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0年9月，安徽祁门，曾国藩收到北京急报。八里桥战败，咸丰帝已于8月22日离开圆明园，北上热河，京城门户洞开。朝廷希望各地督抚调兵勤王，曾国藩也接到了相关诏令。
消息来得很急，路却远得惊人。祁门距北京数千里，湘军主力又正与太平军鏖战。此时的曾国藩，并不是手握一支整齐待发的十二万大军，而是统辖着分布在安徽、江西等地的湘军及相关部队，真正能够立即抽调北上的兵力十分有限。
这件事容易被说成“曾国藩拥兵自重”，但若把战场账目摊开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湘军的主要任务，是围攻安庆、牵制太平军。安庆自1859年起便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城外水陆营垒相连，稍有松动，太平军就可能重新打开局面。
曾国藩面临的不是一道普通军令，而是两场战争之间的选择。北上，意味着放弃眼前战线；留下，则可能被扣上不顾京师的罪名。幕僚曾劝道：“京师危急，是否应立即出兵？”曾国藩的回答很谨慎：“兵不可轻动，局势还要看清。”
更重要的是，湘军并非朝廷直属的八旗、绿营。它依靠地方士绅筹饷，由将领自行招募、训练和约束。军队的粮饷、运输、补充，都与地方财力紧密相连。让这样一支军队远赴北方，并不是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的事。
清军在大沽口和八里桥接连失利，也让曾国藩看到了实力差距。1860年9月21日，僧格林沁率清军在八里桥迎战英法联军，清军骑兵虽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抵挡联军的炮火、步枪和严密阵形。战败之后，北京通往通州的道路几乎失去屏障。
这场失败带来的震动，不只在于兵器先进。清军的指挥、侦察、通信和临战协同同样存在缺陷。骑兵敢冲，却难以突破密集火力；将领有作战设想，部队却未必能够准确执行。曾国藩熟悉战场，他明白，贸然派少量湘军北上，很可能只是把精锐送进一场胜算极低的战斗。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人，就是胜保。咸丰帝在北方战事中倚重胜保等将领，曾国藩却清楚，自己若率湘军北上，未必能够取得独立指挥权。军队交给别人调度，胜败都可能由他承担；一旦战场失利，湘军损失难以弥补，朝廷未必会承担责任。
这正是地方军阀与中央之间的微妙关系。湘军为清廷平定内乱，却始终被视为“勇营”，地位不同于八旗和绿营。打硬仗时需要它，论功行赏时却常有差别。曾国藩当然要顾及皇命，但也必须保护自己多年经营出来的军队。
李鸿章当时也在曾国藩麾下办事，两人对局势的判断有相通之处。诏令从京师传到南方，往往已经过去多日，军队调动、粮饷筹集、道路运输又需时日。以兵力不足、准备未周为由请缓，并非简单的推诿，而是利用距离争取回旋空间。
曾国藩在回奏中并未公开抗命，而是陈述困难，表示可商议由更合适的人领兵北上。话说得很恭敬，实际却没有把湘军主力推出去。这样的处理，既留下了忠于朝廷的姿态，也避免让部队陷入一场仓促远征。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并非不关心外敌。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10月18日至19日，圆明园遭到焚毁。此后，清廷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英法联军的主要目标转向外交和利益要求，并未继续深入内地建立长期占领。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是直接威胁清朝统治的内战力量。太平军控制大片地区，能够持续动员兵力，并反复攻击清军要地。对曾国藩而言，英法联军是强大的外来压力，太平军却是正在吞噬清朝根基的对手，二者不能简单并列。
安庆在1861年9月5日失守后，湘军才真正获得更大主动权。此前若抽调主力北上，安庆战线一旦崩溃，太平军可能重新席卷安徽。曾国藩选择留下，不是没有代价，而是在京师危局、军力差距和南方战事之间，作出了一次冷峻的取舍。
所以，所谓“手握十二万湘军却不救北京”，本身就带有后人概括的成分。曾国藩当时并没有一支能够整建制、迅速北上的十二万大军。真正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支分散作战、补给困难的地方军队，以及一场胜负难料的远征。没有出兵，既有保全实力的盘算，也有对战局的判断，更有湘军与清廷之间长期积累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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