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建国，今年四十二岁，在武汉一所重点中学教了十八年数学。

其中九年，我带的都是高三毕业班，用同事的话说，就是“状元班”。这九年里，我送走了九届学生，出了三个省状元，十几个清华北大，至于985、211，那就数不过来了。学校的宣传栏里，我的照片年年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家长挤破头要把孩子塞进我的班。可九年了，我连一次优秀教师都没评上过。

说起来我自己都觉得荒唐。每年评优的时候，名单上从来没有我的名字。第一年我以为是自己资历浅，第二年以为是自己不会来事，第三年我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到了第九年，我总算明白了，不是我资历浅，也不是我不会来事，是我这个人，在这个体制里，天生就不讨喜。

我带班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带班是抓两头，培优补差，我是不管好坏一视同仁。班里五十个学生，我不会因为谁成绩好就多看一眼，也不会因为谁成绩差就少管一分。有个叫李明的学生，进班的时候数学只能考四十多分，所有人都觉得他没救了，我硬是每天放学留他半小时，从最基础的一元二次方程开始补，补了整整一年，高考他考了一百二十八分。后来他考上武汉理工，每年过年都来看我，说周老师要不是你，我这辈子就完了。可就是这样的学生，在学校的评价体系里，是不算数的。学校看的是平均分、一本率、清北人数，至于你帮了多少差生，没人管。

另一个原因，是我不爱开会。学校每周开一次教研会，每月开一次总结会，每学期开一次述职会。每次开会，我都坐在最后一排，不发言，不表态，不跟领导套近乎。别的老师围着校长转，端茶倒水递烟，我从来没干过。有一回校长拍着我肩膀说，周老师，你班带得好，要多跟同事们分享经验啊。我说好，然后回去该干嘛干嘛。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分享经验”，意思是让你在会上发言，让领导看见你，让同事们觉得你在干活。我什么都不说，在领导眼里就是“骄傲自满”“不团结同事”。评优投票的时候，我的票数永远垫底。

我媳妇劝过我，说你就不能改改，人家怎么来你就怎么来。我说改不了，我教书育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是来跟人搞关系的。我媳妇叹气，说你这人就是轴。我说轴就轴吧，我把学生教好就行了。

可九年了，我心里憋着一股火。我带的班年年高考成绩第一，可评优名单上永远没有我。我带的班出了三个省状元，可模范教师的称号给了那些带普通班的同事。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去找校长理论。校长坐在办公桌后面，翘着二郎腿，说周老师，你的业务能力我们都认可，可评优这东西，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不能只看成绩。我说那看什么。校长笑了笑，说看团结，看奉献，看对学校的贡献。我说我带的班成绩全校最好，这不算贡献？校长说算，可别的老师也有贡献，你也要理解学校的难处。

我理解不了。我回家喝了一夜的闷酒，第二天照常去上课。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看着底下五十张年轻的脸，我就什么都忘了。那些孩子眼睛亮亮的，等着我给他们讲题，等着我带他们冲高考。我站在那儿，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可人不是铁打的，憋久了会出事。

去年又到评优的时候，我带的班刚考完一模，平均分全市第一。我想这回总该有我了吧。结果名单出来，还是没有我。评上的是隔壁班的王老师，他带的班平均分比我低了三十分，一本率比我低十五个百分点，可他评上了。原因很简单，他媳妇是区教育局的。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张名单，手都在抖。隔壁桌的同事拍了拍我肩膀，说周老师，看开点。我笑了笑，没说话。

那天晚上回家，我跟媳妇说，我不干了。我媳妇正在洗碗，手停了一下，说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她说那你去哪儿。我说私立学校，武汉有好几家私立高中找我，给我开四十万年薪，还给一套房子住。我媳妇擦了擦手，说你去吧，我支持你。我说你不怪我冲动。她说你冲动了十八年，现在才冲动这一回，我有什么好怪你的。

第二天我就递了辞职信。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端着茶杯，慢悠悠地说，周老师，你可想好了，你在学校干了十八年，有编制，有保障，出去了就没有回头路了。我说我想好了。他说你是不是对评优的事有意见。我说没有意见，就是累了。他笑了笑，说年轻人不要意气用事，评优的事咱们可以再商量。我说不用商量了，我四十二了，不年轻了。他脸色变了变，说那你去意已决，我也不留你了，回头把手续办了吧。

手续办了一个月，我把手上的班带到期末，没有耽误学生一节课。走的那天，班上五十个学生全体起立，给我鞠了一躬。有个女生哭了，说周老师，你别走。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说你们好好考，高考完了我请你们吃饭。说完转身就走了，没敢回头。

私立学校在光谷那边，叫光谷实验高中，校园比原来的学校还大，教学楼是新的，操场是塑胶跑道，连教室里的黑板都是电子屏的。校长姓刘，四十出头，戴个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他带我把校园转了一圈，说周老师，你的名声我早就听说了，我们学校就缺你这样的老师。你的班想怎么带就怎么带，我不干涉，评优评先你不用担心，只要你成绩好，该给的都会给。我说行，我试试。

签完合同，学校给我安排了一套两居室的教师公寓，就在学校旁边，走路五分钟。我媳妇从家里搬了过来，儿子在武汉上大学，周末也过来住。搬进去那天，我媳妇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操场，说这地方比咱们家还大。我说是啊，比咱们家还大。她笑了，说你这辈子总算住上大房子了。

上班第四天，我正在办公室备课，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原来学校校长打来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校长在电话那头，声音很客气，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说周老师啊，你在那边还好吧。我说挺好的，谢谢校长关心。他说我打电话来，是有个事想跟你商量。我说您说。他说你走之后，你那个班没人带得好，这次月考成绩掉得厉害，家长意见很大，联名写信到教育局了。他说着，声音放低了，说周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回来，条件好商量，评优的事我给你解决，今年的模范教师就给你留着。

我拿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面，看着楼下操场上学生在跑步，阳光照在他们身上，亮堂堂的。我说校长，谢谢您的好意，我不回去了。他说你再考虑考虑，学校真的需要你。我说校长，您知道我为什么走吗。他沉默了。我说不是因为评优，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我干了十八年，没被当人看过。我现在这个地方，校长见了我问我吃了没，同事见了我跟我打招呼，学生见了我喊老师好。我在那儿干了十八年，只有学生拿我当人看。

校长在电话那头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说周老师，是我对不住你。我说没有谁对不住谁，就是路不一样。他说那好吧，祝你前程似锦。我说谢谢校长，您也多保重。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我想起九年前第一次带高三，班上一个学生问我，周老师，你为什么要当老师。我说因为我想让每个孩子都有出息。他说那你觉得我有出息吗。我说你当然有。那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现在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上班。去年他回武汉看我，说周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你跟我说的那句话。我说哪句。他说你说你当然有。他说那时候我成绩不好，所有人都觉得我考不上大学，就你跟我说你当然有。就因为你这句话，我拼了命地学。

我站在窗前，想起这件事，眼睛有点酸。十八年了，我在那个学校教了十八年，评优一次没评上，可我的学生记得我。他们记得我说过的话，记得我讲过题，记得我在他们最没信心的时候说过“你当然有”。这些东西，评优表上写不下，可它长在那些孩子心里，一辈子都长着。

第五天，我在新学校上了第一堂课。教室里五十个学生，坐得整整齐齐，眼睛亮亮地看着我。我站在讲台上，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转过身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们，忽然想起我爹说过的那句话。

我爹是个木匠，干了一辈子，手艺好，可从来不跟人争。人家抢了他的活，他也不恼，就在家歇着，等人家干完了再去。我小时候问他，你为什么不跟他争。我爹说，争什么，活是干出来的，不是争出来的。你干得好，人家自然会来找你。我后来当了老师，也跟我爹一样，不争不抢，就埋头教书。我以为只要我教得好，就有人看见我。可十八年过去了，我才明白，有些人看见了也装看不见。

可现在我不在乎了。我在新学校干了一个月，带了两个班的数学，还当了一个班的班主任。学生喜欢我，家长认可我，校长信任我。上周月考，我带的班平均分比第二名高了十二分。校长开大会的时候专门表扬了我，说周老师来了之后，咱们学校的数学成绩上了一个台阶。我坐在下面，听着掌声，心里很平静。这种平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憋着一口气，想着总有一天要让你们看见我。现在我不憋了，我就好好教书，教好每一个孩子，别的什么都不想了。

昨天晚上，我媳妇做了几个菜，我们俩坐在阳台上吃饭。她问我，你后不后悔离开。我说不后悔。她说你就不怕私立学校不稳定。我说稳定不稳定我不管，我就图个痛快。她笑了，说你这辈子就图个痛快。我也笑了，说对，就图个痛快。

吃完饭，我站在阳台上抽烟，看着楼下的操场。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在上晚自习，教室里的灯亮着，远远看去像一片星星。我想起我原来那个学校，想起那些年带的那些学生。他们有的已经工作了，有的还在读研，有的结了婚生了孩子。他们偶尔给我发消息，说周老师，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我看着那些消息，就觉得值了。

我抽完烟，转身回屋。我媳妇正在收拾碗筷，看我进来，说你去洗澡吧，明天还要早起。我说好。我走进卧室，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照片，是去年高考完我班上的学生给我拍的。照片上我站在讲台上，身后是黑板，黑板上写着“高考加油”四个字。我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捏着半截粉笔，看着镜头笑。

我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放回去，关了灯，躺下。

我在山河在。我爹说的这句话，我现在懂了。我的山河就是三尺讲台，就是那些孩子。不管在哪个学校，不管有没有那张奖状，只要我还站在讲台上，我的山河就在。我不争了，也不抢了，我就守着我的三尺讲台，守着那些孩子，守着那个叫“教书育人”的东西。

睡吧，明天还要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