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G4诞生：苹果如何举亚洲之力造一台电脑

第14章 酷到没朋友！--iMac G4在亚洲的诞生

在中国台湾一家卡拉OK酒吧的霓虹灯和流行音乐中，一群疲惫不堪的苹果工程师正在为新款全白超薄屏幕的iMac而努力。这款产品将帮助苹果巩固其世界级设计领导者的地位。那是2001年初，他们进度落后，情况一直没有好转。过去几天，他们走访了多家供应商，想改进产品模具、零部件质量以及组件的加工和表面处理，但供应商的水平令人失望。“我们当时想，‘这根本不可能达到我们要求的质量、精度和时间节点，’”负责该项目的产品设计高级经理迈克尔·希尔曼（Michael Hillman）回忆道。这家KTV酒吧并不适合思考问题。这是一片迷宫般的私人卡拉OK包厢，每个包厢都闪烁着彩色霓虹灯，大屏幕上不断切换着流行歌曲的歌词，醉醺醺的本地人都在大声唱歌。

这家KTV酒吧相当于美国高尔夫球场--一个轻松讨论业务的休闲场所。昏暗的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当苹果工程师观察他们当天合作过的供应商伙伴时，注意到其中有一些穿着笔挺西装、与其他人明显不同的男子，散发出一种隐晦的威胁感。“这些迹象很明显，从他们的着装、举止和言谈中都能看出来，”希尔曼说。接下来几个礼拜，这些线索越来越明朗：与苹果合作的次级供应商中，有一部分和台湾黑帮有牵连。团队之前显然已经察觉到了，但并没有告诉库比蒂诺。大家或许只是选择视而不见；也有可能的是，对希尔曼而言，这些黑帮分子更容易看出来--他虽然刚加入苹果，但对亚洲早已了如指掌。他在日本长大，早已练就了一身本领，能一眼认出黑帮分子。

苹果当时正处于过渡初期，从自行制造电脑转向依赖海外生产网络，此次危机进一步表明，苹果必须加强对这些网络的控制，且控制范围需要延伸至多个层级。当时，苹果在亚洲的运营团队只有数十人，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迅速扩张，对供应链的控制程度非常高，完全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外包”。

苹果的“群蜂效应”

迈克尔·希尔曼拥有生物工程学位和12年的医疗设备行业经验，该行业的标准远高于消费电子产品。“如果我在工程设计上出错，有人可能会因此丧命，我可能要坐牢，”希尔曼谈到他之前的工作时说。当第一台iMac经历“硬重置”时，希尔曼为团队又增添了一层严谨性，“因为我们想实现的功能远超苹果此前的任何产品。”

凭借液晶显示技术（LCD）的进步，乔尼·艾维和工业设计团队能从头开始，重新构想21世纪电脑应有的形态。初代iMac的机身设计类似电视机，但到了iMac G4（苹果的下一代台式电脑）时，平板显示技术让设计团队得以大胆创新。艾维从劳伦·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种的向日葵中汲取灵感，设计出多种方案，其中的平面显示屏如同花朵般朝用户浮动，由一根填满连接线缆的茎干支撑，茎干下方是一个基座，容纳着电脑的核心部件和接口。广达（Quanta）是中国台湾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组装商，希尔曼负责与之合作。广达此前从未生产过苹果台式机，但库比蒂诺方面希望，能借助该公司在笔记本电脑小型化架构方面的专长，用来打造这款令人惊艳的一体化设计。

从第一天起，项目就陷入混乱。希尔曼前往台北的研究供应链，很快便得出结论：仅靠中国台湾无法完成这个项目。因此，苹果只能依赖新加坡、中国大陆、日本、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供应商。希尔曼带领的团队规模也过于精简，只带了15名参与过上一代iMac开发的工程师，而那些最能提供帮助的专家--刚与广达合作开发钛合金Power Book项目的工程师--已相继离职。苹果公司做了19个原型设计，才最终确定了方案。每隔几周，小团队就会向史蒂夫·乔布斯汇报进展，让他亲手体验最新的版本并提供反馈。负责制造电脑“颈部”电缆的团队始终难以跟上生产进度，凸显了跨国分散组装作业的复杂性。

所有计算机供应商都没什么经验，不会制造这款外观像向日葵的计算机。因此，苹果的PD工程师去找了相邻行业的专家，并教授他们新的技能。中国台湾的自行车制造行业备受尊敬，协助完成了镀铬颈部，而金属冲压则由一家生产相机机身的日本供应商完成。苹果工程师在泰国的硬盘制造商那里找到了精密加工能力，甚至参观了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涡轮叶片制造工厂。有些尝试成功了，有些失败了。“苹果将其他行业制造工艺应用于自身，一开始总是犯错，需要不断学习，”一位产品设计工程师表示。即便找到了所需的技能，中国台湾的劳动力也比较短缺，供应商只能从菲律宾招募员工。

部分扩展金属部件是在马来西亚一家棕榈油种植园内的录像机工厂组装的。该工厂的环境闷热潮湿，蜜蜂飞来飞去。厂内的年轻女性组成三到四条装配线，每条线约20人，她们用自己灵巧的小手，将所有电线穿过鹅颈状的金属部件的四个部分。每个鹅颈耗时8至10分钟，效率极低。该工厂邻近一个小型穆斯林社区，当地居民对这些来自加州的工程师心存戒备，尤其是他们留着长发、穿着短裤的装扮。每天下班后，镇上的男性会把车停在工厂外，用车灯照射工厂，目的是催促女工们回家，不要和这些加州人外出嬉戏。

设计过于复杂，需要全员参与，就连高管也得放下身段，从更高的层级下到基层工作。对于镀铬机颈，乔恩·鲁宾斯坦回忆说，他曾告诉采购主管杰夫·威廉姆斯，在证明电脑能组装出来之前，不要回加州。威廉姆斯，他说，“我们基本上把整个岛上的几乎所有机加工车间都用上了。”萨比赫·汗（Sabih Khan）是1995年加入苹果的运营高管，后来负责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在iMacG4完成前，他几乎住在格兰德喜来登酒店。他认识几乎所有人，从酒店员工到工厂工人，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他都跟个政客似的。同事们开玩笑说：“你要竞选台北市长吗？”

苹果对供应商的监督极为严格，会频繁更换生产基地，确保能达到所需的质量和规模。苹果的人会成群涌入工厂指导供应商，一位运营经理说这是“苹果蜂群效应”。“这简直就是工程入门课，手把手教他们如何操作，”另一位参与者回忆道。

“真是他妈的蠢透了”

对于其中一个晚期的原型机，希尔曼向包括乔尼·艾维和iMac负责人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Stringer）在内的设计团队，以及硬件主管乔恩·鲁宾斯坦、产品设计副总裁丹·里奇奥（DanRiccio）和史蒂夫·乔布斯在内的VIP们展示了制造和组装流程。当时，大约在2001年3月，电脑的底座形状更像一颗Hershey's Kisses（好时公司（Hershey's）推出的经典巧克力品牌，以独特的水滴造型和浓郁的口感著称，译者注），而连接的颈部是一系列铝制球窝关节，类似椎骨。穿过这些关节的是一根张力工具，为显示器提供悬浮感。显示屏上还有一些触觉开关，按下按钮后，显示器会变得柔和，用户可以重新定位它。当按钮松开后，显示屏会在毫秒内重新变硬。这简直像魔法一样，艾维和乔布斯都对此非常满意

原型机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其背后的机制却极为复杂。原型机需要使用飞机级的电缆和高达600瓦的电力，所有动力均来自一个外部电源适配器，破坏了产品一体化的设计理念。维护这台机器会是一场噩梦，需要技术专家要拆掉椎骨结构，才能访问计算机。“这不是我的设计，也不希望团队这么做，”希尔曼说。

鲁宾斯坦表示，该设计快获批量产了。但希尔曼冷静描述了整个流程--椎骨首先与底座连接，随后移动到下一条生产线，安装内部的计算机组件--复杂设计带来的挑战就显而易见了。该流程与标准操作流程相悖，因为通常要先组装每个组件，最后再把它们整合到外壳中。但希尔曼为满足工业设计部门的要求，却从外壳开始设计，可能导致划痕和凹陷，进而花大价钱手工返工。乔布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俯身指着零件，拿起几个仔细查看。随后他突然站起身，凑到希尔曼面前。“你是说这就是组装方法？”乔布斯问道。当希尔曼开始回答时，乔布斯打断道：“这他妈的太蠢了！”

希尔曼形容说，自己被苹果CEO骂得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被子弹击中一样。他说：“我觉得自己花了十秒钟才回过神来。”乔布斯说话时非常凶狠，说到“蠢”这个词的时候，唾沫星子都溅到希尔曼的眼镜上了。由于乔布斯离他太近，希尔曼无法看不见自己的老板，也看不见工业设计团队的成员和鲁宾斯坦，于是他只能凭直觉回答。“实际上，我马上说：‘我同意你的观点。这确实他妈的蠢。’”

他实际上是在指责乔尼·艾维和设计师们--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这都是大忌--但乔布斯，作为工业设计团队之上唯一有权决策的人，让他可以这么说话。乔布斯转过身，看着组装过程，默不作声地沉思。希尔曼看向艾维和里奇奥，他们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鲁宾斯坦说，就在那时，设计被放弃了。工业设计团队重回绘图板，最终找到了一种实现类似体验的方法，也不需要复杂的椎骨组件或电机。

最终诞生的设计堪称惊世骇俗，犹如在一堆旅行车里看到一辆法拉利。这是首款具备拟人化外观的电脑，其平坦的屏幕如同脸庞，铬合金颈部由航空级金属制成，优雅地悬浮于空中。“这些部件必须经过锻造、机加工、热处理、抛光和镀铬，因为壁厚极薄，还要容纳所有电缆，同时具备弯曲、移动和支撑轴承的能力，”该项目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解释道。

颈部内部的延伸电缆包含好几条导线，用于液晶显示屏、电源、模拟麦克风和机械张力。总共有40多根线缆，必须手动把它们穿过一个狭窄设计的套管，操作必须极为精细，才能避免损坏。仅颈部部件的物料清单成本就接近每台120美元--高得有点可笑，几乎占整台电脑零售价的10%。颈部结构让用户能以近乎无重力的顺滑感调整、倾斜和旋转屏幕。效果如此顺滑，仿佛电脑随时准备跳街舞。

好、更好、最好

大约在希尔曼向乔布斯进行那次尴尬的演示6个月后，他在亚洲某地醒来，收到了丹·里奇奥的邮件，要求希尔曼给身在美国的自己回电话。里奇奥喜欢贬低下属，这次却很委婉，以免吓到希尔曼。他解释说，乔布斯非常喜欢新款的设计，已经批准投产。“这真的很令人兴奋，但也会是个巨大挑战，”里奇奥说。然后他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过去几年，苹果一直以“好、更好、最好”的系列销售电脑，为客户提供三种不同规格和价格的机型。直到此刻，希尔曼一直以为，这款向向日葵致敬的平板iMacG4是“最好”型号；“好”和“更好”则指的是经过重新设计的CRT显示器，类似于彩色iMac--更重要的是，这事不归自己管。但现在里奇奥说，CRT项目已经取消了。

这事让人欣慰又恐惧，验证了希尔曼过去18个月的所有努力，但也会让他的团队失眠和焦虑。里奇奥虽然这么说，但希尔曼也不必为“好”和“更好”的型号各自设计全新的方案；只不过，他的团队必须联系所有的合作供应商，遍布多个国家，要求他们大幅提升原计划的产量。随后，他们还要把这些部件规格化，分别适配三种不同的型号，每种型号又配备不同的处理器、内存及其他配置。

希尔曼的供应商每天原本只需生产1500台，现在却要在三个月内将产量提升近十倍。单单是提升铬合金颈部，相关的产能就是个巨大挑战，因为苹果要求的钢材等级非常高，只有火箭制造和高真空半导体加工等特殊领域采用。“我们基本上垄断了全球市场对这种17-4不锈钢的需求，”希尔曼说。

2002年1月7日，史蒂夫·乔布斯发布iMac G4时，宣布“CRT时代正式终结”。该设计大获成功，当天便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平坦酷炫！”的标题赫然醒目。但全面采用平板显示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好”的起价为1299美元，比之前的入门型号贵45%。而且由于苹果公司很难扩大产能，该产品要两个月后才能上市。首批出货的“最好”型号售价高达1799美元，远超目标用户的承受能力。在费了很大劲把G4量产后，需求却令人失望。由于零部件短缺，苹果将三款机型的价格都上调了100美元。乔布斯曾将这款电脑视为重中之重，有助于推动苹果进入主流市场，称其“美感与优雅无与伦比，经得起十年的考验”。然而，仅仅六个月后，乔布斯就被迫宣布，苹果的营收“要比预期低差不多10%”。仅32个月后，这款极具革命性的设计就被取代了。

iMac G4的研发经历对苹果和中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关键组装和供应链团队分散在六个国家，导致制造过程低效、耗时且成本高昂。苹果并不打算通过简化设计或降低复杂性等方式，来缓解制造挑战，而是把零部件和子组装环节集中到最终组装环节附近--而唯一的选择就是中国。在电脑上市前，苹果便敦促新加坡和日本的合作伙伴，让他们在中国设立运营基地，利用中国出口加工区中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地区享有特殊的贸易条款和税收优惠。作为iMacG4的组装商，广达于2001年建立了广达上海制造城（QSMC），供应商围绕其周边形成了新的产业集群。“不仅是最终组装、测试和包装需要转移到中国，苹果设计所需的材料创新、制造工艺和检测技术也必须近在咫尺，”希尔曼表示。凭借这些新的本地生产基地，苹果高管能在数小时甚至数分钟内，从注塑、冲压或机加工工厂前往组装现场，而不需要从其他国家调派人员。希尔曼形容说，中国大陆的人才“经验严重不足”，尤其难以满足苹果对复杂设计的要求。但通过对人才加大投资，这种状况有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