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山东夏镇谢桥一带，杨永昌抱着一件棉袄，沿街寻找被日军叫走的儿子杨传龄。那时天色已暗，村里人都劝他别去，可他只说了一句：“孩子夜里冷，送件衣服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父子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夏镇位于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从附近经过，大运河水道也穿行其间。抗战初期，这里既是交通要地，也是兵家争夺之处。1938年春，日军沿微山湖一线推进，川军部队撤退，夏镇陷入混乱。百姓无处躲藏，只能寻找看似安全的场所避难。
当地教堂曾被宣传成可以收容民众的地方，不少乡民因此进入叶家大院内的教堂。遗憾的是，日军进镇后，教堂并没有成为保护百姓的屏障，反而发生了抢掠和侮辱妇女等暴行。街巷之中，枪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普通人连关紧房门都未必能保住性命。
就在日军闯入夏镇之时，一名日本军官站在大运河堤岸上，举着望远镜观察微山湖方向。他或许是在搜寻撤退部队，也可能是在寻找湖中游击人员的踪迹。湖面芦苇密布，岸边地形复杂，躲藏其中的抗日人员抓住机会，用猎野鸭的土枪向堤岸射击。
枪声不大，后果却极其直接。子弹击中那名军官腹部，他当场倒地，痛苦挣扎，随后死亡。对侵略者而言，这只是一次军事行动中的意外损失；对周围百姓而言，却立刻变成了更大的灾难。日军基层头目没有去追查枪手，反而把怒火转向手无寸铁的乡民。
有意思的是，他们很快选定了两个姓氏相同的青年，将“朱”“杨”二姓硬生生附会为“猪”“羊”，声称要用二人祭奠死去的军官。这种说法既荒诞又残酷，所谓仪式的背后，并没有任何宗教意义，只有侵略军借故报复、制造恐怖的暴力逻辑。
当天午后，日军挨家挨户砸门，拆下门板，砸坏柜子，搬走八仙桌等木料，集中到夏镇街东的大庙小学。木料被垒成两米多高的柴堆，死去的日本军官被抬到上面焚烧。学校本应是孩子读书的地方，却被强行变成了暴行现场。
与此同时，日军从谢桥菜园抓来了杨传龄和朱保玉。杨传龄二十一岁，朱保玉二十二岁，二人都是普通农民。按照当地幸存者的回忆，他们被带到柴堆前后遭到杀害，头颅被放置在火堆前，随后尸体也被投入火中。那场被日军称作“朱杨大祭”的惨案，就这样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
杨传龄被抓走时，弟弟杨传英只有十七岁。他后来回忆，哥哥当日从徐州回乡探亲，刚到家便去了菜园拔草。一名日军走到他面前，用枪指着他，示意跟随。杨传龄以为是被叫去搬运物资，害怕反抗会连累全村，只得跟着离开。
走出一段路后，日军又把正在附近劳动的朱保玉抓走。乡亲们看见了，却无人敢上前阻拦。侵略军进村后，反抗往往意味着烧屋、杀人，大家只能抱着一丝侥幸，盼着两个年轻人只是被抓去做苦力。这样的沉默，不是冷漠，而是屠刀威胁下普通人的本能求生。
夜里，杨传龄迟迟没有回来。杨永昌越想越不安，拿起棉袄赶去寻找儿子。那件棉袄没有送到孩子手中，他本人也被日军杀害。杨永昌五十一岁，儿子二十一岁，父子二人先后死于同一场暴行。
第二天清晨，杨家人才知道真相。杨传龄和朱保玉被作为祭品杀害，杨永昌则因送衣服遇难。家中接连失去两名亲人，杨传龄的母亲和祖母悲痛成疾，不久相继去世。杨传英失去父亲、哥哥和至亲后，只能独自求生，常常饥一顿饱一顿。
多年以后，杨传英向后人讲述这段往事，仍清楚记得哥哥被带走的情景。他说：“他们杀了我的父亲和哥哥，毁了整个家，这笔血债忘不了。”在有关当地抗战经历的口述材料中，夏镇“朱杨大祭”一直被视为日军侵略暴行的见证，受害者的姓名、年龄与家族遭遇，也被一代代讲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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