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十个月：半个中国撑不起一个朝廷

《1644，中国与世界同时站在岔路口》系列之三 文／景阳小烧

崇祯十七年六月，南京城里出了一件怪事。

太监们分头出宫，走街串巷，看见年轻女子，就把一张黄纸贴到她额头上，然后带走。家属拦不住，邻居不敢问。史书上留下八个字：黄纸贴额，持之而去。后面还有四个字——闾井骚然。

这是在"选淑女"，给刚登基的弘光皇帝充实后宫。

怪事还不止这一件。第二年二月，嘉兴府接到命令，要加强遴选。结果是整座城，白天黑夜都在嫁女儿。媒人跑断了腿，花轿不够用，随便找个男人，只要是活的、是男的、肯签字，当夜就把姑娘送出门。

一座城的父母，宁肯把女儿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也不肯让她坐上那顶进宫的轿子。

这不是荒唐戏。这是这个政权留给普通人的第一印象。

后世讲南明，讲十个月就亡，爱用两个理由：皇帝喝酒，大臣捞钱。我不同意。酒和钱是真的，但它们不是原因，是症状。你去看这个政权手里的东西，会发现它一样都不缺：

它有一套完整的朝廷——南京本来就有六部、都察院、国子监，是明太祖留下的第二个首都，官员拿起印就能办事。

它有全国最肥的土地——南直隶一府的田赋，占大明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整个江南八府的税粮，将近全国的四分之一。北京丢了，最不会饿肚子的那一半还在。

它有人，而且数字大到荒谬——江北四镇各号称三万，武昌的左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

有制度、有钱、有兵。三样都在。

它缺的，是把这三样捏成一个东西的那种能力。

那份能力没有名字。你可以叫它共识，可以叫它信任，也可以叫它——一伙人的感觉。

从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弘光帝即位，到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南京献城，正好十个月。这十个月里，这个政权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在处理同一个问题：谁是自己人。

而它一次也没有答对。

一、北京空了以后，南京的十个月开始了

先说时间。

崇祯三月十九日在煤山自缢。这个消息，南京不是当天知道的，也不是当月知道的。

四月十四日，有两个太监从北京逃出来，到了南京。到这一天，南京的府部科道才确切知道：北京陷了，皇帝死了，太子不知去向。

在这之前，南京得到的最坏消息，只是"流贼逼近京师"。四月初一，南京的官员还对着北方誓师勤王，捐钱、点兵、发檄文，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样子。十三天后，一切都不必了。

一个国家的首都陷落，要二十六天才能被另一个首都确认。

这二十六天里，长江以南的官场照常运转，米照常卖，戏照常唱。没有一个人敢先相信。因为谁先说"北京没了"，谁就可能是那个造谣的人。

消息越是要命，越没有人敢先传。

这里还得补一句南京凭什么敢接。洪武年间，这里是大明的首都。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南京没有撤销，而是原样保留了一整套朝廷：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国子监，一个不缺。

两百年里，这套班子不管事。它是个备份，是个安置老臣的地方，是个有官衔没有实权的清闲衙门。南京的六部尚书，在官场上被称为"养望"的位置。

现在，这个两百多年没管过事的备份，忽然要接管半个国家。

它不是没有能力接——档案在、印信在、办事的吏员在。它是没有习惯。

北京那套朝廷之所以能运转，靠的不是制度条文，是两百多年积累下来的关系、默契和上下级的相互试探。这些东西不在文书里，只存在人身上。而南京这一套，恰恰缺的就是这个。

所以后面那些看起来荒唐的决定——立谁、怎么分饷、谁去督师——你如果只看条文，会觉得蠢；你要是知道他们是在用一群没有一起办过事的人，去处理一件从来没有处理过的事，就会觉得难。

不是他们不聪明。是他们的手，从来没有握过这只杯子。

然后是争。争了一个月，五月初三（1644 年 6 月 7 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监国；五月十五（6 月 19 日），即皇帝位。

明年改元，年号定作两个字：

弘光。

弘，是光大。光，是重见天日。

后来有人给这个朝廷编了一部官方纪事，书名起得更响亮——《中兴实录》。

我是在一份史书的书目里看见这四个字的。当时以为是一个王朝死而复生的故事。翻到卷数，只有薄薄几本；再看起讫，从崇祯十七年五月，到弘光元年五月。

十个月。

一个朝廷从生到死，比一季冬小麦长一点，比一季稻子还短。

二、定策：第一件事就分成了两半

后来的人回头看，总以为南明的败局是五月之后一步步坏下去的。不是。它坏在五月之前，坏在还没有皇帝的时候。

北京死讯一到，南京立刻面对一个问题：新皇帝立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皇明祖训》里写着，非常简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按伦序排。按伦序，崇祯的堂兄、神宗的孙子、福王朱由崧，是第一顺位。

可是南京的士大夫不服。

领头的是钱谦益。李清《南渡录》里一句断语写得明白："倡议者，钱谦益也。"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跟着附议，主张改立潞王朱常淓——穆宗的孙子、神宗的侄子，伦序远了一辈，但据说"贤明"。

史可法列了福王不能立的七条理由，写进给马士英的信里：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这七条后来成了名言，也成了史可法一生最被人议论的一封信。

问题不在于福王是不是真的贪、真的酗酒。问题在于：这七条理由，没有一条是"法"的理由，全是"人"的理由。

按祖训，福王该立。按口碑，福王不该立。两边都不肯让。于是这件事从"谁合法"变成了"谁够格"，又从"谁够格"变成了"我们愿不愿意要这个人"。

一个制度问题，被办成了一场人事问题。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先动手的是马士英。凤阳总督马士英手里有兵。他私下和阮大铖商量，联络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四个总兵，发兵把福王从淮安一路护送到仪真。

兵先到，人就定了。

五月初三称监国，五月十五即位。史可法那封信成了什么？成了一纸证据，证明他说过不该说的话。他没能当上首辅，被安排去督师江北。

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不是输赢，是赢的方式。

福王是被军队送进南京的。定策之功，从第一天起就记在四镇和马士英的账上。皇帝欠着他们的，从他坐上去的那一刻就欠着。

一个欠着军队人情登基的皇帝，往后每一个决定，都要先问一句：这么办，那几支兵答应吗。

三、四镇：钱从哪里来，兵就听谁的

马士英送福王进京的那四支兵，后来有了正式的名分。

弘光元年五月，朝廷定江北四镇：东平伯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安，经理山东；兴平伯高杰，辖徐泗，驻泗州，经理开归；广昌伯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靖南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

每一镇，额定兵三万。每一镇，每年供给本色米二十万石、折色银四十万两。

数字写得工整。奥妙在最后四个字。

自征自支。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朝廷不再发饷给你们了，你们自己设卡、自己收税、自己花。防线在哪里，你们的税卡就摆在哪里。防区就是税区，兵就是收税的衙门，也是衙门后面的刀。

一个政权把征税权交给军队的那一天，就是它把自己交出去的那一天。

我们算一下账：四镇各三万，名义十二万。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当年戚继光练的那支名震天下的浙兵，编制不过几千人。十二万在册，是洪武、永乐年间的规模。

实数呢？我们后面有一篇文章专门算这笔账，这一篇只说结论：账面和实数之间隔着的，是每个将领在户部与兵部之间对齐两本册子的手艺。

再看武昌那一头。左良玉，宁南侯，湖广的封疆大吏，拥兵"八十万，号百万"。

这个数字要放在一起看才有效果：朝廷在江北苦心经营的四镇，加起来十二万；一个不太听话的湖广镇帅，账上八十万。

一个朝廷最怕的从来不是敌人太多，是"自己人"里有一个比自己还大。

那么钱呢？四镇名义上的额饷，光是银就要一百六十万两、米八十万石——这还没算左良玉，没算江南本地的驻军，没算官员的俸禄、宗室的禄米、河工、漕运、驿传。

后人有八个字评这件事，刻薄，但是准："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镇之一吸。"

我不愿意把这句话当作对将领的控诉。四镇里也有真肯打的，高杰就是。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

当一支军队的薪水的来源是它辖区里的老百姓，那么这支军队的保护对象就只能是它自己。

百姓对它的意义，从"我该保护的人"变成"我该收取的资源"。

这不是道德变坏。这是结构改口。

四、民谣里的南京

江南的百姓不写史书，但江南的百姓会编歌。

弘光朝在南京立了一年不到，流传下来的歌，比它的政令多。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五记了一首，是当时南京城里人人会唱的：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 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 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谈迁《枣林杂俎》里另有一版，更短，更狠：

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宰相只要钱，天子但呷酒。

（今人常引的"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是后来的通俗化版本，字面略有出入，意思一样。）

"马家口"，指的是马士英家。

这首歌唱的是卖官。中书、都督、监纪、职方，都是虚衔、闲职、挂名的官。开头那两句一出来，你就知道满城都是官，官比百姓涨得快。

一般讲到这儿，接下来就该骂腐败了。我想停一下，换个角度问：

为什么是这个政权特别爱卖官？

不是因为它特别不要脸。是因为它别的办法都没有了。

它的地是天下最肥的地，但税不在它手里。赋税收上来，先要养四镇，养左良玉，养江南的驻军。它管着一条大江，可长江上的关税、盐课、钞关，一大半是被就近的军队截走的。

一个政府如果无法从自己的土地上收到税，它就只能卖它唯一还完全拥有的东西——名字。

这道逻辑一旦成立，卖官就不是道德问题，是现金流问题。而且是会自己长大的一个问题：买来的官要回本，回本要向下面拿，下面要向更下面拿，最后落到一个种田的人头上，他发现自己交的租子换不来任何东西。

那时候南京最出名的一位"官"，叫阮大铖。

阮大铖是安庆人，早年被划进阉党，崇祯一朝废黜不用，在南京闲住了十七年。这十七年他干什么？写戏。《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合称"石巢四种"。他养着家班，在秦淮河边演自己的戏，名动江南。

南京城最讲究才情的一群人，那些年都在看他的戏。

弘光登基后，他做了官，越做越大，最后做到兵部尚书。

我要说清楚：他当上兵部尚书，不是因为他会写戏。是因为定策那件事上，他是马士英的同盟——马士英私下和他商议过拥立福王。他上来，是同盟的分红。

但我更想说的是另一件事。

南京城里有的是写得一手好曲、画得一笔好画、做得一肚子好诗的人。这些才情都是真的。可是这个政权在 1644 年需要的东西，是能守住长江的人。而它手上唯一能用的尺子，是"跟没跟对人"。

尺子不对，筛出来的人就一定不对。你越认真地用一把错尺子筛，筛出来的人越整齐地错。

还有一件小事，我一直忘不掉。

南京的宫里挂过一副对联，八个字（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录之）：

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

后来的人拿它当笑话，说这是亡国之音。

我不觉得是笑话。这八个字里有一种非常现代的疲倦——活着的确定性，只剩下手上这一杯；剩下的都太长，看不见。

一个政权把这句话刻在门柱上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做长期打算了。

江南的钱，从百姓手里出去，绕过朝廷，进了藩镇，进了马士英家。

朝廷在这条路上，只是一个过路的。

五、督师：一个只有名分的职位

南京派给史可法的差事，听起来是最高级别的：督师。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史可法受命督师江北；福王即位后，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五月初八日陛辞，五月二十日渡江，驻节扬州。朝廷给他的职权写得很清楚：各镇并听节制。

四个字，节制四镇。

史可法到扬州的第一件事，不是布置防线，是发现他说话没人听。

高杰想把自己的部队拉进扬州城里驻。扬州是天下最富的城市之一，进城就意味着有房子、有粮、有商税。史可法要他别进，高杰不听。后来黄得功的部队也往这一带动，两镇在土桥打了一场，死了人。

高杰的夫人邢氏来找史可法，提出让高杰的儿子拜他为义父。这是求一个名分——认了干亲，就有了自己人。

史可法拒绝了。

后人议论这一节，两种说法都有：一种说他不肯与流贼出身的武将结亲，是士人气节；一种说他这一步走错了，本来可以换回一支能打的部队。

我倾向于后一种，但要补一句：他不肯，未必是看不起高杰，更可能是他不敢。

他是东林一派推出来的人。他从头到尾拿着一份"福王七不可立"的旧账。他和马士英、和四镇，本来就不是一伙人。他要真认了这门干亲，弹劾他的奏章第二天就会送到南京。

他手里的兵，一个也不是他自己的。他能调动的只有一样东西——朝廷的名义。而这个名义，他自己都不太敢用。

一个督师在扬州，能做的事只剩三件：写文书、给将领写信、向南京要钱。

三件都不管用。

到第二年正月，一件更坏的事来了。

六、睢州那一夜的酒

弘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夜，河南睢州。

地点是已故兵部尚书袁可立的府第。做东的是河南总兵许定国。客人是兴平伯高杰。

高杰那时候是四镇里最强的一支，也是唯一真的往外打的。他从江北北上，一路进河南，想着收复失地。到睢州，许定国做东请他吃酒。

那一夜，席上有伏兵。

高杰当场被杀，随行的亲兵死了几十个。第二天，许定国渡河北去，投了清。

四镇里唯一能打的、唯一还想往北走的那个将领，死在一场自己人的酒席上。

史可法赶到睢州。他哭了。

哭完之后呢？有人劝他趁这个机会收编高杰的部队——那是四镇里最精锐的一支，兵还是那些兵，将还是那些将，只要有个靠得住的人去接。

史可法没接。或者说，他接不了。

他派人去安抚，给高杰的儿子安排名义，把部队拆开安置。他没有一支能压住这群人的嫡系部队。他去了，那群人可以听他的，也可以把他扣下来。

一支能打的军队，就这样原地散成几块。

还有一层，是账面上看不见的。

四镇原本是互相牵制的。高的能打，黄的能打，另外两支弱一些，四个人的分量差不多，谁也不敢先动。这是一个平衡。

四个都不够大的人凑在一起，反而是最稳的时候。

高杰一死，这个平衡塌了。剩下三镇各自找靠山、各自争粮道，谁也压不住谁。防线还在，但它变成了一排各自开门的院子。

这也是为什么"睢州之变"这四个字，后来的史书都单独立一条——它不是死了一个将领，是拆了那根横梁。

我要在这里停一下，讲一个人的后半生。

高杰手下有一员将，叫李成栋。他早年是跟着李自成起事的，后来归了明朝，归到高杰部下。高杰死的时候，他在。

再往后：弘光元年，他跟着降了清。他带着兵往南打，扬州、嘉定都有他。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里都有他的一份。

再往后：永历二年，他又反了清，重新剃了头留发，归了南明，封国公。

再往后：永历三年，他在江西信丰兵败，过河的时候死了。

一个人，跟过李自成，跟过高杰，跟过多铎，最后又跟回明朝。

我不打算把他写成"反复无常的小人"。我想说的是——他不是不忠，他是没有过一个值得他忠的东西。他一直在一个又一个"自己人"之间换，好像换一换，就能换到那个稳定的东西。而那个东西，从他入行那天起就没有存在过。

高杰一死，南明再也没有北伐的可能。这件事过后三个月，史可法退守扬州。

七、三大案：谁是真的

弘光元年春天，南京城最热闹的不是前线，是审讯。

短短几个月，出了三个案子，后来合称"南渡三案"。

第一个，大悲案。崇祯十七年十二月，一个和尚叫大悲，自称是定王。下狱。阮大铖想借这个案子罗织一张名单，把史可法、高弘图这些人一网打尽，没办成，大悲被斩。

第二个，伪太子案。弘光元年三月初一到十五，反复会审。王铎、刘正宗一口断定是假，理由是问什么都答不上来。那少年最后自己说了：他叫王之明，是驸马王昺的侄孙。

第三个，童妃案。三月，河南送来一个姓童的女人，自称是弘光皇帝的元配。皇帝说这是妖妇，下狱。四月，她饿死在牢里。

三件事，都不是政治问题，都是身份问题。

一个朝廷在它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把全部的精力用来鉴定三个人是不是真的。

这件事本身，比结果重要。

我想请你注意童妃案。它比另两件更冷。

那个女人的真假，其实查得出来——有籍贯、有乡邻、有婚书、有见过她的人。可是没有人认真去查。

因为她是真的，比她是假的更麻烦。

如果她真是弘光做藩王时的元配，那么新皇帝在登基之前就已经失德。整个国家的合法性，会因为他一个人的旧账而崩掉。所以她必须不是。

于是这个案子不能审，只能拖；不能判，只能饿。

一个政权最脆弱的时候，不是它不知道真相，是它已经承受不起真相。

而"伪太子"这个案子，后果更直接。

民间大多数人相信那个少年是真的。为什么信？不是因为有证据，是因为他们愿意。

一个已经对现实失望的地方，会本能地选择相信另一个版本。

左良玉那时候在武昌。他抓住这件事，打出六个字：救太子，清君侧。

弘光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从武昌起兵东下。他临走前，把武昌城屠了。 四月初一，兵到九江，他纵兵烧城。 四月初四，他在船上呕血而死。

他的儿子左梦庚接手了这八十万人。 五月十三日，左梦庚在九江到东流的江面上，向清军投降。

八十万，走了二十七天，从"清君侧"走到了清那边。

南京那道长江防线，就这样从里面被抽空了。清军后来渡江，对面没有人。

八、投降那一天：没有人抵抗

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开城。

主持这件事的，是赵之龙、钱谦益、王铎——一个是勋臣，一个是文坛领袖，一个是做过礼部尚书的饱学之士。名单很长，姿态很整齐。几天前还在朝堂上议国是的那些人，换了一身衣服，站在城门口迎接多铎。

我要请你注意的不是这份名单，是城外没有的另一样东西。

没有抵抗。

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城墙是朱元璋修的，厚得能跑马。城里有兵，有粮，有存了两百多年的档案和库房。左良玉的八十万已经降了，可城外的长江天险还在，城里的官署还在。

它开城了。

后人论这件事，多半只给四个字：大势已去。

这四个字不是理由，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有三层，一层比一层冷。

第一层，剃发令还没下。

这是最要紧，也最容易被忘记的一条。清军 1644 年入关，1645 年下江南，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对江南的政策是——一切照旧。降了，官照做，地照有，税照收，头发照留。范文程、洪承畴这些人替它做的工作，就是让所有人相信：换的是上面的牌匾，不是下面的日子。

那么投降的成本是多少？是零。

真正把江南炸起来的是后来那件事。弘光元年六月，剃发令下。江阴守了八十一日，嘉定被屠了三回，昆山、松江、太湖……那些抵抗，全都发生在剃发令之后，而不是在南京开城的时候。

江南不是不肯为明朝死，是不肯为一条辫子死。这两件事的顺序，非常关键。

第二层，对他们来说，换一个主子不等于换一个世界。

江南的秩序不在北京的龙椅上，在水田的租佃关系里，在宗族的祠堂里，在科举的名分里，在同乡同年的关系里。

谁坐龙椅，绍兴的谷子一样要收，苏州的绸一样要织，读书人一样要考。

明朝对这些人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必须保卫的东西，是一个必须应付的东西。

他们跟朝廷打交道的方式，两百年来一直是同一套：能少交就少交，能拖延就拖延，能拿名分就拿名分。

所以当这个朝廷要死了，他们不需要做什么——他们只需要继续原来的动作。

第三层，这个共同体里，其实没有"我们"。

这是最冷的一层，也是这一篇真正想说的一层。

一个能抵抗的共同体，必须在它的人心里先有一个"我们"。有了"我们"，城破之后还有巷战，官降之后还有民反。

南京有制度，有钱，有人，有城墙。它没有的，是那个"我们"。

有一个人，我在这里必须提。

钱谦益的夫人柳如是，在南京城破前后劝过他：一起殉国。

他没有殉。

他后来活了很多年，写了很多诗，诗里反复出现后悔的意思。这些诗是真的，后悔大概也是真的。

至于坊间流传的那句"水太冷"——他走到水边试了试，说水太凉，不跳了——那句话出自后人的野史笔记，学界多疑其真实性，我这里只标出来，不作实据。（见文末说明）

我更愿意记住的是另一个画面：他站在城门口迎降的那一天，南京的天应该很好，因为是五月。

一座城的投降，比一座城的陷落更值得看。

陷落告诉你敌人有多强。

投降告诉你，这个共同体在人们心里，究竟有多重。

九、地球另一边：同一年，别人在重新谈合法性的来源

这一篇我不打算铺 1644 年的世界全景——那是后面另一篇的事。这里只取一面镜子。

1644 年，英国打了一场仗。

七月二日，马斯顿荒原。议会军和苏格兰的盟约军合起来，把国王的部队打垮了。这一战之后，英格兰北方全归议会。

议会凭什么？它凭的是一场胜仗。

议会在这一年做的所有事，本质上都是同一件：把"谁有权决定"这个问题，从血统手里拿走，交给一个能被谈判、能被计算、能被赢下来的东西。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弥尔顿在伦敦出了一本小册子，《论出版自由》。他绕过了出版审查，印出来就被传唤。册子里问的问题极简单：谁有权决定一个英国人能读什么？

同年十二月，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谈。欧洲各地的代表坐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两座城里，谈了四年。他们最后签的那一叠条文，是最早一批用来界定"主权"的东西：谁的权力算合法，由条约来规定，不由上帝来规定，也不由血统来规定。

同一年，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他在书里把"我思故我在"这个确定的点，推演到了物理世界：连天体的运行，也要讲得出道理。

这四个地方的人互相不通消息，做的是四件不同的事。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形状：

合法性必须被论证。

不是被继承，不是被默认，不是被跪下承认——被论证。论证的自由必须被保护，出版必须不被谁垄断，条约必须有人签字。这一堆麻烦事，就是他们从那一年开始做的。

那一边在开会，这一边也在处理合法性问题。

定策是合法性，三大案也是合法性。可是在南京，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是：争谁够格，验谁是真的。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问出那个问题：我们凭什么有权？

两边都在危机里。一边的危机逼出了新的规则，一边的危机只逼出了新的敌人。

分岔不在刀剑上，在这种问法上。

十、能否改变：三条路，都试一遍

写南明，最容易被问的就是这一句：如果当初不这样呢？

我们从最前面试起。

第一，如果定策不争呢？

假设史可法那封信没有写，东林一派老老实实按祖训拥立福王，不闹、不拖，五月上旬就把新君立定，不必等四镇发兵送来。

会好一些：少争一个月，少欠一份人情，史可法也许能当上首辅而不是被支去督师。

但四镇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分量？不是因为送驾这一次——是因为"自征自支"这四个字已经在弘光朝的账本上落地了。兵权出笼不是定策的结果，定策是被兵权出笼逼出来的。

所以这一条，改了也白改。

不过这一问还有另一半：要是当初真立了潞王呢？

东林一派想立的那个人，叫朱常淓。弘光被俘之后，他在杭州被推为监国，在位几天，然后降了清。第二年，他和弘光先后死在北京。

他们争了一个月，争的是一个人。而那个被他们否掉的人，和那个被他们看重的人，成色差不多。

这句话不是在替朱由崧说话，是在说：这个朝廷把最要紧的一个月，花在了一件换谁来都一样的事上。

第二，如果不"联虏平寇"呢？

弘光朝有个基本战略，四个字：联虏平寇。借清军的手打李自成。崇祯十七年七月，它派左懋第带团北上，名义是议和、实质是探路，还带去了给吴三桂的赏赐——那时候它以为吴三桂在替明朝守关。

左懋第十月被扣在北方，第二年闰六月被杀。

后人常把"联虏平寇"当笑话。我不这么看。这是当时手上只剩一张牌时，唯一能打的牌。问题不是这个想法蠢，问题是它没有资格谈条件——谈判的本钱是"我能不打"，而弘光朝没有一个自己能指挥得动的野战兵团。

所以这一条，也不是判断错，是没本钱。

第三，如果高杰不死、左良玉不东下呢？

这大概是最有效的两条。

高杰若在，四镇里就有一个人在往北打，河南的局面可能稳得住。左良玉若不东下，长江防线不会从里面被拆空，清军渡江至少要付出代价。

但要紧的是，这两件事都不是意外。高杰死在自己人的酒席上——他是被一个已经决定降清的明将杀的；左良玉东下——他是被南京自己的内斗逼反的。一个长期靠"猜谁是自己人"运转的系统，它的拳头一定是往内打的。

三条都试完，剩下的东西是同一件：

它的兵不在它手里，它的钱不在它手里，它的合法性要靠鉴定三个人的真伪来维持。

这三件事，不是运气。

十一、大势：最要命的不是穷，是不知道钱在哪

我一开头说过，南明手里有全国最肥的土地。这句话得兑现。

万历年间的数字：南直隶一地的田赋，占全国百分之二十出头。浙江约百分之七，江西约百分之五。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算得更直白：江南八府的税粮，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三。

再看一个极端的例子。洪武二十六年，苏州一府的秋粮二百七十四万七千石，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一点一一。

一个府交的粮，比整个北方好多省加起来还多。

按理说，北京丢了，南明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有钱。

但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不是从账上长出来的。从地里到库房里，中间要过几道手：县衙的征收、州府的解运、漕运的船、钞关的税、再到户部的库。

弘光朝的问题就出在这几道手上——它管不到这几道手上。

第一道，黄册和鱼鳞图册。明代的赋税靠两本册子：一本记人，一本记地。这两本册子从洪武年间开始造，造到崇祯年间已经烂了两百多年，从来没彻底重造过。一个朝廷不知道自己的地有多少、人有多少，它就只能按老数字摊派。老数字是给承平年代定的，现在人跑了、地荒了、村子空了，摊派下来的那一份，就得由剩下的人一起扛。

第二道，漕运。大明的财政有两条腿，一条是白银，一条是漕粮。两条都靠一条运河。北京一丢，漕粮的终点没了。南明的官员很快发现一个荒谬的局面：全国最会种粮的一块地方，粮运不出去，也换不成钱。

第三道，藩镇的税卡。这一道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第四道，白银。这一道我们后面单独讲。

四道过后，剩下的东西，已经不是"国家的钱"了。

所以我说，南明的病不是穷。

是一个政权看不见自己有多少钱。

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得出过一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判断：明代中国是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它的税收记录只是官样文章，不能反映真实变动；它没有统一的国库，没有中层机构，靠"照老规矩"运行。

这句话放在 1644 年的南京，是可以当镜子照的。

我甚至要说，它比"腐败"这个词更准确地解释了那十个月：卖官的、截税的、虚报兵额的、报灾请免的，这些人当然都有私心。但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干，是因为上面根本算不出账。

算不出账的朝廷，只能靠人盯着；靠人盯着的朝廷，只能靠关系；靠关系的朝廷，最后只剩一种人能活下来——会站队的人。

十二、照见

写到这里，我想把南京那十个月，折成三句话，交给三百年后的我们。

第一句：一个组织最先做的那个决定，如果是"谁是自己人"，它往后每一步都在还债。

弘光朝的第一个决定不是定都，不是整军，不是恢复赋税。

是立谁。

而这个决定最后是被军队用刀做出来的。从那一刻起，皇帝和大臣之间、文官和武将之间、东林和阉党之间，每一层都刻着同一句话：你不是我这边的人。

于是后面所有的事——督师调不动兵、高杰认干亲被拒、左良玉一句"清君侧"就东下——全部有了来路。

第二句：当组织用"你自己想办法"来换取骨干的忠诚，它换到的不是忠诚，是租赁。

自征自支四个字，在当时看是没办法的办法：朝廷发不出饷，那就让你自己收。这个办法确实管用，四镇真的替朝廷守住了江北一年。

但租赁是会有期限的。到期的时候，承租人要重新谈价：李自成许他侯爵，清朝许他王爵，明朝连下个月的饷都发不出。

这不是背叛，这是续约没谈成。

第三句：一个需要靠"验明正身"来动员的共同体，说明它已经没有共同的目标了。

三大案里那三个人的真假，本来只是一桩案子的技术问题。

可它变成了全国最重要的事。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在同一件事上找答案：你到底认不认我们。

当"认不认"取代了"做什么"，这个共同体就只剩一个动作了——不停地互相检验，直到没有人剩下。

我最后加一句，说明这三句和"道德"没有关系。

史可法不是坏人，他认真、尽职、清廉，最后死在扬州城上。马士英也不是简单的坏人，他在定策那一步做的事情，从操作上讲是有章法的。高杰、黄得功、左良玉，都有能打的一面。

他们不是被别人打败的，是被一个谁也不肯先松手的结构打败的。

十三、为时而作

历史不用来预演今天，只用来看清一件事：什么东西是有期限的，什么东西是不用续约的。

南京那十个月真正讲的是：

一个共同体的本钱，从来不在它的账上和版图上，在它的"共识产能"上。

它能不能让所有人相信同一件事、承认同一套规则、在胜负未定的时候还愿意等到下一次开会。

这个产能看着虚，其实是可以被消耗干净的。

消耗它最快的方式有三种。这三种，我在上面三句里已经写过了：

——把"谁是自己人"当作第一个问题； ——把骨干的利益当成可以外包出去的事； ——把"你站哪边"当作解决分歧的办法。

反过来，保住它其实也不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每一次该开会的时候，真的坐下来开一次；每一次分歧出来，先谈规则再谈人；每一次有人要走，先问一句"是我们给少了，还是我们让他不信了"。

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像大事。1644 年的南京，就是死在这些"不像大事的事"上。

我还想说一句关于"读历史"的话。

这一类文章写到这儿，最容易落进两种腔调：一种是骂人——骂皇帝昏、骂大臣坏、骂武人不忠；一种是叹命——大势如此，无可奈何。

这两种都不难写，也都不管用。骂人写完，读者痛快三分钟；叹命写完，读者沉默三分钟。两种都不会让人多懂一点东西。

真正管用的读法，是问一句：这件事里的人，当时能看到的选项有几个？

史可法能看到的选项，只有"去督师"和"不去督师"。高杰能看到的选项，只有"进扬州"和"不进扬州"。钱谦益能看到的选项，只有"开门"和"关门"。他们手里没有第三个格子。

看懂了他们的格子为什么那么少，你才真正读懂了 1644。

历史不提供答案，它只提供一副更长的尺子——让你看清自己的格子，到底是被谁画成这样的。

尾声：那张黄纸花掉了

弘光元年五月初八日夜，清军从瓜洲渡江。

初十日夜，弘光皇帝带着四五十个内官骑马出城，出的是通济门。他先去太平府，守将刘孔昭闭门不纳；他转而往芜湖，去投黄得功。

刘良佐奉命追上来劝降。黄得功隔着河痛骂。骂到一半，一支箭（一说流矢，一说弩）中了他，他自己抹了脖子。

五月十五日，赵之龙、钱谦益、王铎这些名字一起，把南京城献了出去。

五月二十二日，田雄背着弘光，马得功抓着他的脚，把他交到了清军手里。

一个皇帝被人从两边抬着交出去，这个姿势，比任何评语都难看。

第二年，他在北京被杀。

南京城门开的那一天，距离崇祯在煤山那棵树上吊死，是一年两个月。距离他在这座城里坐上龙椅，是十一个月。

还有一件事，是我写这篇的时候才想到的。

那本给自己起名叫《中兴实录》的书，后来进了清代的禁毁书目。

一个只活了十个月的朝廷，留下的第一本书，名字被禁掉了。

可"中兴"这两个字，本来就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是说给自己听的。

三百八十年过去了。崇祯十七年六月，南京街上那些被贴上黄纸的姑娘，早就没有一个在世上了。纸片烂在泥里，字也认不出了。

只有那句话还活着——你先告诉我，你是哪一边的。

它换过很多种问法。有时候在朝堂上，有时候在酒席上，有时候在城墙下。

它每一次出现，都长得很像一件正经事。

主要史料与说明

一手文献

•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五记南京民谣；卷六记伪太子案、童妃案；卷九记弘光出逃、南京迎降、清军渡江）
• 谈迁《国榷》《枣林杂俎》
• 李清《南渡录》（定策"倡议者，钱谦益也"；大悲案）
•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 《明史》（卷一二〇诸王传、卷二七四史可法传、卷二七三左良玉传、卷二七五左懋第传、卷三〇八马士英传）
• 《明神宗实录》《崇祯长编》
•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见下"争议说明"）
• 《清世祖实录》

近人研究

• 顾诚《南明史》（弘光朝政治结构、左良玉东下、高杰之死的分析）
•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 司徒琳（Lynn Struve）《南明史》（论明初废相对文武失衡的长期影响）
•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洪业：清朝开国史》（南明名义兵力与整合失败）
•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不能在数目上管理"）
•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南直隶、浙江、江西田赋占比）
•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见下一篇）

争议说明

一、定策的时间节点。"五月二十八日称监国"是常见的误传，当日实际发生的是李沾弹劾吕大器。监国日期为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1644 年 6 月 7 日），即位为五月十五（6 月 19 日）。本文化用的是后一组。

二、"福王七不可立"的条文。《明史·史可法传》所载为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条；另有文献作"无知、专横"等不同表述。此处从《明史》，并标 [存疑]。

三、南京民谣的文字。"宰相只要钱，天子但呷酒"出自《枣林杂俎》，"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是后世的通俗化流传，字面有出入，本文两版并列，不作合并。

四、弘光帝的宫廷记载。捕蟾取酥、选淑女、夜召梨园等事，主要见于东林—复社一系的记载（《明季南略》等），李清《南渡录》仅承认"饮酒宴乐有之"，对捕蟾一事辩为"宫中旧例"。此类记载有明显的党派来源，本文只取其中时间、程序明确者（如选淑女、合城嫁娶），其余不采。

五、《扬州十日记》的真伪与死亡数字。该书清代列为禁书，长期只有钞本流传，约道光年间始有刊本。二十世纪以来学界有两说：质疑一方指其"八十余万"之数不可信（张德芳等），并有学者否认屠城事实（阎崇年）；肯定一方举多铎《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中"维扬可鉴"一语为旁证（孔祥吉等）。本文不引用死亡数字，只使用时间与史可法就义的经过。此点标 [存疑]。

六、南明的实际财政收入。南明究竟一年能收到多少钱，现有研究没有可用的确切数字。本文不给出估算，只陈述可查证的田赋占比与制度障碍。

七、左良玉兵力。"兵八十万，号百万"出自《明史·左良玉传》，是当时的名义数字，非实数。魏斐德统计 1644 年冬南明名义兵力逾百万，左部占其中大部分。

八、钱谦益"水太冷"之说。柳如是劝钱谦益殉国、钱未从，此事见于多种传记；至于他走到水边说"水太冷"而返这一细节，出自后人的野史笔记，来源不早也不硬，学界多疑其真实性。本文只作传闻标出，不作实据。

九、潞王朱常淓的结局。弘光被俘后，他在杭州被推为监国，数日后降清，次年与弘光先后被杀于北京。此事诸书所记细节（监国日数、拥立者）略有出入，此处从通行说法。

十、李成栋的经历。其人先后隶属李自成部、高杰部，1645 年降清并参与江南的战事，1648 年又归南明，1649 年在江西败死。经过详见顾诚《南明史》。此人的去向在史料中有不同记载的细节，此处只取主干。

十一、"自征自支"的表述。四镇饷额与就地征取的办法，见《明史》及《明季三朝野史》等；"自征自支"是后人对这一制度安排的通称，非当时文书原词，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