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这个夏蓉到底是谁？翻遍全国也找不到这个人！」
1961年，中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出版，成了一代学生的入门钥匙，可作者栏里的夏蓉，学术界和出版界谁也没听说过。
直到53年后这本书再版，人们才发现夏蓉是两位物理学家的化名，其中一人在书付印前夕的一次谈话，从此他的名字消失了整整28年。
01
1961年1月，北京刚下过一场雪。
34岁的于敏夹着一沓草稿纸，走进了钱三强的办公室。
钱三强是二机部副部长，兼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他早年留学法国，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里做过核物理研究，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头人。
十年前，正是他把于敏要进了研究所。
「你那边的原子核理论，最近怎么样？」
「铅208附近几个核的能谱算得差不多了，相干结构那个模型也有了眉目。」
于敏说着，把草稿纸往怀里收了收。
钱三强没接这个话茬。
他起身走到门口，把门关严，回到桌前坐下。
「部里有个绝密任务。按保密纪律，连你爱人也不能透露。」
于敏把草稿纸放到了膝盖上。
「国家要搞氢弹。」
于敏抬起头。
这时候，美国、苏联、英国都已经炸响了氢弹。
中国连原子弹都还没造出来。
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图纸资料也一并带走了，原子弹只能靠自己摸索。
氢弹更是连门都没摸着。
「原子弹还没响，氢弹的理论就得先摸起来。去年12月，所里成立了一个中子物理研究小组，黄祖洽、何祚庥他们已经干上了。」
钱三强顿了顿。
「我想请你过去。」
于敏攥着草稿纸，没接话。
他的原子核理论正走到要紧处。
组里几个年轻人刚上手，好几篇论文排着队等着投稿。
这一走，十年的功夫就撂下了。
【说实话，这不太合我的兴趣。】
钱三强把话挑明了。
「这是从零开始。美国、苏联、英国，谁都不会给我们一个字的资料。还有，干的事对家里人也不能说。你的名字，以后能不露面就别露面。」
于敏想起了少年时的天津。
日本兵端着刺刀守在街口，中国人在自家门口也得低头绕着走。
那时候他就想过，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力量，老百姓就挺不直腰杆。
「好，我转。」
于敏下了楼，被冷风一激，才想起一件事。
他和杨立铭合写的那本书，还压在出版社，没印出来。
02
1926年，于敏出生在河北宁河县芦台镇。
父亲是天津的一个小职员，一家人靠微薄的薪水过日子。
10岁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天津沦陷。
于敏在沦陷区念完了中学。
在耀华中学，于敏遇上了两位好老师。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古诗词，从不只讲字句，总要把诗人的身世和时代风云一起讲透。
数学老师赵伯炎讲题，每道题都要追到根上，把各种解法背后的道理一条条拆开。
于敏从他们身上学会了一件事，做学问既要站得高，也要把底子打实，不光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
1944年，他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两年后转到理学院，专攻理论物理。
1949年毕业时，他的总成绩是88.46分，全系第一。
近世代数和矩阵行列式论两门课，他都考过满分。
在北大，他结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助教邓稼先。
两人一见如故，常常聊到后半夜。
读研究生时，于敏跟着张宗燧、胡宁研究量子场论，同时在北大兼任助教。
那时候物价不稳，工资按实物算。
他一个月的薪水是400斤小米，折合成钱，大约40块。
研究生阶段，他完成了第一篇论文《核子之非正常磁矩》。
张宗燧后来提起他，常说一句话。
「我教了一辈子书，没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1951年，钱三强和彭桓武把于敏要进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钱三强找他谈，国家要发展原子能，原子核理论这一块，国内还是空白。
于敏放下量子场论，转了行。
这是他第一次转行。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想拜师都找不着门。
他只能抱着外文文献自己啃。
梅耶和简森合写的《原子核壳结构基本理论》，被他翻得卷了边。
几年下来，他和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在《物理学报》上接连发表论文。
彭桓武后来评价，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中国搞起来的，没有名师。
1956年，于敏升为副研究员，当上了原子核理论组组长，月工资涨到180元。
除了自家开销，剩下的钱他每月15号寄回天津老家。
父亲和叔叔两家九口人住在一起，老人没工作，孩子还小，全指着这笔钱过日子。
于敏唯一的消遣是京剧。
邓稼先从美国拿了博士回国，也进了近代物理所，两人成了同事。
再拉上何祚庥，三个人凑成了一伙戏迷。
白天没空排队买票，他们就晚上跑到剧院门口等退票。
邓稼先工资比他高。
多年后，于敏这样回忆。
「他请客，我买票。他比我阔。」
1957年，朝永振一郎率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代表团访华。
朝永是量子电动力学的权威，后来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于敏参加了接待，跟日本学者聊起了原子核模型。
对方越听越纳闷。
「于先生是在哪里留的学？」
「我没出过国。」
日本学者面面相觑。
回国后，他们在文章里给于敏起了个名号。
【国产土专家一号】
03
那本书，要从成都说起。
那年暑假，为了给原子能事业培养人才，一个全国性的核物理讲习班在成都开班。
主讲人是于敏和北大物理系教授杨立铭。
杨立铭比于敏大7岁，走的路和于敏正相反。
他本科学的是机械，1945年公派去英国。
在英国一家工厂实习时，他帮厂里解决了一个刀具设计的难题，那家工厂从此不再从美国进口这类产品。
后来他转学物理，在爱丁堡大学师从玻恩，拿了理论物理博士学位，还和导师一起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论文。
1951年，他回国任教。
一个留过洋，一个没出过国，两人站上了同一块讲台。
成都的夏天又闷又潮。
学员们从各地的高校和研究所赶来，人手一把蒲扇，汗顺着脖子往下淌。
于敏讲课不看稿，一支粉笔写满黑板，擦了接着写。
他从原子核的壳层结构讲起，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地往下推，推到哪里，讲到哪里。
杨立铭讲课是另一种路数，条理分明，每讲完一节都要停下来，问学员哪里没听懂。
台下坐着于敏的学生张宗烨。
几十年后，已是院士的张宗烨回忆起这份讲义。
「那时候我们也有不少从国外进口的书。人家封锁是一部分原因，也有我们自己原来的基础太差。于敏看明白了，写出来，对我们很有帮助。」
讲习班结束，出版社把两人的讲稿合在一起，编成了《原子核理论讲义》。
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
此后20多年，它是国内唯一出版的原子核理论教材。
从钱三强办公室出来没几天，出版社的人找上门来。
书稿已经排好版，就差署名。
「于先生，作者的名字，您二位怎么写？」
于敏捏着校样，半天没吭声。
他不能写自己的名字，也不能说为什么。
第二天，他骑车去北大找杨立铭。
「杨先生，这本书，不能署我的名字。」
杨立铭愣了一下。
「出了什么事？」
「不方便说。」
杨立铭看了他好一会儿，没再问。
「那就都不写真名，起个笔名。」
这样一来，杨立铭自己的名字也跟着隐去了。
于敏想了想。
「书是在成都讲出来的，又赶上夏天。就叫夏蓉吧，夏日的蓉城。」
「好。」
几个月后，书印了出来。
作者一栏，只有两个字。
【夏蓉】
学员们翻遍记忆，也想不起国内有哪位学者叫这个名字。
这时的于敏，已经在新办公室里待了好几个月。
04
于敏的新办公室，就在原子能研究所里。
屋里坐着三十多个年轻人，大多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几张桌椅，几把计算尺，墙上一块黑板，这就是全部家当。
「计算机呢？」
「有一台每秒一万次的，各方的任务都往上压。能留给氢弹的机时，只有5%。」
剩下95%的计算，全靠人算。
那几年粮食紧张，口粮有定量。
夜里算饿了，大家泡一杯热茶，接着拉计算尺。
于敏和黄祖洽一起领着轻核理论组，从最基础的物理过程拆起。
黄祖洽身上压着两副担子。
他一边参加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一边领着氢弹预研，两头跑。
所里的担子，大半落到了于敏肩上。
最大的难处，是谁也没见过氢弹长什么样。
美、苏、英三国把氢弹技术列为最高机密，公开文献里找不到一点影子。
国外杂志上偶尔漏出只言片语，也真假难辨，说不定是故意放出的烟雾弹。
于敏干脆不看了。
「从物理原理出发，咱们自己推。」
氢弹要靠极高的温度和压力，让氢原子核聚合，放出能量。
可要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压力，材料怎么搭配，反应能不能持续，全是未知数。
于敏把这个大问题拆成一个个小题目，分给组里的人，各啃一块。
年轻人底子薄，于敏就从头给他们上课。
他立下一个规矩，后来在理论部传成了三不论。
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都能问。
不论学科范围，物理、力学，什么都能问。
不论问题大小，再浅的问题他也一样讲。
有个年轻人半夜算卡了壳，硬着头皮去敲他的门。
于敏披着棉袄出来，接过草稿纸就讲，一直讲到天亮。
自己琢磨出的方法和诀窍，他一股脑全倒给了大家。
就这样熬了三年多。
氢弹里的一个个基础问题，被这群年轻人一块块啃了下来。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消息传来，年轻人把帽子扔上了天。
于敏跟着拍了几下手，转身回到黑板前。
基础题啃下来了，氢弹到底该怎么造，还是一片空白。
上级随即下了要求，原子弹之后，氢弹必须紧跟着突破。
05
1965年1月，二机部下了命令。
中子物理研究小组的大部分人马，调入第九研究设计院理论部，和搞原子弹的主力队伍会师。
于敏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
从此，他的名字和他干的事，全部成了国家秘密。
于敏这个名字，从学术期刊上消失了。
老同事在路上碰见他，问他最近忙什么。
「瞎忙。」
于敏推着自行车走远了。
理论部的领导是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
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带一支队伍，分头摸索氢弹原理。
几个月过去，哪一路都没打通。
有的方案算到一半就卡死了。
有的数据算出来好看，往深里一推敲，又站不住脚。
会议室的黑板擦了写，写了擦。
于敏想到了上海。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一台J501计算机，每秒能算5万次，是手头那台的5倍。
「去上海，借那台机器把数据给算透。」
1965年9月底，于敏带着理论部13室的一个组，坐火车南下。
这趟要算的，是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到了上海，他们发现原来的计算方法有毛病，程序跑不顺。
于敏带着大家改方法，重新编程序，前后折腾了好些天，机器才算正常转起来。
此后，机器没日没夜地转。
计算结果从机器里吐出来，是一卷一卷的纸带。
纸带在地上堆成了小山。
于敏每天蹲在纸带堆里，一行一行地核对数字。
一连看了好几个星期。
有天夜里，他的手停在一卷纸带上。
上面有一组数，跟他预想的走向对不上。
旁边的年轻人凑过来。
「于先生，是不是程序出毛病了？」
于敏没答话。
他把那卷纸带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回头。
他撑着膝盖站起来，腿蹲麻了，扶着桌角才站稳。
「都过来。」
屋里的人放下手里的活，围到黑板前。
于敏拿起粉笔，写下了一行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