，削减部分新增军工开支，资金转向地方民生项目，回应东部选民最主要诉求。这项调整会面对军工行业以及欧盟伙伴的压力，很难一次性落地；第二，组织跨政党的协商机制，围绕对乌援助设置明确时间边界，不再无限期输送装备，同步推动外交谈判通道开放；第三，地方政府增加基层对话渠道，收集民众对防务政策的意见，把民意纳入政策讨论环节，减少政策制定完全由联邦精英群体决定的局面。

这几个办法都有很大的现实困难，执政联盟内部党派诉求并不统一，各党派在防务、移民、能源政策上分歧巨大。联盟内部无法形成共识，任何政策调整方案，都很难顺利通过议会投票。欧盟其他成员国，也会持续施压德国保持援助力度。外部压力加上国内分裂，留给默茨的调整窗口并不宽裕。

欧洲整体安全格局，也会受到德国政局波动的影响。北约内部，德国承担着欧洲大陆中部防务部署的任务。德国国内政治陷入分裂，防务计划落实进度会放缓。其他欧洲国家会重新评估自身安全投入，部分国家会加速独立军备建设，欧洲各国防务政策的协调难度随之上升。

俄乌冲突持续至今，欧洲各国国内民意分化都在加剧，但德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经济体量与历史背景。德国的政策转向，会带动整个欧盟对外姿态变化。如果德国国内反战诉求持续上升，后续联邦政府即便继续提供援助，援助规模也很难维持当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