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霸王郑芝龙拥兵二十万富可敌国，却因主动投降被满清千刀凌迟

1604年，福建泉州南安石井。

一个男孩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父亲郑绍祖是泉州府库吏，家里不富裕，但对这个长子寄予厚望，取名郑一官，字飞黄。

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整个东亚海域最令人胆寒的名字。

郑一官从小就不安分。他不爱读书，却对做生意有一种天生的敏锐。十几岁时，他跟着舅舅黄程到澳门学经商。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南洋人，说着各种语言，做着各种买卖。郑一官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海，他后来一辈子都离不开的海。

天启三年，舅舅派他押送一批货物去日本长崎平户。白糖、奇楠、麝香、鹿皮，装了满满一船。十九岁的郑一官站在甲板上，看着海浪在船舷边翻涌，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这海上的买卖，我以后要做最大的。

到了平户，他搭上了一条更大的船，大海商李旦的商船队。

李旦是泉州同乡，在平户经营多年，是当地华侨的头面人物。郑一官聪明、能干，最重要的是懂荷兰语和葡萄牙语，这在当时的海商圈里是稀缺本事。李旦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收他做了义子。

那几年，郑一官白天替李旦打理生意，晚上就坐在平户港口的石阶上，看那些商船进进出出。桅杆上的灯笼在夜风里摇晃，他盯着那些灯，眼睛也跟着发亮。

海上讨生活的人，没有一个安分的。

1624年，郑一官二十岁。

这一年，他在平户结了婚，妻子是当地女子田川氏。次年，田川氏生下一个男孩。郑一官给孩子取名郑福松。多年以后，这个孩子会改名为郑成功，成为他生命中最骄傲也最沉重的名字。

也是在这一年，李旦派他到澎湖给荷兰人做通事。郑一官在荷兰人那里学到了两样东西：一是他们的航海技术和火炮打法，二是他们对海上贸易的垄断野心。荷兰人想独占东亚的海上贸易，不许别人插手。郑一官表面替他们做事，心里却在盘算自己的棋局。

李旦死后，郑一官投奔了另一个海商集团的头领——颜思齐。颜思齐是海澄人，在日本平户聚集了一批闽南弟兄，谋划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事情败露后，颜思齐带着郑一官等二十八人逃到了台湾，在笨港（今北港）落脚，继续做海上走私的买卖。

在台湾的日子很苦。没有码头，没有仓库，货物卸在沙滩上，遇上潮水涨起来就得抢运。郑一官和弟兄们住在茅草棚里，吃的是咸鱼和糙米。可就是在这片荒凉的沙洲上，郑一官第一次看到了台湾海峡的全貌，西边是福建，东边是台湾，这条水道，日后就是他的天下。

颜思齐不久染病而死。死前把弟兄们叫到床前，说了一句话：“一官最年轻，但心最大。你们跟着他，有饭吃。”

众人公推郑一官为首领。

那一刻，郑一官给自己改了名字：郑芝龙。

芝龙入海，从此不回头。

郑芝龙接手颜思齐的部众时，手上只有十几条船，几百号人。可他知道怎么把生意做大。

他定下了一条规矩：凡是在东南沿海跑生意的商船，都要向郑家买一面旗。旗子用蓝色锦缎做成，上面绣着“郑”字。一面旗三千两银子。买了旗，郑家的船队保你在海上平安；不买旗，出了事别怪没人管你。

这叫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叫收保护费。但郑芝龙把这件事做得极有章法。他不乱抢，不滥杀，只针对那些不买旗的船。时间一长，商人们算过账来。三千两买一面旗，比请镖师便宜，比被抢了货划算。于是，从广东到浙江，从福建到日本，海面上到处都是挂着“郑”字蓝旗的商船。

到了崇祯初年，郑芝龙的船队已经从十几条发展到了上千条。部众从几百人变成了三万多。他控制了整个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从日本的白银到南洋的香料，从台湾的鹿皮到福建的茶叶，每一笔生意都绕不开他的名字。

他还在泉州安平建了自己的大本营。那里有码头、有仓库、有造船厂，还有他自己的“水师”。郑家的船，最大的长五十丈，高三层，船上装着荷兰人那里买来的红衣大炮。

整个东亚海域，没有人敢跟郑芝龙叫板。

崇祯六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服。

他们联合了另一个海盗头子刘香，纠集了九艘盖伦帆船和五十艘海盗船，在金门料罗湾摆开阵势，要和郑芝龙决一死战。

郑芝龙收到消息那天，正在安平的码头上验货。他把手里的货单往地上一扔，只说了一句：“把所有的船都叫回来。”

那一仗，郑芝龙出动了一百五十艘战船。其中只有五十艘是炮舰，其余一百条小船，装的全是火药和柴草——那是火船。开战时，大船火炮齐发，掩护一百条火船蜂拥而上，搭钩点火。荷兰人的盖伦帆船再坚固，也架不住上百条火船贴身焚烧。

海面上火光冲天，浓烟蔽日。荷兰舰队仓皇撤退，刘香败逃广东。三年后，刘香被郑芝龙围困在广东海上，大势已去，自焚而死。

料罗湾海战之后，郑芝龙的名字震动了整个东亚。荷兰人被迫承认他对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每年向他缴纳过路费。日本幕府派人来送礼，西班牙人派使者来谈合作。

那时候的郑芝龙，站在安平的城楼上，看着港口里密密麻麻的桅杆，心里想的是：我的船，比海上的飞鸟还多。

郑芝龙这一生，最得意的事有两件。一件是在海上打下的这片基业，另一件，是生了郑成功这个儿子。

可偏偏是这个儿子，成了他这一生最大的劫。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紧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天下大乱。

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年号隆武。隆武帝很看重郑成功，赐他国姓“朱”，改名成功。从此，世人称他为“国姓爷”。郑成功那一年才二十一岁，生得眉目清秀，却有一股铁一般的硬气。他读书过目不忘，骑马射箭也有一手，比起父亲来，更像是将门之子。

隆武朝廷说到底，是郑芝龙一手撑起来的。兵是他的兵，船是他的船，钱是他的钱。隆武帝坐在龙椅上，可真正发号施令的，是站在台阶下的郑芝龙。

1646年，清军大举入闽。贝勒博洛率大军从仙霞关南下，势如破竹。隆武帝退守汀州，不久被清军俘虏，绝食而死。

郑芝龙的选择，摆在了面前。

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降清。

他太清楚自己手里的家底了。船再多，打不过八旗铁骑；人再多，守不住福建一省。他派人去跟清军谈，博洛开出的条件很诱人：封侯，赐宅，保你郑家一门平安。郑芝龙心动了。

消息传到郑成功那里，他连夜赶回安平。

父子见面的那一夜，安平城的郑家大宅里灯火通明。郑成功跪在堂前，浑身发抖。他压着声音问父亲：“父亲，您当真要降？”

郑芝龙坐在太师椅上，端着茶碗，没有看儿子的眼睛。

“清军势大，福建一隅之地，如何抵挡？我这是为一家老小考虑。”

郑成功的拳头攥紧了，指节发白。他抬起头，眼睛里满是血丝：“父亲，先帝尸骨未寒，您就要把福建献给清廷？”

郑芝龙放下茶碗，语气里带了一丝不耐：“你懂什么？打仗打的是钱粮，我郑家的根基在海上，不在陆上。降了清，保住这份基业，比什么都实在。”

郑成功猛地站起来。

“父亲，儿子今日把话放在这里！”他一字一句，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今吾父不听儿言，倘有不测之祸，儿只有缟素而已！”

“缟素”，就是穿孝服。

意思是：您要走这条路，儿子拦不住。可您一旦出了事，儿子只能为您披麻戴孝了。

这话说得太重了。重到郑芝龙握着茶碗的手，微微顿了一下。

堂上安静了很久。

最终，郑芝龙只说了一句：“你要走，就走吧。”

第二天天还没亮，郑成功带着几百名亲兵离开了安平。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

从此，父子恩断义绝。

郑成功去了南安孔庙。他在孔庙前脱下身上的青衣，那是儒生的衣服。他把青衣叠好，放在供桌上，然后对着孔子像磕了三个头。从那天起，他不再是一个读书人，他成了一个扛旗造反的人。

郑芝龙降清之后，博洛并没有兑现全部承诺。

他被带到北京，封了个“同安侯”的空头爵位，赐了一处宅子，外面常年驻着兵丁把守。走到哪里，身后都有人跟着。说是侯爷，其实就是笼中鸟。

他曾经拥有的三千艘战船，被清廷拆的拆、烧的烧。他曾经的部下，被编入清军，散的散、降的降。他在安平的郑家大宅，被清军占为兵营。

他从海上霸王，变成了一个在北京城里无所事事的闲人。

而他的儿子，正在海上越做越大。

郑成功收拢了父亲旧部中不愿意降清的人，在厦门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他沿用郑家的“令旗”制度，但改了颜色——从蓝色改成红色，旗上绣的不再是“郑”字，而是“明”字。

他打出的旗号是：抗清复明。

清廷开始着急了。郑成功在海上越来越强，从厦门打到舟山，从舟山打到南京城下。虽然最终南京之战功亏一篑，但郑成功的声势已经震动天下。

清廷想到了郑芝龙。

他们让郑芝龙写信给儿子，劝他投降。

郑芝龙写了。他坐在北京的宅子里，在一盏孤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信里说：清廷待我不薄，封侯赐宅。你若归顺，父子团聚，共享富贵。

信送出后，他等了很久。

回信来了。

郑成功在回信里写道：“天下岂有无父之人哉！然窃私筹父之祸福安危熟矣。使者重来，良非得已。成功死罪，更复何言！”

意思是：天下哪有不要父亲的人呢？可是关于父亲的祸福安危，我已经反复思量过了。使者一次一次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郑成功只有死罪，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封信，郑芝龙读了很多遍。

字字都在说“我不能降”，可字字里又藏着另外一层意思。儿子在告诉父亲：我知道你在清廷手里，我知道我每打一场胜仗，你就多一分危险。可是我不能停。

我不能停，因为我是你的儿子。

你教过我，海上讨生活的人，认准了方向，就不能回头。

郑芝龙把那封信收起来，贴身放着。此后的几年里，清廷又让他写了几次信，他都写了。可儿子的回信，始终没有改变过。

后来，清廷不再让他写信了。

顺治十二年，左都御史龚鼎孳上疏弹劾郑芝龙，说他“通海谋逆”。证据是郑家的家仆频繁来往于海上，与郑成功书信相通。

郑芝龙被夺爵，下狱。

罪名只有四个字：通海谋逆。

讽刺的是，他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海了。

1661年，深秋。

北京城东的大牢里，郑芝龙坐在稻草堆上，靠着冰冷的墙壁。

他五十七岁了。头发全白，胡子乱糟糟地缠在一起，脸上沟壑纵横。只有一双眼睛还带着几分当年的神采，像夜里海面上的渔火，明明灭灭。

牢门响了。一个老狱卒端着一碗糙米饭走进来，放下后低声说了一句：“郑老爷，到了那边，若有人给您端药，别多问，喝下去。”

郑芝龙问：“什么药？”

老狱卒没有回答，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那一夜，郑芝龙半睡半醒间，耳边响起了海浪声。

他好像又回到了平户的那个港口。十九岁的自己站在码头上，海风灌满衣领，面前是望不到头的大海。身后有人喊他：“一官，上船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码头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海风从记忆深处吹来，带着腥咸的气息。

第二天，囚车碾过青石板，把他拉到了菜市口。

行刑前，老刽子手端来一碗褐色的药汤。

“喝了它，对你有好处。”

郑芝龙盯着那碗药，忽然笑了。他明白了。

这是人参汤，加了秘药。喝下去，行刑时不会昏过去，每一刀都清清楚楚。

他仰头把药喝了。

刀落下的那一刻，他仰望蓝天。天很蓝，像极了平户外海的天。

他嘴里灌满了血，说不出话。可他的眼睛一直睁着，看着那片天。

他想起了二十二岁的郑成功跪在面前，双目血红，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的样子。

他想起了儿子说的那句话：“没有骨气，还叫什么人？”

他这辈子什么都敢干，就是没学会怕。可到了最后这一刀之前，他终于尝到了怕的滋味。他怕的不是死。他怕的是儿子走的这条路，比他更难。

消息传到台湾，是一个月以后。

郑成功站在赤嵌城的城楼上，面朝北方。海风把他的战袍吹得猎猎作响。

亲兵递上那封已经被海水泡皱的信。郑成功看完，手按在城墙垛口上，指节慢慢收紧，粗糙的砖石磨破了手心。他好像没有感觉到。

“我知道了。”

他只说了这四个字。

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们都知道，从那一天起，郑成功就再没有真正笑过。

他常常一个人站在海边，望着北方，很久很久。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在想那碗药。也许在想父亲。也许在想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第二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几个月后，他病逝于台湾，年仅三十八岁。

临死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可也许，他更无面目见的，是父亲。

三百年后，台湾台南的郑成功庙里，香火不断。人们叫他“开台圣王”，年年祭拜。

而北京西郊，有一座矮矮的土坟，没有碑，坟头长满了荒草。据说那是郑芝龙的埋骨处。

一个被历史记住了名字的耻辱，一个被历史记住了名字的荣光。

可他们终究是父子。

在那个秋日，当刀光落下的那一刻，郑芝龙仰望蓝天，他看见的不是海，不是船，不是那些金戈铁马的旧日风光。

他看见的，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跪在面前，喊出那句话的样子。

“父亲，你错了。”

也许他真的错了。

可世界上的事情，又有几个人能从头到尾选得对呢？

父子之间，一个选择了生，一个选择了义。一个在陆上求生，一个在海上求死。到头来，谁也没能护住谁。

那棵菜市口的老槐树站了几百年，如今已经枯死了。

可故事还在。

海风从记忆的深处吹来，带着腥咸的气息，像在说着什么。

那声音很轻，像在问：

“这是什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