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是北伐第一功臣

1937年1月，毛泽东对李宗仁作了一番评价：“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名气很大啊！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这是毛泽东在接见共产党和国民党桂系的联络员刘仲容时说的。
历史上，李宗仁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他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周恩来曾评价李宗仁一生中做了两件好事，一是台儿庄战役，一是晚年回国。
实际上，李宗仁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好事，就是推动促成北伐。也是因为北伐战争，李宗仁才从一个地方政治家晋阶为全国性的政治家，成为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官至“中华民国代总统”。也可以说，北伐战争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对李宗仁在北伐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过去在很长时间里很少有人提到过。很可能还是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所著的《李宗仁回忆录》在中国大陆出版（2005年）之后，才开始逐步为人所知。近年来，有论者专门撰文讨论此事，但都缺乏对历史真实细节的准确把握，让读者无法深入把握历史的脉络。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努力弥补以往研究文章的缺憾，讲清楚北伐的第一功臣为什么是李宗仁而不是蒋介石。
李宗仁利用湘军将领叶琪的造访，制造了北伐战机
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是孙中山领导的历次北伐战争的继续和发展。孙中山一生领导了四次北伐，即1912年、1918年、1922年、1924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在广东的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本应继续发动北伐战争的，但却是处于革命运动边缘的广西李宗仁在为北伐操心。
也是机缘巧合，本来李宗仁从来也没有想要“管”广东国民政府中央的事情，是一个湘军将领叶琪突然冒出来造访广西，才触发了李宗仁对北伐大局的研究，让他突然发现并人为制造了国民党北伐的战机，也使李宗仁从偏远的广西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起初，李宗仁在广西消灭了陆荣廷、沈鸿英的部队，打退了云南唐继尧东侵之师，在很短时期内统一了广西，随后又推动两广统一，一时名声大噪。当时李宗仁和他的部下黄绍竑、白崇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中下级军官，且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三人团结一心，毫无芥蒂，与其他各省内耗不断形成鲜明对照，一时成为楷模，邻省甚至纷纷派员去参观学习。湖南省长赵恒惕的代表叶琪就是这样来到广西的。
叶琪（1896—1935），字翠微，广西容县人，1911年就读武昌陆军中学，参加武昌起义，1914年就读保定军校，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及广西许多高级将领都有先后同学之谊，当时在湘军第2师任旅长。当时广州的国民政府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湖南当局非常担心帮助被逐的湘军回湘，赵恒惕就派叶琪到广西联络广西诸将，希望促成湖南广西两省守望相助、攻守同盟，如果湘、粤发生战争时，采取中立态度；最好能够共同出兵消灭广东境内谭延闿和程潜所部的湘军。
叶琪在广西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李宗仁脑洞反转，想要反过来争取叶琪为革命力量做湘军的工作。李宗仁发现，当时赵恒惕只求保境安民，对革命没有兴趣，而唐生智则是可以争取的。于是，李宗仁让所有的报馆，通讯社，宣传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特来和两粤革命当局会商湘、粤、桂合作的步骤。消息一出，港、穗、沪、汉各报竞相转载，弄得叶琪有口难辩，曾数度要求李宗仁更正。李宗仁打蛇随棍上，顺势把叶琪变成了离间吴佩孚、赵恒惕、唐生智的工具，可谓棋高一着。
就在叶琪访桂期间，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来电称将偕中央委员谭延闿等到广西梧州“慰劳广西军民”。实际上，汪精卫是要推动两广统一成为现实，当时虽然在当年一月间国民党二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但毕竟仍系统各异，需要形成两广统一的具体计划。李宗仁和黄绍竑约叶琪一同去梧州会见汪精卫一行，叶琪不肯去。李宗仁说，你去了不一定要露面，感受一下氛围也好嘛，叶琪觉得无妨，就答应了。汪精卫等抵梧后，李宗仁特地告诉谭延闿，赵恒惕的代表叶琪也在梧州，谭延闿说：“叶琪年轻能干，当年在湖南时，他居然把我们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李宗仁转告谭延闿的话，请叶琪参加欢迎汪、谭的宴会，叶琪难以拒绝。宴会气氛极为热烈，李宗仁致欢迎辞后，便请汪、谭两人训话，谭延闿顺便夸奖一番叶琪。这时李宗仁请叶琪讲话，叶琪勉强应酬，难免恭维一下汪精卫、谭延闿，引起热烈掌声，全场皆大欢喜。
看到叶琪被迫结识了汪精卫、谭延闿之后，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李宗仁决定索性劝叶琪赴广州一行。叶琪听了大惊，坚持不去，李宗仁劝他：“你趁机到广东摸摸底，将来，回到湖南去报告一些内幕情况，说不定吴佩孚、赵恒惕要嘉奖你有胆有识呢！”经李宗仁等人再三劝告之后，叶琪终于答应到广州去看看。一月下旬，李宗仁和白崇禧、夏威及叶琪，随汪、谭前往广州，在广州受到极盛大的欢迎。李宗仁对外宣传仍说叶琪是湖南唐生智的代表，前来两广联络的。
虽然并没有真的联络什么，但影响却是造成了。事实上，叶琪此次粤桂之行，竟然成了启动北伐战争的一个导火索！李宗仁之所以能够推动促成北伐，要害就在于利用叶琪造成了唐生智与吴佩孚的分裂、唐生智被迫参加革命。叶琪到广东不仅对唐生智参加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广东方面能够信任唐生智、合作实施北伐战争，则起到了更为关键作用。后来叶琪在1931年获授国民党陆军上将军衔，1935年在南宁坠马身亡，此为后话。
当然，李宗仁自己到广东这一行动是更重要的。经过反复磋商，正式实现了两广统一，将广西军、民、财、教等大政完全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广西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担任党代表。广西是广东以外由中央直接管辖的第一个省份，此举体现了李宗仁等广西领导人的眼界和胸怀，也是李宗仁能够推动北伐战争的前提。
在两广军政统一完成之际，湖南内部赵恒惕、唐生智的分裂也日益加剧。
此时两湖最高执政者是吴佩孚，他是“讨贼联军”总司令，赵恒惕是湖南省长，名义上受吴佩孚管辖。湖南有省防军四个师，师长是贺耀祖、刘铏、叶开鑫、唐生智，唐生智又兼“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控制湘南最富的水口山锌矿，所以他的第4师是湖南省防军中训练和配备最佳，人数最多的一个师。
然而事实上，吴佩孚、赵恒惕、唐生智谁也控制不了谁，尤其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惨败，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骤减，而湖南自谭延闿、程潜被逐出境之后，俨然成为赵家天下。为了达到实际控制湖南的目的，吴佩孚暗中拉拢唐生智，给唐生智接济了一些枪械，而唐生智本来已经桀骜不驯，得到了吴佩孚支持更无忌惮。
此次叶琪赴桂、赴粤之后，还没等叶琪回去做工作，三派势力早已经开始利用两广的宣传攻击对手。吴佩孚手下亲赵人士中伤唐生智，推动吴佩孚怂恿赵恒惕抑制唐生智，赵恒惕得到吴佩孚的支持，提出收回水口山矿务的管理权。然后，吴佩孚又暗中示意唐生智叛赵，唐生智本已有代赵野心，既然赵恒惕要削弱唐生智的利益，唐生智只好准备驱赵出湘。
这时，唐生智为谋划周全，打电报给李宗仁，请李宗仁在他出兵驱赵时“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本来李宗仁就想要利用唐生智的，没想到唐生智自己送上门来了。
李宗仁算得很精准：唐生智驱赵肯定成功，但是在赵氏被逐之后，吴佩孚大军必定南下，而唐生智必然一败涂地无疑。这样一来，唐生智必将向两广乞援，加入革命队伍，国民革命军正可借此机会，以唐生智为前锋，出师北伐。
李宗仁接到唐生智的电报，立刻回电照办，并立刻下令部署部将钟祖培等向黄沙河进发，同时命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都向桂林集中，准备入湘。
同时，李宗仁发电报给广州中央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等军政首领，申述此时乘机援唐北伐，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因为直系的势力在北方受挫不久，元气尚未恢复，吴佩孚正想利用统一两湖的机会，复振直系。现在直系讨冯战争正在进行，精锐部队被吸收在华北，湖北全境空虚，如果能够利用唐生智为前驱，趁机北伐，可以一鼓而下武汉。顺流而东，便可直捣沪、宁，统一长江流域，则全国统一就不远了。
李宗仁在电报中还强调，国民革命军第7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希望中央速定大计。李宗仁表示将亲赴广东，共商大计。就在李宗仁和广州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唐生智已于1926年3月初向长沙进发，赵恒惕自知力不能敌，又见吴佩孚态度暖昧，便通电辞职，并荐唐生智为代理省长。赵恒惕于3月中旬离长沙避往上海，唐生智于3月17日占领长沙，3月30日占领岳州（岳阳）。至此，吴佩孚果然调兵南下，沿着粤汉路向唐军出击。吴军人数众多，久经训练，十分精锐，一经接触，唐军立刻溃败。吴军于4月3日攻入岳州，24日复将唐军逐出长沙，南向进迫衡阳，唐生智已溃不成军，准备从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并急电李宗仁求援。
李宗仁接电后即令钟祖培旅兼程前进，向衡阳唐军增援，全省援军也向湘边进发。5月初，桂军赶至衡阳，和吴佩孚追军发生激战。桂军奋勇冲锋，喊杀连天，吴军听出来喊杀之声是两广口音，不敢恋战，纷纷后撤，衡阳转危为安。唐生智收拾残部，和桂军合力反攻，双方在衡阳一带进入胶着状态。
李宗仁亲赴广州，促成北伐决策
1926年5月初，李宗仁自南宁东下，5月10日抵达广州长堤天字码头，受到热烈欢迎。迎接他的不仅有谭延闿、张静江、李济深等高级官员，欢迎群众也是人山人海。首先上船的便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还有广西驻穗代表白崇禧、陈雄等人。李宗仁由李济深陪同，到第4军军部休息。很明显，此时广东国民政府中有一个李济深也是一个关键，否则李宗仁的北伐之议也不可能为广东国民政府中枢所采纳。
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内部仍处在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真空，高层人士忙于争夺领导权力，根本无暇考虑什么北伐这种事。蒋介石于3月20日策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因无力控制局面，称病不出，刚从苏联回国的胡汉民，也无法立足，实际上这两位均在李宗仁到穗前秘密赴港，蒋介石已经成为广州的中心人物。李宗仁必须说服蒋介石，才能促成北伐大计。
但李宗仁拜访蒋介石时说得慷慨激昂，蒋介石却没有任何反馈。李宗仁发现，当时的广州不仅政治上十分混乱，军事上对北伐也毫无准备，蒋介石没有研究过北伐的任何具体问题。虽然孙中山在世时天天讲北伐，所有要人也跟着讲，但实际上讲的都是空话。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地说：此时“所谓北伐，在广州真连影子也看不到。”李宗仁拜访了苏俄顾问鲍罗廷，他在忙于弥补国共之间因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裂痕，对北伐态度冷淡。
唯有李济深对李宗仁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他听了李宗仁的建议，感到一拍即合，认为李宗仁的思路极佳、他所创造的机会极为难得。
本来都是广西人，地缘关系使他们能够说得到一起，尤其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气味相投，李济深还是李宗仁参加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此次李宗仁到广州，虽然目的是和国民政府大员见面，却像是投奔李济深而来，李宗仁到了广东，就是李济深接待，李济深天天陪着李宗仁，两个人朝夕过从，无话不谈。而且当李宗仁为中央领导层特别是多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反应冷淡颇为失望时，李济深就在旁边一再鼓励，希望他不可功亏一篑。
有一天晚上，正在两个人促膝交谈时，李宗仁突然触动灵机：何不请李济深第4军自告奋勇、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让北伐先成为既成事实，何愁国民政府中央不支持北伐大计呢？！
没想到，李宗仁话音未落，李济深就连声说好！二人商议既定，正好次日，5月27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两人相约在会上演出双簧，李宗仁发言完毕，李济深即起立发言附和，要求准许第4军先派部队两师，立刻动员北上入湘，截击南下敌人。二人密切配合，推动会议作出了北伐决策，在中国现代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可以说，没有李济深的支持也没有北伐！
李宗仁的北伐建议在中央政治会议中正式通过，会议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并嘉奖李济深自动请缨的义举。会议决定稍后推选北伐军总司令，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北伐才进入具体计划阶段。
1926年6月1日，国民党二届二中临时全休会议召开，决定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介石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会议拟任命李宗仁任前敌总指挥，负责第一线指挥作战，李宗仁则推荐由唐生智担任。李宗仁此举颇有政治智慧。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正式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及前敌总指挥职。此时第4军的陈铭枢（第10师）、张发奎（第12师）两师已自南路和琼崖北调，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也已于6月初离穗北上入湘。6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及《告将士书》《告士兵书》《告广东人民书》《告海外侨胞书》。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民众5万余人参加大会。
北伐军打下武汉，李宗仁居功至伟
1926年7月6日，李宗仁亲赴前线，此时第7军正向长沙挺进。7月15日，李宗仁抵衡阳，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从长沙到衡阳见面。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唐生智一再对李宗仁表示感激，询问需要何种报答，甚至提议说，现在克复地区有几个收入极丰的税局，要不要推荐数人去担任局长。唐生智知恩图报是好的，但李宗仁对此很不以为然。计较这样的小利，怎么谋国家大利呢？
北伐战争所“伐”的对象是北洋军阀。正当面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所部驻于京、汉沿线，号称20万人。长江下游的军阀是孙传芳，自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也号称20万人。奉军张作霖所部于1926年春击溃冯玉祥入关，占领天津、北京，其兵力合奉、吉、黑、直、鲁、热、察，号称35万人，战将如云，声势极为煊赫。此外，窥伺后方的云南军阀唐继尧也有3、4万人之众。全国大小军阀，势力约在100万人以上。而国民革命军总共10余万人，只能出奇制胜。
北伐军召开长沙会议时，李宗仁建议趁吴佩孚南北疲于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开会时，苏联顾问加仑见李宗仁极力主张攻鄂，就问打到武汉需要多长时间，李宗仁算了一下，说：“有14天就够了。”加仑十分惊讶地说：“我看要40天。”两个人打起赌来，赌注是两打白兰地。谁知后来只用了12天时间就打到了武汉。
李宗仁指挥的部队除了第7军，还有李济深所部第4军的部队，当时李济深留守广州部队由李宗仁指挥。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之战都是李宗仁指挥的。
汀泗桥为武长路上两大著名铁桥之一，附近为湖沼地区，位于长江南岸，水深港阔，敌方陈重兵于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双方激战数日未有分晓。8月26日突然江水暴涨，进攻益发无望。这时第4军第12师第36团团长黄琪翔自告奋勇，于附近港湾觅得渔船数十只，一夜之间将该团渡过河去，一举而克汀泗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南大门。
8月28日又克咸宁，敌残部乃退守贺胜桥，刚好此时吴佩孚率精兵数万人自北京南下，抵达贺胜桥，第7军主力也自崇阳一带赶到，两军主力决战在贺胜桥前展开。吴佩孚于8月28日亲到贺胜桥指挥作战，总兵力约10万人，有铁甲车和山炮、野战炮数十门、重机枪200余挺，全部实力较第4、7两军总数多出数倍。此时北伐军前方高级指挥官也齐集于咸宁县开会商讨进攻贺胜桥的计划，有蒋中正、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会议决定由李宗仁直接指挥进攻贺胜桥之战；唐生智则率其第8军为总预备队，并调第8军的何键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汉阳，以拊吴军之背。29日，李宗仁令第4军仍沿铁路前进，进逼贺胜桥正面，第7军则出咸宁东北，自王本立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令夏威率第1、第8两旅任右翼，胡宗铎率第2、第7两旅任左翼，与第4军并肩前进。当日第8旅即在王本立之南和敌军警戒部认遭遇，发生激战，将敌人逐回贺胜桥前阵地，第4、7两军遂向桥前迫近。
贺胜桥的守军是当时直系部队的精华，督战者又系直系的主帅吴佩孚，进攻的也是北伐军的中坚，战况空前激烈。当时后方的唐生智颇为担忧，派参谋长龚浩到前线要求增援，李宗仁要他让唐生智放心，“静听捷报可也”，可见李宗仁当时可谓指挥若定。30日拂晓，李宗仁下令4、7两军同时出击，李宗仁亲率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到前线督战。敌军重机枪、山野炮同时向北伐军盲目射击，战场上一片火海。
贺胜桥一带地形高低不平，间杂许多浅水小湖沼，遍地茅草和灌木丛，双方不仅对对方移动都不易察出，自己方面行动也不易掌握，战斗中基本上是各营、各连、甚至各排、各班各自为战。北伐军倚仗士气旺盛，向敌人接合部隙缝袭击猛冲，导致敌方全线崩溃，纷纷回逃。吴佩孚见情势危急，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学生队到贺胜桥头督战，以壮声势。吴佩孚手刃退却旅、团长十余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以示有进无退。但北伐军攻势太猛，吴军官兵弃枪而逃，根本阻止不住，吴佩孚以大刀队阻遏，溃兵反向大刀队冲锋，数万人一哄而过，夺路逃命。吴军全线溃败时，已近黄昏，其溃兵和北伐军追兵混成一团，不分先后向武昌城前进，竟有北伐军中的炊事兵、运输兵等也各挑其什物炊具，跟随敌人溃兵，进入武昌城，做了一段时间俘虏，直到后来武昌克复，他们才被释放，一时传为军中趣谈。9月1日晚，4、7两军已全部抵达武昌城下，发起攻城，但因城墙坚固，三度攻城未果。直到9月5日，鄂军第2师刘佐龙正式声明起义加入革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之职，自汉阳炮击吴佩孚司令部，于9月6日占领汉阳，7日进占汉口，吴佩孚悉数北撤，武昌成瓮中之鳌。10月10日，北伐军第4、第8军再次对武昌发起总攻，占领武昌城，俘敌军1万余人。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也可以说，北伐军攻克武昌，是北伐胜利的关键和标志。
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12月上旬北伐军不战而下福州，至此基本消灭孙传芳主力。1927年3月北伐军先后攻占上海、南京。从开始北伐仅10个月时间，国民革命军便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
第4军特别是叶挺独立团在两湖战场上英勇杀敌，屡建奇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不朽功勋。后来由陈毅元帅所写的《新四军军歌》歌词开头即为“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就是因为攻克武昌的战役至关重要。当时国民革命军第4军被称为“铁军”，第7军则是“钢军”，两军都是北伐军的主力军。
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时期领导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极大地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为后来共产党领导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顺便提一下，本文提到的一些国民党重要人物后来都参加了民革，李济深是民革创始人，北伐军重要将领唐生智、陈铭枢、贺耀组，桂军将领黄绍竑、陈雄等后来都成为民革党员。
但是，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阻止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被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所窃取。
从北伐战争的历史来看，人们应当承认，李宗仁对北伐战争这一革命战争的贡献是突出的，虽然他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成长发展的作用是间接的，但所起作用还是十分正面的，也是毛泽东能够在其想要回国的时候接纳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