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5日,李显龙在日本东京接受了日本政府颁发给他的旭日大绶章。此时此刻非常敏感,因为离中国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大阅兵只有七天了。
消息一出,中文舆论就马上被点燃了。争议不只在于“新加坡前任总理为什么会被授予日本勋章”,更在于该枚勋章和李家两代人之间的关联、以及新加坡长久以来对于日本的态度所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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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石破茂在授勋仪式上说,李显龙当政二十年来,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对于日本来说,这是外交上的嘉奖;而对于新加坡来说,则是外事活动中的一件平常事。但是放到东亚的历史记忆里来看的话,它显然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礼仪性的活动。
由于58年前的时候,李显龙的父亲李光耀也曾经得到过旭日大绶章。
由战争的记忆转为现实的利益
1942年的时候,日本国已经占领了新加坡,在这个时候英国军队也投降了,紧接着日军就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大量的华人都被抓了起来,并且被杀死了,关于死亡的人数到现在还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这段历史给新加坡华人的心理上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作家郁达夫也被日军宪兵杀害,在日本占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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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当时只有19岁。他在自传里说,用回老家收拾东西的理由来避开大扫除。同时他也表示,在日本占时期他曾学过日语,在日军控制下的新闻机构任职,主要任务是翻译英文稿件、整理无线电情报。
这段经历不能被简单的认为是对侵略的支持。在战争时期,青年人首先需要想的是怎样活下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引起争论的是李光耀之后对那段历史的看法。
他把这段时期当作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来记述,在日占时期里他认为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时光,并且觉得这段经历使他明白到政府以及权力对于社会管理所起的作用。他还说当时的治安很好,犯罪很少。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曾经被战争占领过的人,在之后的时候是不是要更加清楚地去思考一下占领统治呢?把高压管理、严厉处罚以及顺从规则当作主要的经验来记取,而把侵略与屠杀放在次要的位置上的话,那么这样的历史叙述本身就有明显的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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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人们对外界的看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新加坡因为行政效率高、严格的法律法规以及高度的社会管控而著称。关于李光耀是否受到日军占领期间的影响的问题可以探讨,但是把日本军管的经验当作个人政治启蒙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考虑的话,就会让受害者的后代感到不舒服。
经济合作可以代替战争赔款吗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就面临着人少、资源匮乏以及复杂的外部环境等问题。李光耀很快就确定了自己的务实外交政策,并且同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工业发展、就业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取得了进展。
1966年的时候,新加坡和日本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新加坡就不去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了。该决定是有明确的经济考量的。日本资本和技术以及企业进入新加坡之后对于当地的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索尼、松下、住友等日本企业来的新加坡的投资的确使新加坡建立起了工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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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济效益而言,此选项有利可图。但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不会随着贸易的增长而自行解决。
新加坡华人的社会曾受到日军的大规模屠杀,但是国家选择了不追究战争赔偿的问题,在第二年接受了日本给李光耀颁发的旭日大绶章。对于支持现实主义外交的人来讲,这是小国处于夹缝中的一种理性的选择;而对于受害者的家属来说,则可能是把记忆排在了经济利益之后。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争议也正是由此产生的。
旭日章在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给日本人政治家、军事领导人颁发过。侵华战争期间,东条英机等人作为日本军政要员之一也获得了日本勋章。战后日本修改了勋章制度以及受勋的对象,但是那段历史并没有被彻底地抹去出人们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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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光耀接受了旭日大绶章,在外交礼节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历史感情方面就很难不引起争论了。
李家一共接过了三次日本皇室颁发的勋章
李家和日本勋章之间的关系没有到1967年就结束了。
2016年的时候,日本国政府给李光耀颁发了桐花大绶章,由李显龙代替父亲去接过了这个奖章。到2025年时,李显龙自己又获得了旭日大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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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的话,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外交礼节了,而是多年来的政治象征:新加坡领导人一直视日本为重要的伙伴,并且用高规格的仪式来体现这种关系。
在李显龙当政的时候,日新经贸的关系一直都在不断扩大之中。到2024年时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将会达到534亿新元。日本企业依然在新加坡的商业、制造业以及零售业里占有重要的位置。2016年李显龙来华访问的时候就同安倍晋三谈到了南海问题,并且引起了中国的不满。之后,新加坡装甲车在香港被扣押的事情也曾经使两国外交关系受到注意。
这表明了新加坡对于日本的态度并不是单纯的因为文化上的相似性,而是在于经济、战略以及国家安全的利益之上。
黄循财所继承的是国家路线,并非家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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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4年的时候,李显龙就会退休了,由黄循财来接替他的位置。外界曾经希望新一届领导人在对待历史以及国家间的关系上会有不一样的说法,但是从之后的发言来看,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2025年11月,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黄循财说日本是东南亚最被信赖的大国之一,东南亚国家希望日本能在该地区起到更大的作用,比如安全问题。他还提出中日两国要跨越二战的历史阴霾、减少对立情绪。
该声明引起中国的舆论批评。之后新加坡方面就对此进行了说明,他们表示有关的态度一直如此,并且新加坡也不站队,希望可以起到桥梁的作用。2026年3月,黄循财来华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并访问了中国,表明新加坡仍然在尽力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这就证明了今天的新加坡对于日本政策不再依靠某个领导人过去的经历。它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日本方出资、出技术、出安全保证,中方给大市场、给区域影响力,新方尽力保持两者的关系。
但是务实外交并不意味着可以要求别人放弃自己的历史。
新加坡认为自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单一种族的国家。这样可以保持国内认同感,又不会使国家政策与某个群体的历史情感挂钩。但是过分突出“这是别人的歷史”的观点,在战争记忆方面也会造成隔阂。特别是对于新加坡华人的社会来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不是远在欧洲的大战,而是一场发生在本地的灾难。
可以理解新加坡要依赖日本,也可以理解它不希望因为历史原因而放弃眼前的利益。但是接受勋章、增加安全合作、劝说中日两国都不要忘记战争的历史,都会遭到质疑。
李家父子都获得了日本勋章,黄循财也一直在推动和日本的合作。真正应该被探讨的是,在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去发展的时候,它是否有能力记住自己曾经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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