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将逃往台湾途中被俘，说出暗语后中央军委急电速送北平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开始前后，长江沿线一片紧张。在解放军控制区域内，一名国民党少将被押解下来。他没有急着争辩，也没有反复强调军衔，只盯住俘虏队伍中的一个人，低声喊道：“老同学，还认得我吗？”

那个人名叫钱申夫，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面对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孔，钱申夫一时没有想起来。少将随即说出一个多年未曾公开使用的名字：“黎强。”

钱申夫神色骤变。

这个名字，外人很少知道。它不是军中的化名，也不是国民党系统里的档案姓名，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为一名秘密工作人员所取的代号。消息层层上报，三野前委很快收到中央军委急电：速送北平。

被俘者原名李碧光，后来使用过李长亨这一姓名，1915年出生于四川安岳。促成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并非一次偶然谈话，而是家庭和地方环境的长期影响。他的表兄姚仲蜀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共产党组织。少年时期，李碧光便替表兄站岗放哨，也由此接触到进步思想。

读书期间，他先后就读于安岳中学、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他参加学生活动，组织壁报、歌咏和街头宣传。表面看，他有时还要与三青团等方面的人接触，显得身份复杂；实际上，这些接触也让他逐渐具备了隐蔽工作所需的观察力和交际能力。

抗战时期，他曾到延安学习，化名李唯平，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原本，他希望奔赴敌后战场。可是学习不久，组织便要求他返回四川。廖似光转告他，今后对外不能使用“李唯平”，在组织内部则使用“黎强”，这个名字绝不能告诉家人。

回到四川后，李长亨以教务主任身份开展抗日宣传。当地国民党势力很快察觉到他的活动，多次施压，甚至扬言要对他下手。1940年2月，他离开安岳前往成都，随后通过地下关系与南方局重新接上联系。

当时的成都，表面仍是后方城市，地下斗争却异常尖锐。1940年3月发生的成都抢米事件，被国民党特务系统借题发挥，成为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借口。罗世文、车耀先等人遭到逮捕，成都《新华日报》营业机构也受到冲击。

组织判断，公开发动群众活动已十分困难，必须有人进入国民党内部，掌握其行动规律和特务系统的情报。李长亨听完安排后，只说了一句：“我设法打进去。”

这条路极危险。要取得信任，他先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后来又在川军部队和国民党特务机构任职。他刻意扩大交往范围，甚至加入地方袍哥组织。对地下工作人员而言，难处不只在于取得情报，更在于不能被环境改变。李长亨曾对联系人表示，自己可以“同流”，但绝不能“合污”。

1943年，他进入中统训练班学习，并凭借对内部关系的熟悉取得信任。此后，他被派往成都实验区工作，接触到不少机密材料。一次，中统内部关于侦查中国青年党的电报外泄，他根据曾有人索取原件这一细节，提供了关键线索，使泄密者被查出。

更重要的一次，是他接触到特务机关掌握的秘密名单。一次聚会中，相关人员酒后炫耀档案，李长亨趁对方疏忽迅速记下内容，随后设法转告组织。成都地下工作人员据此及时切断联系，部分人员得以转移。

1946年8月，周俊烈被捕。李长亨没有直接营救，而是利用国民党机关内部的积弊，劝审讯人员清理所谓“无头案”，减少长期羁押。周俊烈获准出狱后，李长亨立即安排他离开成都。

1947年6月1日前夕，国民党特务准备大规模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李长亨无法掌握完整名单，便参加相关会议，提出只有多个机关共同认定的人员才列入抓捕范围。他还借宴饮之机取得名单，并设法传递出去。那场行动中，不少人因此提前撤离。

十年潜伏，李长亨始终没有把真实身份告诉妻子赵蜀芳。即便如此，他仍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掩护工作。到国民党政权准备撤往台湾时，他已被安排率部行动。为了避免部队形成真正战斗力，他让所属人员以修筑工事为主，许多新兵甚至不会熟练使用枪械。

1949年4月被解放军俘获后，他的自述无人相信。直到钱申夫认出他，再由“黎强”这个暗语上报，中央才迅速核验身份。两天后，他被送往北平。此后，李长亨进入人民公安系统，曾在重庆市公安局和西南公安部门任职。那个曾经隐入敌营的名字，也终于从密电和暗号中走回公开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