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奇怪的宿舍梦
最近得了流感,前几天浑身都疼,不停地喝热水、柠檬茶,晚上吃了药,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夜里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自己住在伊朗的女生宿舍,一个很小的房间,地上密密麻麻地睡着20多个女生。有人还在热闹地聊天,有人在吃东西。我躺在那里,心里很不满:都晚上十二点了,怎么还不睡觉?
可是在梦里,我突然又意识到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我什么时候住过条件这么差的伊朗女生宿舍?
2005年我刚来德黑兰的时候,确实住过大学宿舍。但学校给我分的是给已婚学生住的小宿舍,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小的单间,大概二十多平方米,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开放式厨房、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条件当然谈不上好,但即使那样,我也过得很开心。那时候德黑兰有一帮师兄师弟、学弟学妹,到了周末,大家就到我这里一起吃饭,有时候出去逛街,有时候一起爬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日子反而过得悠闲惬意。
我在梦里又仔细想了想,后来我也去过德黑兰大学女同学住的女生宿舍。一个房间里放四张高低床,房间虽然破旧,却也干净整齐,并没有二十多个人挤在地上睡觉的情形。
再想,我这辈子住过最破的宿舍,大概是十几年前去布什尔核电站采访时住过的临时员工宿舍。房间里只有两张床,连毛毯都是旧的,带着一股气味,也没有热水。那天晚上我连衣服都没有脱,就那样和衣睡了一夜。可即使那里,也从来没有梦里那么拥挤。
然后又想到自己大学一年级时住的宿舍。那时候住一楼,八个人一个房间,潮湿得连室友的床上都长了青苔。我当时还想起刘禹锡《陋室铭》里的那句“苔痕上阶绿”。可是八个人一间,也没有梦里那么拥挤。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室友们躺在各自床上,天南海北地聊天,大家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说着说着,也不知道聊到了哪里,声音越来越小,然后一个个睡着了。
可能是生病吃药的缘故,这些已经过去很多年的宿舍、房间、床铺和人,莫名其妙地在梦里混在了一起。
德黑兰的第一场秋雨
今天下午德黑兰雷声大作,风雨交加。一阵阵雷声听起来特别像战争时期的轰炸声,每响一声,心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发紧。
天气终于开始转凉了。清凉的晚风吹进来,这是德黑兰今年迎来的第一场秋雨。
穆森打电话来,今天本来我和他要一起去“为祖国献身者”的军事训练营开营采访。但因为我感冒没好,他去了,他说开幕式刚开始不久就下起了暴雨,军官和负责人还在主席台上发表完讲话,所有人都被淋湿了,活动匆匆结束,原本要演习军事训练的活动也没有拍到,组织方说哪天再重新安排。我说好的,其实我也是想去看的,正好等过两天我好了一起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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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妈妈打电话来
晚上,伊朗妈妈打来电话。
她一开口就是问我:“怎么样了?好点了没有?我就是打电话来看看,你这孩子到底好了没有?”
我告诉她,今天已经好多了。这几天家里人也很照顾我,给我准备果汁、茶和各种汤水。今天睡了一觉,又吃了布洛芬和感冒药,身上的疼痛已经轻了很多。
她连着说了几遍:“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她说最近伊朗的感冒也特别厉害,现在这个季节本来就很容易生病。她甚至觉得,现在流行的已经不能简单叫“流感”了。“我觉得就是病毒,跟新冠一样。”说着说着,她干脆很肯定地说:“就是新冠!现在还有什么流感啊?自从新冠大流行以后,现在来的这些病、这些病毒,我觉得都是某种变异的新冠,所以才这么折磨人。”
她接着给我讲她健身教练的事情。她们的健身课每个月中间正好有一周休息。就在准备重新去上课的前一天,她因为有点事情给教练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起来,就发现教练的声音几乎都发不出来了。她问:“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教练说,从放假那天开始自己就病倒了,一直跑医生、输液,来来回回折腾,病得特别严重。
“我跟你说实话,我当时真的害怕了。”妈妈说。于是她连续两节课都没有去。她想,教练没有办法,必须去上班,这是她的工作;但自己又不是非去不可,那就干脆别去,等她彻底好了再说。一直等了十天、十一天,她才重新去健身房。后来教练还跟她说:“你没来是对的。我当时也特别担心,怕你过来以后被我传染。”
她说,这一轮生病的人真的非常多。健身房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也感染了,到现在都没能回来上课,这段时间已经三次严重到去医院,三次输液,身体一直没有恢复。
我告诉她,我怀疑自己可能是被穆森传染的。穆森之前感冒了,后来穆森全家、包括他爸爸妈妈,好像都生病了,他自己后来跟我说已经完全好了,我们又一起出去活动,结果之后我就病了。但我也拿不准,说不定是老去人多的地方拍摄被其他人感染了。
伊朗妈妈马上说,这完全有可能。“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每一种病毒也不一样。”她说,有些病毒感染以后,可能三天左右还有传染性;有些病毒甚至十天以后仍然可能传染别人。所以还要看感染的是哪一种病毒、感染程度怎么样,也要看每个人自己的身体反应。
她又讲起自己以前的一次经历。有一次伊朗爸爸从朋友那里感染了病毒,爸爸自己几乎没什么事,只是有一点流鼻涕。后来她从爸爸那里感染了同一种病毒,结果病得特别厉害,前后三次去了医院。“那个病毒在爸爸身体里没干什么,好像它跟爸爸相处得挺好;可到了我身体里,它跟我就完全不对付,把我折腾惨了。”
所以她觉得,穆森自己可能真的认为已经完全好了,但他身体里的病毒也许仍然具有传染性。
芜菁、百里香和妈妈的感冒药方
说完这些,我又开始担心他们:“你们一定要小心,您和爸爸都要注意不要感冒了。”
她让我自己也一定要小心,注意不要传染给家里人。她马上又开始给我开她的“妈妈食疗方”。
“吃芜菁,女儿。现在芜菁已经上市了。”
她说,平时每天吃饭都会做一点沙拉,但今天出去回来以后,就跟爸爸说最近不做沙拉了,准备改成煮卷心菜、煮萝卜、煮芜菁。“这些至少是热的,暖一点,对身体好,也能帮着恢复。”她还让我喝百里香和柠檬水,补充维生素。
我告诉她,这三天我基本就是不停地喝茶、柠檬和蜂蜜。她马上说:“很好,非常好。”
我说这次最难受的就是全身疼,真的疼得厉害。不过今天已经好多了,睡了很久,又吃了布洛芬和感冒药,现在明显舒服了。她说:“对,布洛芬应该吃。”她特别提醒我,病毒感染一般不要乱吃抗生素,因为抗生素对病毒本身不起作用。布洛芬、感冒药(Cold Stop )这些主要是缓解症状,尤其能减轻全身疼痛,也能让人好好睡一觉。
她说,现在伊朗到处都有人生病。我说,穆森也说,到处都是病人,简直难以置信。
说到这里,伊朗妈妈忽然又开始抱怨今年的疫苗。她说,以前每年从九月初开始,流感疫苗就陆续来了,很多人会提前接种。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人打了疫苗,少一些人生病,也会减少传播。“可是今年连这个都没有。”她认为正因为这样,今年感染的人更多,生病的人也更多。
然后她的语气一下变了。
“现在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心思到底放在哪里。这个国家整个就这么被扔在半空中了。”
她停了一下,说:“我们现在就像悬在天上,生活在真空里。”
“现在真的有一种要打仗的感觉”
我说:“妈妈,现在真的有一种要打仗的感觉。”
我跟她提起以前我们经常采访的F教授。以前不管局势多么紧张,他一直都很乐观,总觉得最后不会真正打起来。前两天我还特意给他发消息,问:“教授您现在还那么乐观吗?”没想到这一次,他回答我:“不,我一点也不乐观了。”
妈妈听完马上说:“不,不,不,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然后她跟我说起最近在伊朗流传的一个“三个惊喜”的说法。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说法到底从哪里来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只是说现在有人讲:10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会有一个“惊喜”;11月,美国会有一个“惊喜”;12月,伊朗人民又会有一个“惊喜”。
“也就是说,还有三个惊喜在路上。”
她说,第一个,也就是10月份的那个,据说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它到底想干什么,只有真主知道。”
她反复说,她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伊朗会不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我真的希望,真的希望,他们不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因为在她看来,一旦伊朗先动手,就等于给了对方一个理由,之后别人想怎么打、打哪里,都可能找到借口。“我只希望他们千万别这么做。”
她又提到今天格什姆岛发生的事情。她说,格什姆岛今天响起了警报,防空系统也有动静。她还看到有人发照片,说在格什姆一所学校附近掉下来一块疑似导弹或者某种弹体的碎片。她第一反应就是:“那些孩子真可怜。” 我说好像看到新闻说伊朗打下了一架美国的无人机。
伊朗妈妈说,听说现在那一带不断有各种飞行物、弹体朝经过海域的船只方向发射,但美国到现在似乎没有作出直接回应。
“美国不会回应的。”她说。
在她看来,美国现在并不急。她半开玩笑地模仿美国的态度:“我到11月之前手都腾不出来呢。我还在洗盘子,我有自己的事情,我忙着准备选举宴会,没工夫管你们。”
她觉得美国总统现在讲话甚至显得非常放松:“你看他们说话多轻松,多放松(relaxed)。”记者问起这些事情时,对方有时候甚至还能轻轻松松地说一些在她看来“乱七八糟的话”。
“连伊扎迪都这么说了”
聊着聊着,妈妈又跟我说起伊扎迪教授最近的一段讲话。伊扎迪教授是德黑兰大学的知名美国问题专家,他英文非常好,也是支持体制的官方学者。我们过去经常去采访他。
她说,伊扎迪讲得已经非常直接了:“他们会打过来,会摧毁,然后把政权换掉。”
我有些吃惊:“真的?伊扎迪教授是这么说的?”
“对,就是伊扎迪。”
她告诉我,伊扎迪说,美国人现在已经不是在开玩笑了。他甚至直接质问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吗?这几个月以来,美国人的说法已经变了,他们现在谈的是“Regime Change(政权更迭)”。为什么你们还不清醒?
我问:“伊扎迪不是支持这个体制的吗?”
“是啊。”她说。但她觉得,正因为伊扎迪平时就在伊朗国家电视和媒体上讲话,总体上属于支持体制的人,现在连他都开始这样公开警告,才更值得注意。“他支持归支持,可他又不是瞎子,他也看得到现实。”
她说,伊扎迪实际上是在公开质问那些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伊朗继续按照现在这个样子走下去,政治人物不把彼此之间的分歧放到一边,不认真解决问题,不考虑坐下来谈判;如果美国提出了一些条件,也完全不考虑是否可以接受,想办法把国家从现在这么危险的处境里拉出来,而是什么事情都继续拖着、往后放,那么最后美国一定会来做它想做的事情。
“到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告诉她:“我这几天生病,也没有怎么看新闻。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她说,她也是在推特上接连在四五个地方看到了伊扎迪的这段讲话。看完以后,她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大家都开始担心了。所有人都担心。现在情况真的很糟糕。”
一包饼干、一盒牛奶和一个水果
然后她开始跟我讲经济。
美元还在不停地涨,现在已经汇率超过26万土曼大关,不到两周贬值近40%,贬值速度快的吓人。药也越来越难买,食品的价格更不用说,已经贵得非常厉害。这段时间唯一稍微便宜了一点的,反而是水果,可水果变便宜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问:“为什么水果便宜了?”
她说:“因为现在东西出不去了。现在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运出国,也没有地方可以出口。”
她给我举了椰枣的例子。以前椰枣已经贵到一公斤六十万土曼起步,可就在上个星期,她走在街上,看见有人把原本准备出口的伊朗椰枣重新拿回国内市场卖。一些过去用于出口的椰枣,现在一包只卖三十万土曼,可即便卖到这个价格,还是没有多少人买。
我问:“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已经到极限了。可怜的人们已经没有钱了。”
她接着让我想想那些家里有孩子刚刚开学的普通家庭。“你自己现在也有两个孩子上学,对吧?你想想。”
一个孩子每天去学校,有三个课间,也就是三个课间休息时间 (break)。第一个课间,父母可能给孩子放一包饼干,再放一盒牛奶;第二个课间,可能放一包瓜子,或者一点开心果、坚果之类的东西;第三个课间,再给孩子带一个水果或者其他一点吃的。她说,仅仅把这几样东西放进孩子书包里,一天下来可能就要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土曼。
可是,一个家庭养孩子的支出当然远远不只是这几个课间。孩子要买鞋,要买书包,要交学校的费用,要买衣服;孩子回家以后会生病,也有其他各种开销,还要吃午饭、吃晚饭。
“你想想,一个家庭哪来那么多钱?”
她说,现在很多伊朗家庭是真的已经撑不住了。以前大家多少还有一点积蓄,可这些年下来,很多家庭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吃自己的老本,到现在,连积蓄都快吃完了。
金店里没有买黄金的人了
她跟我说,现在从金店门口经过,会看到一种以前很不一样的景象。
“一个买黄金的人都没有。所有人都是来卖黄金的。真的,我发誓。”
兑换店也是一样。她说,现在连兑换店的人都说,几乎没有什么人再来买美元。过去伊朗人手里有一点钱,总想着换成美元保存起来,可现在正好反过来了——大家把过去存下来的美元拿到兑换店里,换成里亚尔、换成现金,拿回来过日子。
“人为什么要存钱?不就是想着有一天遇到困难、情况不好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吗?现在大家就在用自己的积蓄。”
她叹气:“真的太难了。现在日子真的、真的太难了。”
可在她看来,那些掌权的人好像根本不把这一切当回事。
我说那这样会不会惹的民怨加深、老百姓上街抗议。
但是伊朗妈妈认为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现在不会有人上街了。”
“现在没有人再出去,也没有人再示威。”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不能再死人了。”
“这一次,不能再让人被杀了。”
她说,如果伊朗的问题还要解决,那么这一次必须用一种真正的、根本性的办法去解决,而不是继续让普通人走上街头送命。
她甚至很明确地说,如果现在有人觉得老百姓还会再次大规模走上街头,那么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她认为不会发生。
她说:“亲爱的,人首先得把自己的命保住。大家又不是疯子。”
她说,有的时候,人们认为那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明知道危险也必须去做。
“有一个时候,是因为有那个必要,我们不得不那么做。”
“但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我们要理智地行动,先活下来,等到真正的时候。”
说完这些,我又问她们这几天在做什么。
伊朗妈妈说,昨天她和爸爸刚吃完饭,爸爸不想让她一直闷在家里,拉着她出去散步,两个人顺便进了一家商店。她说,这几天德黑兰的天气特别好,凉凉的,很舒服,可街上却很空,商店里也没什么人。“这么大一个商店,我们站的这一排,一个人都没有。”
说着说着,话题还是绕回了局势。她说起前几天阿联酋那架差点被劫持的飞机的事情,“危险几乎贴着我们的耳朵过去了。要是真掉下来,不管跟伊朗有没有关系,晚上可能就要挨炸了。”然后叹了口气:“现在大家哪还有心思想别的,就是等着看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落到我们头上。”
可说完战争,她马上又变回了一个妈妈,开始反复叮嘱我喝热水、喝汤、喝茶,说她的教练感冒了十四天还没好,“你别觉得自己身体好就不当回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挂电话前,她照例让我问候郑凯和她两个可爱的孙子。德黑兰的秋夜很凉爽,街道很安静。战争会不会再来,没有人知道,但日子还是这样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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