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通向大一统之路（上）：变法与战火

公元前475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春秋时期百余个诸侯国经过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到战国初年只剩下了十几个，其中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此后两百余年，七国之间展开了更为惨烈的生存竞争。各国相继变法图强，合纵连横此起彼伏，大规模兼并战争不断升级。

一、春秋的遗产与战国的开局

战国时代的起点，要追溯到春秋晚期卿大夫阶层的崛起。春秋时期，晋、齐等大国的政权逐渐落入卿大夫手中。晋国经过六卿之间的长期兼并，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攻灭当时国内最强大的知氏，瓜分了知氏的土地，形成三分晋国的局面。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三家分晋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与此同时，东方的大国齐国也经历着政权更迭。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齐简公，专齐政，田氏逐步掌握了齐国实权。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诸侯，田和成为田齐太公，姜氏齐国被田氏齐国取代。这两件事标志着战国七雄格局的正式形成。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表面上是政权更替，实质上是整个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信号。西周以来依靠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分封体制，在持续的兼并战争中被逐步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竞争逻辑：国家能否生存，取决于能否在最短时间内动员最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谁能率先完成从封建贵族分权体制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型，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初期的漫长酝酿。

推动这一转型的根本动力，来自生产力的飞跃。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得到普遍使用，牛耕技术逐步推广。铁器的使用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业劳动者的个体独立性大大加强，两人协作的耦耕不再必要，井田制由此逐步崩坏。以铁器牛耕推广、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以及农业主导性产业部门地位确立为特征，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奠基的重要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瓦解了旧的经济基础，也为新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物质条件。当一个农民家庭可以独立完成耕作时，集体劳作的组织方式就失去了经济上的必要性；当荒地可以被个体家庭开垦为私田时，井田制的公共土地制度就难以维持。经济基础的变化，迟早要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

与生产力变革同步的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春秋时期严格的贵族等级制度，到战国初期已经千疮百孔。士阶层迅速壮大，他们来自各个阶层，有的出身贵族但已失去封地，有的来自平民但凭借学识和才能进入政治舞台。这些士人游走于各国之间，向君主推销自己的治国方案。谁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先机。养士之风由此兴起，齐国的稷下学宫、魏国的西河学派、秦国的客卿制度，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与此同时，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讲求改革的法家学派。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奖励耕战、破除世卿世禄，为各国的变法提供了理论武器。从战国初期开始，各国相继展开了变法改革，一场制度竞赛就此拉开帷幕。这场竞赛的胜负，将决定未来数百年中国的政治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战国初期的国际环境与春秋时期有本质不同。春秋时期，周天子虽然衰微，但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诸侯争霸往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进入战国，周天子的权威彻底丧失，诸侯纷纷称王，不再需要借用周王的名义。这意味着国际秩序完全依靠实力维持，没有公认的仲裁者，也没有共同的规则。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生存竞争变得异常残酷。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求生存，任何寄希望于他国善意或国际公约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正是这种残酷的生存压力，迫使各国不得不进行彻底的改革。

二、变法浪潮：各国制度竞赛的展开

战国前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各国争相变法。这场制度竞赛从三晋中的魏国率先开始，随后扩散到楚、齐、韩、秦等国，深刻改变了各国的国力对比。

魏国在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后，已建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设置了可以任免的相、将等官职来统领百官，在郡县也已设置了可以任免的守、令等官职。

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国主持变法。李悝是战国初期法家的始祖，其变法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经济上，他主张“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指出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顷土地，除去山川村落占三分之一以外，有六百万亩耕地，如果农民“治田勤谨”，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一进一出相差一百八十万石。李悝还作出三项具体规定：“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即同时播种稷、黍、麦、菽、麻，以防某种作物发生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促使农民努力耕作、勤于除草，收获时加紧抢收，如同防止强盗来抢劫那样。

在法律方面，李悝制定了《法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

魏文侯还任用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对军事和地方治理进行了改革。李悝变法首先取得成效，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

魏国的成功并非偶然。魏文侯本人是战国初期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礼贤下士，重用人才，形成了以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为核心的改革团队。在军事上，吴起训练的魏武卒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身着三层甲，手持长戟，腰佩利剑，背负强弩，携带三日口粮，半天能行军百里。魏武卒的战斗力在战国初期首屈一指，为魏国的霸业提供了军事保障。然而魏国的优势并未持续太久，一个关键原因是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四面都是强国，必须同时在多个方向维持军事力量。这种地缘劣势在魏文侯、魏武侯时期尚可通过军事胜利来弥补，但一旦军事上受挫，就容易陷入被动。

吴起后来离开魏国，投奔楚国。楚悼王起用兵家兼法家吴起实行变法。吴起推行变法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措施包括：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封君之子孙传三世而收其爵禄；精简机构，裁减冗官；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然而变法直接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楚悼王去世后，吴起被旧贵族杀害，变法成效未能持续。楚国虽然幅员辽阔，带甲百万，但旧贵族势力根深蒂固，政治体制始终未能完成彻底转型，这成为楚国在战国中后期屡屡受挫于秦国的深层原因。

齐国在齐威王时期重用邹忌进行改革，也取得成效，使齐成为与魏并立的强国。齐威王本人是战国时期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善于纳谏，赏罚分明。据记载，齐威王曾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于是封之万家。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于是烹阿大夫。这一赏一罚，使齐国上下震动，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由此大治，成为战国中期与秦并称的东方强国。

韩国则在韩昭侯时期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申不害是讲究“术”的法家，其改革侧重于统治手段和权术运用，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因偏重“术”而忽视制度建设，成效不够显著，变法未能持久。申不害强调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主张“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这些主张在加强君主集权方面有一定作用，但韩国的变法没有触及土地制度和军功爵制等根本问题，因此国力提升有限。韩国始终是七雄中最弱的国家，最终也最先被秦国灭亡。

真正将变法推向高潮并取得最彻底成效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与李悝、吴起相比，是个幸运儿，他是在总结了东方改革变法经验教训之后来到秦国的。秦孝公有感于秦国落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怀着知耻而后勇的决心向东方伸出了橄榄枝。商鞅变法内容丰富，涉及秦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化，扶持小农经济；在政治上破除世卿世禄，按军功授爵，将贵族身份的符号爵位扩大化，变为所有人均可获得，条件只有一个，上战场杀敌人。商鞅还推行什伍连坐制度，将民众组织在政治网络之中，并以法令形式强制削杀宗室贵族的政治权利，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但由于改革触碰了朝内贵族和大臣的利益，反对声此起彼伏，因此改革在两年后才正式启动，由商鞅主持。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远比上述概括丰富。在第一次变法中，商鞅颁布了《垦草令》，鼓励开垦荒地，规定凡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者，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及游手好闲而贫者，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在军事上，商鞅制定了二十等军功爵制，从公士到彻侯，每一级都对应不同的田宅、奴婢和爵禄。斩杀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者，赐爵一级，并赐田一顷、宅九亩。这一制度彻底打破了旧贵族垄断爵位的局面，使普通士兵看到了通过军功改变命运的希望，极大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力。在第二次变法中，商鞅推行县制，将全国划分为31个县，每县设令、丞，由国君直接任免。他还统一度量衡，颁布标准量器，促进了国内经济交流。此外，商鞅还“燔诗书而明法令”，禁止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确保法令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商鞅变法的成效在秦国迅速显现。秦国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提升，建立了以军功等级制为基础的国家，同时强化了国君的权力。秦孝公看卫鞅制订的新法令成效显著，提升他为大良造，并派他带兵攻打魏国。经过变法，秦国“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一举奠定了秦国的霸主地位，也为后世的大一统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商鞅本人虽然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被车裂处死，但他推行的新法并未被废除，而是被秦国历代君主所继承。“商君虽死，秦法未败”，这句话准确地说明了商鞅变法的制度成果具有超越个人命运的持久效力。

比较各国变法的成败得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规律：变法越彻底，国家实力提升越显著。魏国李悝变法最早，使魏国在战国初期称雄，但魏国未能将改革成果持续深化，加之四面树敌的外交失误，优势逐渐丧失。楚国吴起变法因支持者去世而中断，旧贵族势力复辟，楚国虽疆域辽阔却始终无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持续的国力。韩国申不害变法偏重权术而轻制度建设，根基不牢。齐国的改革虽有成效，但田齐政权本身来自篡夺，统治基础存在内在脆弱性。唯有秦国商鞅变法，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造，并且这一制度被历代秦国君主所延续，使秦国的国力不断积累，最终形成对山东六国的压倒性优势。变法不仅是政策的调整，更是国家能力的系统性重塑。谁完成得最彻底，谁就在持续的竞争中获得最大的生存优势。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地理位置。秦国地处关中，有崤函之险，进可攻退可守。关中平原沃野千里，郑国渠修成后更是沃野千里，为秦国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相比之下，魏国、韩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必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财政压力巨大。这种地缘差异在长期竞争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三、合纵连横：兼并与生存的外交博弈

各国变法之后，实力对比的变化直接推动了军事和外交格局的演变。魏国在战国初期最为强大，三晋常常联合兵力进攻其他国家。但魏国在战略上犯了重大错误，频繁四处出击，既攻打赵国又攻打韩国，树敌过多。公元前354年，魏国围攻赵都邯郸，赵向齐求救。齐国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直捣魏都大梁，迫使魏军回援，在桂陵大败魏军。

公元前341年，魏国攻韩，齐再次出兵救援，孙膑在马陵设伏，魏将庞涓自杀，魏国精锐尽失。马陵之战后，魏国一蹶不振，战国格局从魏国独霸转向齐、秦对峙。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战国中期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桂陵之战中，孙膑巧妙利用魏军主力在外、国内空虚的时机，直捣大梁，迫使庞涓回师自救，然后在桂陵设伏，大败魏军。这一战法后来被总结为“围魏救赵”，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马陵之战则更为惨烈。孙膑利用庞涓轻敌的心理，采用“减灶诱敌”的计策，第一天挖十万人灶，第二天挖五万人灶，第三天挖三万人灶，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庞涓果然中计，率轻兵追击，在马陵道陷入齐军重围。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拔剑自刎，临死前说：“遂成竖子之名！”魏军主力被全歼，太子申被俘。马陵之战后，魏国丧失了战国初期的霸主地位，齐国则成为东方最强的国家。

随着秦国在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面对这一新兴强权的威胁，山东六国出现了联合抗秦的呼声。在这样的背景下，纵横家登上了历史舞台。纵横家是谋圣鬼谷子创立的学术流派，主要思想包括合纵和连横两种策略。韩非子将其定义为“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公孙衍和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

合纵运动在战国中期经历了几个阶段。战国七雄确立初期以合纵运动为主，代表人物为惠施、公孙衍。公孙衍曾发起“五国相王”，推动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承认王号，试图联合对抗秦、齐、楚。大国兼并战争激烈时期，合纵连横达到高潮，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虞卿、甘茂、司马错、乐毅。苏秦游说六国促成合纵联盟，使秦国15年不敢出兵函谷关。然而合纵联盟内部各国利益难以协调，常常因为一国的私利而瓦解。“朝闻陈轸之说而合为从，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这句话精确地描绘了合纵联盟的脆弱性。

苏秦的合纵活动是战国外交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据《史记》记载，苏秦起初以连横之策游说秦惠王，不被采纳，于是转而游说六国合纵。他先后游说燕、赵、韩、魏、齐、楚，最终促成六国合纵，苏秦佩六国相印，成为合纵长。然而合纵联盟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缺陷：各国利益不一致，地理位置不同，对秦国的威胁感受也不同。燕国远离秦国，感受不到紧迫威胁；齐国自恃强大，不愿为他人火中取栗；楚国幅员辽阔，对秦国的进攻有较大的缓冲余地。只有韩、赵、魏三国与秦国接壤，直接承受秦国的军事压力，最需要合纵。这种利益差异使合纵联盟难以持久。

张仪则推行连横策略，为秦国逐个瓦解合纵联盟。他先后游说魏国、韩国、齐国等，以割地许愿和军事威胁交替使用，使各国纷纷放弃合纵而与秦修好。张仪最著名的一次外交行动是欺骗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如果楚国与齐国断交，秦国愿意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图土地，果然与齐国断交，派人随张仪去秦国接收土地。张仪回到秦国后，假装坠车受伤，三个月不上朝。楚怀王以为秦国怪他与齐国断交不彻底，又派人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反而与秦国联合。这时张仪才上朝，对楚国使者说：“我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结果大败，反而丢失了汉中之地。张仪提出连横策略瓦解合纵联盟，为秦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兼并战争末期的外交策略以连横为主，代表人物为范雎、蔡泽。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范雎对秦王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这一策略的核心是优先攻取邻近的韩、赵等国，而与远方的齐国等国保持友好关系，防止它们介入干预。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驱逐擅权的魏冉后，任用范雎为相，正式实施远交近攻。

范雎入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曲折的故事。范雎原是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客，因被怀疑通齐而遭须贾诬陷，被魏相魏齐笞打几乎致死，后被扔在厕所里，受尽屈辱。范雎装死逃生，在郑安平的帮助下逃到秦国。他到秦国后，起初不被重用，后来抓住机会上书秦昭襄王，范雎对秦王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远交近攻的核心逻辑是：先打邻近的韩、魏，每得一寸土地都直接并入秦国版图；对远方的齐、燕保持友好，防止它们介入；对楚国则根据形势灵活处理。这一战略把地缘关系转化为操作顺序，使秦国能够集中力量逐个击破，而不用担心多线作战。

范雎得到秦王的赏识，被任命为客卿，后来升为相国。范雎的故事反映了战国时期人才流动的一个特点：本国不受重用的人才，往往为他国所用，反过来成为母国的威胁。这种现象在战国时期屡见不鲜，吴起从魏国到楚国、商鞅从魏国到秦国、范雎从魏国到秦国，都是典型的例子。

远交近攻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秦国统一战略的成熟。此前秦国的扩张方向不够明确，时而攻楚，时而攻齐，力量分散。远交近攻将军事行动与外交手段有机结合，使秦国能够集中力量逐个消灭邻近国家，同时避免多线作战。这一战略把地缘政治的分析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为秦国完成最后统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秦国按照韩、赵、魏、楚、燕、齐的顺序，逐步推进统一进程。

四、秦国东进：从河西到中原的百年扩张

商鞅变法使秦国在制度上完成了对山东六国的超越，但制度的优势必须转化为军事上的胜势，才能真正改变战国的格局。从秦孝公到秦昭襄王，秦国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一步步把军事压力从黄河西岸推到了中原腹地，最终形成了对山东六国的全面压制。这个过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几个清晰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魏国河西之地的争夺。魏国在战国初期是天下最强的国家，都城安邑逼近秦国，吴起训练的魏武卒曾多次击败秦军，夺取了秦国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军事能力迅速提升，开始对魏国发起反攻。公元前340年，商鞅率秦军大破魏军，魏惠王被迫放弃安邑，迁都梁。这是秦国东进的第一个实质性突破：魏国放弃了在山西西南部的核心根据地，把政治中心东移到中原，秦国在黄河以西的压力骤然减轻。

接下来的十几年，秦国持续压缩魏国的河西之地。

公元前332年，魏国献出阴晋，即后来的华阴。公元前331年，秦大败魏兵，斩首8万，次年魏国献出黄河西岸地求和。公元前329年，秦兵渡河攻取魏国的汾阴和皮氏。公元前328年，魏国献上郡15县。至此，黄河西岸的全部魏地落入秦手，黄河天险为秦所掌握。秦国从此可以“出兵攻击山东诸国”，而山东诸国要进攻秦国，则必须面对黄河和函谷关的双重阻隔。这一阶段的意义在于，秦国从被动挨打的西部边国，变成了可以主动出击的进攻方。

第二阶段是把打击方向转向韩国。韩国是七雄中面积最小、国力最弱的国家，但它所处的位置却极为关键。韩国据有中原核心地带，北临魏、赵，东接齐、宋，南邻楚，西当秦国东出函谷关的交通要道。对秦国来说，韩国是东进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阻挡秦军进入中原的最后一道屏障。公元前317年，秦在脩鱼大败韩军，斩杀8万韩军，“诸侯振恐”。这是秦国主力出函谷关攻击韩国的开始。脩鱼之战后，韩国被迫与秦国修好，秦国在中原获得了第一个立足点。

第三阶段是伊阙之战及其后续。公元前294年，秦攻取韩国的武始和新城，韩国联合魏国以24万联军迎击秦军于伊阙。次年，白起在伊阙大破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级，虏公孙喜，拔五城”。伊阙之战是秦国东进道路上的一次决定性胜利：韩魏两国的主力野战部队被歼灭，韩国从此元气大伤，魏国也丧失了在中原地区与秦国正面对抗的能力。

伊阙的地形对秦军有利：两山对峙，伊水中流，秦军利用地形将韩魏联军压缩在狭窄的河谷中，使其兵力优势无法展开。白起在伊阙之战中展现出的指挥才能，使他成为秦国东进最锋利的刀刃。

伊阙之战后，秦国的打击方向一度转向南方的楚国。公元前280年，司马错攻占楚国黔中，迫使楚国割让上庸及汉水以北地区。随后白起攻克鄢城和郢都，楚顷襄王逃亡并迁都陈。楚国被迫把政治中心从江汉平原迁到淮河流域，秦国在南方获得了大片土地，也解除了楚国对秦国南翼的威胁。鄢郢之战的规模极大，白起以水攻破鄢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郢都被攻克后，楚国被迫迁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楚国被削弱后，秦国重新把力量集中到中原。公元前273年，魏冉、白起和胡阳率秦军在华阳大胜赵、魏联军，斩首15万，魏国割让南阳。华阳之战是白起四大战役之一，与伊阙之战、鄢郢之战、长平之战并列。此战之后，魏国元气大伤，完全屈服于秦国。韩国则在秦国的持续打击下，领土被一步步压缩，最终只剩下黄河以南的一小块区域。

到秦昭襄王后期，秦国已经控制了从黄河西岸到中原腹地的广阔区域，韩、魏两国被严重削弱，楚国被迫东迁，赵国成为唯一还有能力与秦国正面抗衡的国家。但此时秦国的东进仍然缺乏一个明确的先后次序：时而攻楚，时而攻魏，力量时有分散。每次军事行动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胜利的成果没有纳入一个统一的战略框架，秦国在扩张中付出了不必要的消耗。

公元前266年，范雎入相，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秦国的东进才从零散的军事打击转变为有步骤的战略推进。远交近攻确立后，秦国对韩国的蚕食进入了最后阶段。公元前265年，秦军攻取韩国的少曲和高平；次年，白起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又次年，白起占领韩国太行山以南地区。韩国的领土被一步步压缩，最终只剩下黄河以南的一小块区域。到公元前262年，秦国攻克韩国的野王，完全切断了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交通。上党郡成为一块孤悬在黄河以北的飞地，韩国朝廷无力救援，只能割让上党向秦国求和。

五、乐毅伐齐：东方强国的骤然崩塌

在秦国东进的进程中，东方发生了一件深刻改变战国格局的大事，这就是公元前284年的乐毅伐齐。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齐国从一个与秦国并称东西二帝的强国，在数月之间沦为濒临亡国的残破之邦。

这件事的根源要追溯到公元前314年的子之之乱。燕王哙将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引发国内大乱。齐宣王趁燕国内乱之机出兵攻燕，在50天内攻破燕都，几乎灭亡燕国。燕国军民后来拥立太子平即位，是为燕昭王。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但燕国国力弱小，单凭一己之力无法与齐国抗衡。燕昭王采取了两条并行的路线来实施复仇计划。一条是公开的：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才，乐毅、邹衍、剧辛等人纷纷投奔燕国，经过20余年的经营，国力逐渐恢复并充实起来。另一条是秘密的：派遣苏秦作为间谍潜入齐国，从内部瓦解齐国的外交环境。

苏秦大约在公元前294年出使齐国，他肩负着两项使命。第一项是怂恿齐湣王灭宋。宋国地处中原膏腴之地，是齐、楚、魏、秦等国都觊觎的目标。齐国一旦吞并宋国，就会直接威胁到楚国的淮北、魏国的宋地故土以及赵国和燕国的安全，从而引发各国的联合反弹。第二项是离间齐国与赵国的关系，阻止齐赵两国结盟。燕国要实现伐齐的目标，必须确保赵国站在自己一边，如果齐赵结成同盟，燕国的复仇计划就无从谈起。

这两个使命最终都汇集到宋国身上。宋国是齐国南邻，也是赵国东南方向的重要缓冲地带。只要齐国把扩张方向指向宋国，赵国就必然感到威胁，齐赵之间的信任便会瓦解。只要齐国进攻宋国，齐赵两国便会从潜在盟友变成利益对手。

于是，苏秦极力向齐湣王陈述“伐宋之利”，鼓吹“天下爱齐而憎秦”。公元前286年，宋国内部发生动乱，齐湣王派遣将军韩聂举兵攻灭宋国。灭宋之后，齐湣王的骄横达到了顶点。他“南败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摧三晋于观津”，又“欲并二周为天子”。齐国的扩张势头引起了秦、楚、赵、魏、韩各国的强烈不安。

苏秦的至此已经完成：齐国已经被推到了所有大国的对立面。齐湣王灭宋后也直接威胁到赵国的安全，赵国对齐国的敌意随之上升。

当齐湣王最终发现苏秦的间谍身份时，苏秦被车裂处死，但那时五国联军已经攻入齐国。

在苏秦开展间谍活动的同时，燕昭王采纳了乐毅与赵国联合的方案。燕国首先派乐毅出使赵国，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同意出兵。秦国则因为齐国的强大阻碍了它东进的步伐，也同意参战。韩国和魏国同样对齐国的扩张感到不安。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悉起兵，以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秦、赵、魏、韩五国之师伐齐。

齐湣王在得知五国联军攻来的消息后，“悉国中之众以拒之”，调动全国主力部队渡过济水，西进迎敌。双方在济水之西展开决战。济西之战的规模很大，双方兵力各约20余万。齐军虽然人数众多，但“连年征战，士气低落”，而齐湣王为了迫使将士死战，采取了极其残暴的手段，以挖祖坟、行杀戮来威胁士兵。这种做法不仅没有激发齐军的斗志，反而加剧了齐军的离心。乐毅指挥联军在济西大败齐军。

齐军主力溃散后，联军各国之间出现了分歧。秦、韩两国军队认为战争目标已经达到，准备撤军回国。乐毅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他“还秦、韩之师”，遣返了秦、韩两国的军队，然后派魏军去攻占原宋国的土地，派赵军去夺取河间，自己则亲率燕军长驱直入，直捣齐都临淄。这个部署既满足了盟国各自的利益诉求，又保证了燕军能够集中力量完成对齐国的致命打击。

济西之战后，乐毅率燕军“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湣王在临淄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弃城出逃。乐毅攻入临淄后，“尽取齐之宝藏器”，将齐国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全部运回燕国。“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这些原本属于燕国、被齐国在子之之乱中夺走的宝器，在20多年后终于回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到济水边慰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命他继续剿灭齐国的残余势力。

齐湣王出逃后先到卫国，卫国国君让出宫殿给他居住，但齐湣王仍然骄横无礼，卫国人将他赶走。他又逃到邹国和鲁国，同样因为态度傲慢而被拒绝入境。最后齐湣王逃入莒城。楚国派淖齿率军以救齐为名进入齐国，齐湣王任命淖齿为齐相。但淖齿的实际意图是与燕国瓜分齐国，他将齐湣王抽筋悬于庙堂之上杀死。

齐湣王被杀后，莒城百姓拥立他的儿子田法章为齐襄王。乐毅则继续率燕军攻取齐国尚未投降的城池。他采取了宽抚政策来稳定占领区，“皆为其郡县以属燕”，将攻占的齐国城邑设置为郡县，纳入燕国的行政体系。乐毅还“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试图通过收买民心使齐国百姓接受燕国的统治。到公元前283年，乐毅已经攻下了齐国70余座城池，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池仍在抵抗。乐毅将这两座城池围困起来，但他没有急于强攻，而是采取了长期围困的策略。

然而，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昭王的死，是乐毅伐齐事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燕惠王早在做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和，“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即位之后，燕惠王对乐毅手握重兵长期在外更加疑虑。齐国守将田单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派人到燕国施行反间计，散布谣言说：“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燕惠王本来就对乐毅心存芥蒂，听到这些谣言后更加怀疑。他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将，召乐毅回国。乐毅知道燕惠王对自己不怀好意，“畏诛，遂西降赵”。赵王封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尊宠乐毅以警动于燕、齐”。乐毅的离去，使燕军失去了最有能力的统帅，也动摇了燕军在齐国的统治基础。

田单是齐国田氏的远房宗族，他接替乐毅面对的骑劫后，开始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反攻准备。他首先利用燕军对即墨的围困，故意散布谣言说齐国人最怕燕军割掉投降齐人的鼻子，又怕燕军挖掘齐国人在城外的祖坟。骑劫信以为真，果然下令割掉降卒的鼻子，挖掘城外的坟墓。即墨城中的齐国人从城墙上看到燕军的暴行，“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又派人假装向燕军投降，燕军以为即墨即将陷落，戒备松懈。

随后田单“收城中牛千余，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其尾”。在夜间，田单命人将城墙凿开数十个洞穴，点燃牛尾上的芦苇，将1000多头牛从洞穴中放出。牛被火烧痛，疯狂冲向燕军营地。5000名齐国壮士紧随牛后冲杀。燕军在睡梦中被惊醒，只见火光中无数披着五彩龙纹的怪物冲来，“所触尽死伤”。燕军大乱，骑劫在混乱中被杀。田单乘胜追击，“转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齐国被燕国占领的70余座城池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被收复。田单到莒城迎接齐襄王田法章返回临淄，齐国得以复国。

乐毅伐齐对战国格局的影响极为深远。齐国虽然在田单的指挥下复国，但国力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此后数十年间一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再积极参与合纵抗秦，也不再对秦国的东进构成任何实质性的阻碍。燕国虽然在伐齐中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但燕昭王去世后，燕惠王猜忌乐毅，导致功败垂成，燕国的国力在伐齐战争中消耗巨大，此后也没有能够成为战国格局中的主导力量。

五、上党之争与长平决战

真正从乐毅伐齐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是秦国。乐毅伐齐之后，秦国成为天下唯一至强。秦国在此后30余年间，集中力量进攻韩、赵、魏，而齐国始终袖手旁观，不加干预。到公元前262年，山东六国中唯一还有能力与秦国正面抗衡的，只剩下赵国。而秦国对上党的进攻，将把赵国也拖入一场无法回避的决战。

长平之战的直接导火索，是秦国对韩国上党郡的进攻与上党守将冯亭的献地决策。要理解为什么这件事会引发秦赵之间的战略决战，必须先理解上党在战国地缘格局中的位置。

上党郡位于今天山西省东南部，是一个四周高中间低的高原盆地，东面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相连，西面太岳山与河东盆地相接，南面太行山、中条山与中原相临。用《释名》的说法，“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唐代杜佑称“上党之地，据天下之肩脊”。从地理上看，上党是从山西高原东下河北平原的必经之地，太行八陉中的滏口陉就穿过上党地区。谁控制了上党，谁就掌握了从山西高原俯冲河北平原的通道。

对于赵国来说，首都邯郸位于河北平原的西缘，太行山是邯郸的西面屏障。要确保太行屏障的稳固，就必须控制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上党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如果上党落入秦国之手，秦军就可以从上党东下太行，直接威胁邯郸，赵国将失去战略纵深。因此，上党对于赵国不是一块可以随意取舍的边地，而是首都防御体系的前沿。

对于秦国来说，夺取上党是远交近攻战略的必然步骤。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克韩国的野王，完全切断了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交通。上党郡成为一块孤悬在黄河以北的飞地，韩国朝廷无力救援，只能割让上党向秦国求和。但上党守将冯亭不肯降秦。他做出了一个改变战国格局的决定：把上党献给赵国。

冯亭的逻辑很清晰。他对赵国的使者说：“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冯亭的用意是把赵国拉入对抗秦国的前线：韩国已经无力单独抵抗秦国，但如果上党归赵，秦国必然进攻赵国，赵国为了自保就必须与韩国联合，韩赵合力才有可能挡住秦军。

赵孝成王面对冯亭送来的上党地图，必须做一个选择：接受还是拒绝。赵国朝廷内部意见不一。平阳君赵豹主张拒绝，认为“圣人甚祸无故之利”，上党是秦国志在必得之地，赵国平白接收，等于把秦国的怒火引到自己身上。平原君赵胜则主张接受，理由是上党是赵国西面屏障的关键，如果被秦国占领，邯郸将直接暴露在秦军面前。赵孝成王最终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接收上党，封冯亭为华阳君。

赵国的决策并非单纯的贪利。从地缘角度看，赵国确实没有太多选择。如果拒绝上党，秦国占领上党后，邯郸的西部屏障就彻底消失，赵国将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接受上党，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把防线推到太行山以西，利用上党的山地地形迟滞秦军。但接受上党的代价是明确的：秦国不会容忍赵国截胡它已经到手的战利品，秦赵之间的战争从“可能”变成了“必然”。

长平之战的爆发，根源在于秦国远交近攻战略对上党的必然要求与赵国对上党的必然依赖之间的冲突。冯亭的献地只是把这个冲突从潜在状态推到了爆发状态。秦赵两国都清楚上党的重要性：秦国得到上党，就能打开东进河北的通道；赵国失去上党，首都就暴露在秦军兵锋之下。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完全不可调和，因此，不管赵国接不接受上党郡，战争都不可避免。赵国接受上党郡，只是把战争爆发的时间提前。

公元前261年，秦军攻取上党，上党军民纷纷逃往赵国。赵国派廉颇率军进驻长平，接应上党难民并抵御秦军。廉颇到达长平后，依托山险构筑壁垒，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秦军多次挑战，赵军不应。廉颇的战术是正确的：秦军远征，粮草补给线长，长期对峙对秦军不利；赵军在本土作战，补给相对便利，只要守住长平，秦军就难以取得突破。

然而赵孝成王对廉颇的持久战略缺乏耐心。赵国的粮食储备在长期对峙中消耗巨大，向齐国借粮又遭到拒绝。秦国则利用外交手段，阻止齐国和楚国援助赵国。在内外压力下，赵孝成王决定改变策略，以赵括取代廉颇，主动出击。秦国暗中换上了白起为主将，并严令“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

长平之战的过程极为惨烈。赵括上任后改变廉颇的防守策略，贸然率军出击。秦军统帅白起采取后退诱敌的策略，佯装败退，引诱赵军深入。秦军利用有利态势，将赵军压缩在由壁垒和山岭所挟持的河谷中，完成了对赵军的包围。赵军主力被围困达46天，粮道断绝，士兵饥饿不堪。赵括在绝望中亲率精兵突围，被秦军射杀。主帅阵亡后，40万赵军向秦军投降。秦军对如此众多的降卒心有餘悸，最终将其全部坑杀。

长平之战以赵军的惨败告终。赵国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单独与秦国对抗。此战将关东六国中唯一可与秦抗衡的赵国彻底打残，秦国统一天下只是时间问题。长平之战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秦国数十年变法积累的国力优势在战场上的集中释放。长平之战验证了商鞅变法所建立的军功爵制和耕战体制的优越性。秦国能够动员60万大军在前线长期作战，背后是强大的农业基础和高效的国家动员能力。这种国家能力，是山东六国所不具备的。从商鞅变法到长平之战，秦国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山东六国的实力反超，而长平之战则将这种反超转化为不可逆转的战略优势。

长平之战后，秦国继续推进兼并战争。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延续800余年的周王朝彻底终结。到秦王嬴政即位时，秦国已经占据了天下大半，统一战争的条件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