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与三线建设：战略腹地的铸就

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风云激荡，中国面临严峻的安全挑战。为构筑稳固的战略后方，党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四川凭借内陆腹地的战略区位与险要隐蔽的地形条件，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核心区域。这场历时十余载、动员数百万人的宏大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四川的经济面貌，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印记。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四川（含重庆）被划为三线核心区域，1965年2月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统筹西南三线建设，四川随即成立三线建设支援委员会，构建起省市县三级支援体系。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被概括为“两基一线”——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重庆配套兵器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

四川三线建设的工程布局，远不止攀枝花和成昆铁路，而是覆盖了钢铁、核工业、电子、机械、航天等多个战略领域，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中倾注力量最多的重点建设项目。1965年，数十万建设队伍从各地向金沙江畔集结，在“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的极端条件下开辟工地，攻克了用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这一世界性难题。1970年7月1日，攀钢高炉出铁，结束了我国西部没有大型钢铁企业的历史。

成昆铁路是为攀枝花输送“血液”的钢铁大动脉。全长1083公里的成昆铁路穿越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的川滇交界地区，30多万筑路大军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牺牲2000余人，平均每公里约有两名筑路者牺牲。1970年7月1日建成通车，开创了18项中国铁路之最和13项世界铁路之最。

在核工业领域，四川是三线建设期间全国国防科技工业投资最多的省份。位于梓潼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从青海搬迁至此，先后组织完成22次核试验，实现了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与定型以及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攻关。邓稼先、于敏、王淦昌、朱光亚、陈能宽等杰出科学家都在此留下了足迹。在绵阳，西南金属制品厂（857厂）配合核工业需要建成，以此为骨干构建起绵阳地区现代冶金工业。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也在四川布局，形成了完整的核工业科研生产体系。

电子工业方面，成都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3个电子工业基地之一，“156项”重点工程中有4项电子工业建设项目集中布点在东郊，包括国营成都无线电厂（719厂）、锦江电机厂（784厂）、西南无线电器材厂（715厂）、成都电机厂（906厂）等。绵阳则布局建设了长虹机器厂、涪江机器厂（九洲集团）、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等近10个电子技术研究生产单位，形成了以跃进路“四厂”为核心的电子企业集群。到20世纪70年代末，四川已成为全国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

在机械制造领域，德阳建设了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和中国第二重型机器厂等骨干企业，使四川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此外，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也在三线建设时期定点建设，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基地。宜宾地区则布局了49项重点建设项目，其中国防军工17项，涵盖机械、电子、化工、兵器等多个领域。

三线建设的成功，离不开四川人民的全力支援。1965年四川成立三线建设支援委员会，由省委主要领导负责，统筹全省后勤保障、物资供应与人力调配，各地同步组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构建起省市县三级支援体系。在人力动员上，四川累计动员数百万民兵、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投入三线建设。1970年修筑襄渝铁路时，四川省军区组织了21万民兵奔赴川东北一线，与铁道兵并肩作战。大批科研人员、技术工人从沿海、东北内迁，扎根深山。据统计，从一二线地区内迁四川的企事业单位先后达163个，内迁职工62679人。东北作为工业重镇，先后向四川省内迁或援建企事业单位70余个、人员30余万。

在物资保障上，全省大力发展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优先保障国防项目需求。地方群众从勘测设计开始就腾房屋、让土地、种蔬菜、筛砂石、烧砖瓦、修桥铺路，从各个方面竭尽全力支援建设。1966年至1980年，四川建成投产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213个，是三线地区最多的省份。

三线建设中，四川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涵盖了从战略决策者到基层工人的各个层面。

亓伟，山东人，1964年主动请缨出任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他带领职工开山挖路、伐木盖房，恢复和扩建小宝鼎煤矿，保证了攀枝花发电厂投产用煤。因积劳成疾被诊断为肺癌晚期，他在临终前留下遗言：“我死后，把我埋在宝鼎山最高的地方，我要日日夜夜看着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

雷永，四川渠县人，1965年加入三线建设队伍，在攀枝花矿务局建材总厂当锅炉工。35年间，他将未完全燃烧的煤渣重新回收混入原煤，减少用煤量100吨，创造价值15万元；带领全班试验用煤泥掺入原煤作燃料，每年节省原煤200吨。他还利用工余时间生产水泥预制品5万多件，为企业创产值30多万元。1966年起，他利用午休时间开荒种地，将收获的蔬菜全部送到职工食堂。退休后，他累计向职工食堂和群众送交各种蔬菜水果近10万斤。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四川省十大杰出劳动模范等50多项荣誉称号。

吴恒泰，1964年作为成都送变电工程处班长，带领200多人的队伍进入攀枝花，支起了攀枝花的第一个帐篷。在干旱缺水、疾病流行的条件下，他带领团队把一根根电线杆树在峻岭陡坡上，解决了攀枝花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1966年被命名为攀枝花“八闯将”之一，获“革新能手”称号。与“八闯将”同时命名的还有“六金花”，包括张莲花、杨桂兰、吴德素、李祥志等六名来自基层的女职工。

江耀华，1966年从鞍钢辗转来到攀枝花，主持攻克了攀钢雾化提钒攻关项目——这在当时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他的这一壮举填补了我国钒钛冶炼技术的空白，我国由此变为钒出口国。1975年，年仅40岁的江耀华因严重冠心病去世，按其遗愿被葬在攀钢一中后山上，让他天天看着那冒烟的高炉。房桂芝在抢救国家财产和战友时牺牲，被誉为三线建设时期的“最美女工”。在成昆铁路建设中，铁道兵战士孙剑明从成都入伍投身大会战，在艰苦施工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还有从北京来到广元偏僻小镇、45年坚守军工单位的耿健老人，以及沙寿家一家三代扎根攀枝花的“攀三代”故事，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普通三线建设者。

经过三线建设，四川建成30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从1965年的68.8亿元提高到1978年的225.6亿元，年均增长9.6%，诞生了攀钢、长虹、成飞、东方电气等重点工业企业。这些建设成就，凝聚着决策者的战略远见、建设者的汗水热血和四川人民的无私奉献，至今仍在为四川乃至整个西部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着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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