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所未闻或鲜为人知：忠魂不泯：张露萍七烈士身份迟认的历史追问

忠魂不泯
张露萍七烈士身份迟认的历史追问

1984年5月10日，贵州息烽阳朗村快活岭，一片荒芜的无名坟冢被挖开，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七位烈士的遗骸终于重见天日，距1945年7月14日，他们被秘密杀害掩埋至此，已过去了39个年头。一年前的1983年8月4日，他们七人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露萍烈士遗骸

点击蓝色链接观看视频

贵州息烽快活岭：张露萍七烈士遗骸发掘现场（1984年5月10日）

1982年9月，《重庆日报》的《星期天》增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敢于用耳光教训大特务的女共产党员》的通讯，这也是全国第一篇报道张露萍七烈士的文章。至此，七烈士才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然，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间，新中国所有烈士名录、英烈档案中，都找不到这七人的名字。他们为国隐姓埋名、以身赴死，却在漫长岁月里被历史迷雾遮蔽，无名无誉、无人定论。本文讲述的并非是七烈士已广为人知的事迹，而是为什么他们烈士身份的确认，竟迟到了近40年？

一、烈士为何寂寂无名了数十年？

难以置信的是，张露萍等七烈士之所以寂寂无名了数十年，竟不在于无人铭记，而在于无人知晓他们应在“被铭记者”之列。即便是查，既无线索可寻，也无证据可举，更无人能够为其正名。造成此种窘况的原因如下：

1、顶级绝密、单线机制

1939年秋，军统电讯总台电讯处科员张蔚林和报务副主任冯传庆，因不满国民党乱政，主动投奔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并经董必武、叶剑英审查后秘密入党、继续潜伏军统。为便于情报传递并加强领导，同年10月，年仅18岁的黎琳被中共南方局派遣，担任军统电讯总台特别支部书记，以张蔚林妹妹张露萍的身份领导特支工作。该特支受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掌控，执行最高规格的单线垂直联系，不横向对接任何地方党组织、不公开备案、不对外暴露。

冯传庆

这条战线自始至终仅有南方局极少数高层掌握内情。1940年案件突发、七人被捕后，南方局为保全全国潜伏情报网络、避免国共合作期间遭受政治重创，果断切断所有关联线索。南方局的档案中，他们的名字亦被抹去。自此，党与这七个人之间的联系彻底断裂。叶剑英知道他们被捕了，但不知道关在哪里、后来结局如何。战乱年代人事流散、知情人凋零，致使这条绝密战线彻底沉入历史空白。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2、军统档案中的“违纪人员”产生了身份的错位

事实上，张露萍领导下的特支还发展了一名叫安文元的军统电讯人员。此人在白公馆关押期间即叛变，正是其供词直接导致了张露萍的被捕。尽管他的叛变及后来在张蔚林处搜到了密码本、电台呼号频率等物证，均指证这七人的“卧底”身份，但因张露萍等七人始终坚守底线、宁死不供。在数年审讯中，他们拒不承认党员身份，不交代组织关系、不泄露情报工作内容，致使军统无法坐实其中共党员身份，只能将七人定性为 “军统违纪人员” 收押，归入军统内部违纪案卷，而非共产党政治犯名册。这直接导致解放后整理敌伪档案时，查不到任何支撑其党员身份的官方记录。

重庆浮图关遗爱祠军统的电讯总台所在地

3、恪守不与任何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的纪律

七人入狱后，仍严格恪守南方局不与任何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的潜伏纪律，无论是在重庆的白公馆，还是在贵州的息烽监狱关押期间，从未与狱中中共地下支部发生任何横向联系，也从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狱中关押人员眼里，他们只是“犯了事儿的军统特务”，无人知晓其红色内核。因此，在我方狱中斗争档案、地下党组织记录里，完全没有七人的革命踪迹，无任何材料可佐证其党员身份。

息烽集中营

4、张露萍竟背负着“叛徒、特务”的污名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21年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11月，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改名黎琳，并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和抗大。1938年10月加入中共。在陕北公学和“抗大”的黎琳，是个“风云人物”。每次集会，各个单位拉歌，人们总要她指挥，而且喜欢她指挥演唱那首流行的抗战歌曲《干一场》，由此落下个“干一场”的绰号。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在此期间，她与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李清，解放后任交通部长）结成了革命伴侣。婚后不久，便受中组部、社会部的派遣赴重庆工作。

延安时期的黎琳（左）

因在延安的同事，包括她的丈夫并不知道她的真实去向。加之一些派往重庆工作的同志在街头看到了她身着打扮时髦，与国民党军官出双入对，便纷纷传言“黎琳叛变了”。因1940年后彻底失联、音讯全无，在延安整风审干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康生等人主观臆断，将失联的黎琳扣上 “特嫌”“可能叛变” 的不实帽子。这一未经核实的负面档案长期留存，在没有权威证据推翻定论的年代，直接锁死了烈士评定的可能性 —— 带着 “嫌疑身份” 的人，自然无法被纳入英烈谱系。这顶帽子，从延安时期一直戴到八十年代初。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少材料和展览都将张露萍标注为“军统女特务”。

张露萍

以上四重因素叠加，自然形成了一个荒谬的后果：在中共烈士名单上，这七个人不存在；在军统的记录中，他们被标记为“违纪人员”；在公众认知中，张露萍是一个“叛徒”或“军统女特务”。没有人会想到去查证“军统女特务”是否其实是自己的同志。

二、烈士的身份如何水落石出的？

张露萍七烈士数十年沉冤得以昭雪，既有八十年代落实政策的时代大势，也有偶然线索撬动、关键人物作证的必然推力。多重机缘层层递进，最终完整闭环证据链，让淹没的忠魂重归英名。

1、韩子栋报告：撬动调查工作的第一根杠杆

1980年，全国启动了集中营遇难人员历史遗留问题清查工作。作为息烽集中营狱中党支部唯一幸存者、《红岩》华子良原型人物的韩子栋，虽不知七人的真实身份，但基于多年狱中观察与良心见证，尤其是亲历了他们数年狱中坚贞不屈、不改气节的全部表现。他深知这七人绝非普通违纪军统人员，绝非特务败类。韩子栋正式向中组部、全国妇联提交《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这份报告没有直接证明组织身份，却有力推翻了 “军统违纪人员” 的世俗定论。他在报告最后写道：“我作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完全可以为他们7人作证，证明他们确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是杰出的爱国志士。”

韩子栋

他的这份报告成为了撬动整个调查工作的第一根杠杆，正式将这桩尘封几十年的“军统电台案“纳入官方复查流程，这也是整个平反工作的起点。

2、四川省委调查组深耕：夯实线索基础

1981年12月，中组部明确要求查清中美合作所、息烽集中营遇难人员历史问题。四川省委迅速成立专项调查组，历时一年多，跨越14个省市、走访100 余名相关人员、核查海量敌伪遗留档案，逐一厘清七人的被捕经过、狱中表现、牺牲细节，梳理出完整的人物脉络与事件始末，为最终定性筑牢了事实基础。

3、肖鸣锵报道：将张露萍推向公众视野

1982年9月，《重庆日报》星期天增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敢于用耳光教训大特务的女共产党员》的报道。该文作者是《重庆日报》女记者肖鸣锵，是根据张露萍儿时旧友，车耀先之女车崇英口述撰写的。

《重庆日报》女记者肖鸣锵

虽然报道的主要内容是披露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以“个别谈话”为名，企图对张露萍进行调戏侮辱时，遭张露萍当场怒斥并耳光掌掴，但还是讲述了她被捕之后在狱中坚贞不屈、拒绝敌人利诱，背负误解长期蒙冤的情况，并冠之于“女共产党员”之名，指出她是打入军统的中共地下党员，事迹长期湮没，呼吁关注这段被埋没的历史。

1975年3月被特赦释放的周养浩

尽管张露萍七烈士决定性证据并非来自这篇报道，但毕竟是这篇公开报道张露萍的文章，首次将张露萍推向了公众视野。

4、叶剑英、雷英夫证言：一锤定音真相大白

在所有外围线索查清后，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组唯一缺失的就是来自中共南方局的佐证。这不但关系到张露萍本人身份，还关系到张蔚林等6名烈士的清白。

1983年，组织部复查组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军事组组长的雷英夫，1939年至1940年间，雷英夫是南方局军事组成员，负责与张露萍领导的地下支部进行联络。他曾亲自向张露萍传达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嘉奖，并在军统电讯总台特支出现风险时，直接向张露萍下达暂停情报工作的指示，他本人就是这段历史最直接的见证人之一。他接受了复查组的访问，专门回忆并提供了书面证明材料。在材料中写道：“她由延安来，经南方局军事组派出，并归军事组领导”，从而确认了张露萍的党员身份和任务性质。

雷英夫

1983年7月10日，他将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复查材料呈送叶剑英，汇报了对张露萍、冯传庆等人的复查情况。这次汇报直接触发了叶剑英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叶剑英激动地说道：“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 他还回忆起，当年冯传庆逃离军统台到红岩村时，他将自己的大衣送给冯传庆的情形。他言之凿凿地说：“这些人是我在重庆时单线领导过的。”他还亲手为张露萍七烈士写了证明信。他还深情地说道：“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

叶剑英

高层权威证言、狱中见证、敌伪档案、社会线索、走访记录形成完整证据闭环，彻底推翻数十年的身份误解与历史嫌疑。1983 年，七人正式被评定为革命烈士，四十年历史迷雾彻底散尽。

叶剑英出示的证明信（1983年7月26日）

三、为了忘却的纪念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张露萍七烈士生命的最后一刻。1945年7月14日，囚车停在了快活岭一座军统被服仓库门前。特务们谎称要在这里装被服去重庆。张露萍七人踏上仓库门前的石级，她走在最前面，六位战友紧随其后。突然，枪声响了。身后的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她只是腿上中了一弹。她转过身来，巍然屹立在石级上，怒视着丧心病狂的特务：“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吧！” 随即用尽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她身中六弹，血染衣襟，紧咬辫梢，倒在了血泊之中。那一年，她24岁。当晚，难友李任夫用一块小牛角片刻下了“253：1945、7、14”一行字。“253”是张露萍在息烽监狱的编号，“1945、7、14”是七位烈士牺牲的日子。

解放后，每逢清明，乡亲们总能在快活岭的荒草坟前看到一个老人垂首肃立的身影。那是韩子栋。1958年春天，他几经周折找到了这座山岗——那本来就低矮的一大一小两个坟头，已经在风雨的销蚀下如同一堆乱石杂草，难以辨认了。他从未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他只知道，在那座魔窟般的集中营里，这七个人从未低下过头。他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他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不知道他们是英雄，但他知道他们不该被忘记。

七烈士纪念碑

1985年7月14日，张露萍牺牲40周年的忌日。贵州息烽，松柏肃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缓缓走到新建的墓碑前。他叫李清，65岁，曾任交通部部长。墓碑照片上的年轻女子，是他分别了46年的妻子。1939年深秋，延安兵站。新婚仅两个月的黎琳与他分别，只对丈夫说“去四川做统战工作”，此后再无音讯。半年后，有人跑来告诉他：黎琳叛变了。但李清始终不信。“我心里想，黎琳这样的女孩子不会叛变的。” 此后44年，他背着“叛徒丈夫”的阴影，默默等待。直到1983年，组织通知他：黎琳没有叛变，她就是张露萍，她早已牺牲在贵州息烽的快活岭。

李清

这或许是这个故事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韩子栋为他们作证，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们的身份，而是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的表现。李清等了44年，不是因为知道她会回来，而是因为他从未相信她会背叛。

39年的沉默，终因一纸报告、一篇通讯、一位元帅的记忆而破碎。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七个人的名字——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终于被刻进了他们为之付出生命的那个组织的英烈名录之中。

*图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争议将删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