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嘉庆四年正月，紫禁城内刚传出乾隆帝驾崩的消息，朝廷便开始了一场迅疾而严厉的权力交接。嘉庆帝没有急着整顿百官，也没有先处理繁杂政务，而是把目光落在了和珅身上。这个陪伴乾隆多年、权势几乎达到顶峰的大臣，没过多久便从朝堂中心跌入囚禁之地。
这件事的关键，不只是和珅贪赃枉法，更在于他已经成为乾隆晚年政治秩序的一部分。乾隆退居太上皇后，仍掌握实际权力，嘉庆帝名义上登基，许多奏折和军政事务依旧要经过父皇与和珅。两人一内一外，形成了对朝廷极有影响力的组合。
和珅也并非只靠逢迎起家。他熟悉满汉事务，能处理文书，精于钱粮，对乾隆的性情和办事习惯摸得很透。乾隆晚年财政压力加重，地方事务纷繁，和珅在处理钱粮、案件和宫廷事务方面确有手段。问题在于，他把这种能力变成了经营个人势力的本钱，家产与权力不断膨胀，最终越过了皇权可以容忍的边界。
乾隆去世后，嘉庆帝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和珅被安排办理丧仪，表面上是受命办差，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与外界联络的机会。随后，嘉庆帝收回奏折处理权，并令军机处和有关大臣重新听命于自己。弹劾和珅的奏章接连出现，案件很快定性。
嘉庆帝给和珅列出多项罪状，涉及结党营私、贪墨受贿、擅权误国等内容。朝中有人主张严刑处置，刘墉与朱珪等人则认为，和珅罪责深重，但毕竟是先帝旧臣，处置方式应当有所区别。嘉庆帝最终准许和珅自尽，并抄没其家产。正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句话虽带有民间夸张，却反映出当时查抄所得之巨。
值得一提的是，影视作品常把纪晓岚塑造成和珅的针锋相对者。真实情况却远没有那么热闹。纪晓岚比和珅年长二十六岁，主要长处在经史、文章和典籍整理，并不是掌握军政财权的重臣。乾隆年间，他长期参与《四库全书》及相关典籍的编纂，担任过侍读学士、学政等职务，却很少进入皇帝真正倚重的权力核心。
乾隆三十三年，纪晓岚因两淮盐政卢见曾案件受到牵连，被发往乌鲁木齐。返回京城后，他的仕途虽然恢复，却基本确定了以文职和修书为主的方向。乾隆让他承担大量典籍工作，既是对其才学的认可，也说明皇帝并没有把他当作处理复杂政务的主要人选。
嘉庆亲政后，纪晓岚得到的并不是骤然显赫，而是较为稳妥的尊重。他先后任兵部尚书、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继续参与国家典籍编修和科举事务。嘉庆四年以后，他还担任《高宗实录》编纂工作的重要职务。嘉庆帝对这位老臣颇为礼遇，但并未让他成为能够左右朝政的人物。
嘉庆十年，纪晓岚升任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这个荣典来得很晚，因为此时他已经八十多岁。升任不久，纪晓岚便因病去世，嘉庆帝赐谥“文达”，并派人祭奠。对他而言，嘉庆朝的结局不是大权在握，而是晚年获得名位与体面。
刘墉的处境又不同。他出身山东诸城刘氏，父亲刘统勋是乾隆朝重臣。刘墉早年长期在地方任职，做过湖南巡抚等官，后来回京进入南书房和部院任职。与影视剧中动辄当面顶撞和珅的形象相比，现实中的刘墉更懂得分寸。
和珅得势时，刘墉没有贸然冲撞。他知道乾隆仍在幕后掌权，单凭一个老臣的声望，很难改变朝局。即便看不惯和珅，也只能保持距离，尽量把精力放在地方政务和具体事务上。这种谨慎并不等于赞同，而是官场中对权力结构的清醒判断。
嘉庆二年，刘墉升任体仁阁大学士。嘉庆四年和珅案发生时，他参与审理，并在定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刘墉与朱珪主张严惩和珅，但不要无限扩大牵连范围，避免借案件清洗异己。嘉庆帝最终采纳了较为克制的处理办法，和珅本人被处置，其余人员则按罪分别处理。
和珅倒台后，刘墉的地位明显提高。嘉庆帝曾派他巡视山东，查办案件，同时查看漕运与河道。他据实上奏，不替地方遮掩，也没有把问题说得过分轻巧。刘墉年纪虽大，仍能处理这些具体事务，只是他提出的办法未能彻底解决漕运积弊。
嘉庆后期，刘墉对朝政渐感失望，办事风格也不如早年积极，曾因国子监经费等问题受到议处和斥责。不过嘉庆帝仍把他视为老成可靠的大臣。嘉庆九年十二月，刘墉病逝，谥号“文清”，获准入贤良祠。他与和珅一死一终老，纪晓岚则在高龄时得到礼遇，三人的结局，正好映照出乾隆权力余波下不同的仕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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