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实事求是和自我批评的毛泽东，认为没有不犯错误的人！

1945年4月，延安杨家岭，党的七大正在召开。谈到人的认识能否永远正确时，毛泽东没有把自己置于例外之外，反而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这几句话，听起来朴实，却触及了一个严肃问题：一个人怎样面对错误，往往比他是否犯过错误更能说明问题。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来自实践，而实践总在变化。看问题如果主观、片面，或者脱离当时当地的实际，错误就难以避免。

他在《实践论》中谈到，人的认识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也就是说，正确意见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实际行动、经验教训和检验修正中逐渐形成的。

毛泽东甚至不认同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七大前后，他曾说，自己即使到了七十岁，也未必能够保证不犯错误。这里并非故意自谦，而是认为人只要处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就不可能永远没有偏差。

他把错误分得很清楚。一般性的、局部的失误，影响范围有限；政策上的大错误，则往往是没有看见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个判断，直接关系到领导者能否从局部问题中发现全局偏差。

毛泽东早年也并非一开始就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五卅运动之后，他更加重视农民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进一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此前，革命工作的重心曾较多放在城市和工人运动方面，现实的挫折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社会。

转向农村，并不是凭理论推演出来的。毛泽东回到湖南调查，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在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受挫后，转而寻找适合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根据地。井冈山道路，正是在失败后的调整中逐渐清晰起来。

有意思的是，他对自己早期文章中的问题也不回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某些经济判断，后来被他承认并不准确。他说，文章虽然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在经济问题上缺乏相应认识。这种自我校正，说明理论立场正确，并不等于每个具体判断都不会出错。

井冈山初创时期，政策也曾出现“左”的偏差。毛泽东回忆，自己曾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赞成，结果农民低头散去。这个细节很有分量：群众没有用口号表达意见，而是用行动表明政策脱离了实际。

后来，他明确反对把革命变成简单的烧杀行动，强调必须争取群众，不能把小资产阶级和普通农民推到对立面。土地政策也经历了修正，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正是根据实践暴露出的问题不断调整的结果。

错误并不只发生在军事和土地政策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肃反工作中，曾出现逼供、错捕和错杀问题。1945年七大期间，毛泽东承认其中“许多人杀错了”，并表示凡是搞错的地方，都应当向被错处置者赔不是。他还说：“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

这类话，在当时具有直接的政治分量。因为承担责任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还要落实到纠正政策、恢复名誉和改进制度。对领导者而言，自我批评不是把责任轻描淡写地推给基层，更不是用集体责任掩盖个人决策。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也谈到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他承认，早年作为学生和知识分子，曾在感情上同工农群众存在距离；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才逐步改变这种看法。这个自我剖析，说明联系群众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需要在生活、工作和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问题接踵而来。经济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缺少现成经验的任务。毛泽东在七大时就承认，自己对工业、运输、合作社等经济工作并不熟悉。这个判断后来被反复提起，因为建设国家和领导战争，毕竟不是同一套知识。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高指标、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等问题。1959年至1961年，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承认，自己曾同意过过高的钢铁产量指标，也曾对“一平二调”问题作出过不恰当判断。

1961年，中央开始强调恢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说，过去在江西时调查研究较多，后来“官做大了”，对实际情况摸得不够。他组织人员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围绕公共食堂、生产关系和基层负担等问题了解实情。

1962年1月至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书记等各级干部。毛泽东在会上讲得十分直接：“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他还承认，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工业、商业和生产力问题懂得不多。

这次会议没有把问题装饰起来，而是让许多干部讲情况、谈责任、提意见。毛泽东在会上说，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需要过程，不能因为取得过革命胜利，就认为建设工作同样可以凭经验迅速解决。

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彼此孤立的。批评能够帮助人发现问题，自我批评则要求掌握权力的人主动把责任摆出来。领导者如果只要求别人检讨，自己却始终正确，实事求是就很难真正落实。

1945年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党的重要作风，并用“洗脸”“扫地”作比喻，说明思想和工作中的灰尘需要经常清理。对他而言，承认错误不是否定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为了把经验教训留下，把错误造成的损失降到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