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连创新高，韩国仍不满意，在野党转性了？催李在明对华谈判

韩国产业通商部在2022年做过一份评估，就是《韩中自贸协定生效五年落实情况评估报告》中所涉及的五年间的效果，即2015-2020年。该份内部文件日前被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崔秀珍带走，9月27日，她把这份文件摆在了国会面前。她所坐的位置是国会产业通商资源中小风险企业委员会的席位。

从中挑出来的数字很重。当年政府说拉动0.96%，五年之后只达到了0.13%，连预期的一半都没有达到。报告中没有提到如何比较，但是这份对照关系本身，就是它被挑选出来放在台面上的原因。

另外两个数字在其他地方。韩货在中国进口市场的比例，在2015年的时候是10.4%，到了2025年已经下降到了7.3%。对华贸易在2023年到2025年连续三年出现逆差，2024年逆差缩小到69亿美元，2025年又扩大到112亿美元，第一年为180亿美元。

但是崔秀珍把落点放在了政府身上。她认为这份协定对于韩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大，所以要政府做具体的事情，即促使中方把涵盖服务和投资的第二阶段协议谈成，并顺便把非关税壁垒去掉。合在一起就是一句话，既然和中国的生意没有赚到钱，那么就和中国谈得更深一些。

公开的时间点也是可以看看的。这一天，韩国国会正在审议下一年度的预算案，在野党的议员们手里拿着产业通商部的内部文件当众拆开，用官方文件来攻击官方部门，成本最低，上版面最快。谈判进度由谈判代表决定，预算进度由国会决定，两者本来是各自独立的，但是这次却放在一起了。

在野党催的事情，早就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谈判在2018年3月份就已经开始，主要讨论的是服务和投资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

8月31日，第16轮在北京举行，桌面上摆的是跨境服务贸易以及负面清单。

因此这份报告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进度问题，而是位置问题。谈判桌上没有在野党的位置，但是预算审议的桌子上却有。把已经发生的事情说成是被迫做的，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并且不需要对结果负责。

再来看一下那三个数字。数字是真实的，韩联社和联合早报同一天发布的新闻，口径也是一致的，这一点不需要怀疑。问题就出在它们各自能够证明的事情上面，数字真实与结论成立之间，还有几步推理。

第一处就是时间。评估算的是2015年到2020年，一份2022年做的材料，只覆盖了协定生效之后的最初五年。评估报告本身并没有写错什么，但是它被用来作为2026年的证据，而中间这三年却被压掉了。

第二处掉下去的是什么货物。关税厅8月份确定的数据摆在那儿，去年韩国对华贸易还是88.46亿美元逆差，今年前8个月已经变成了276.78亿美元顺差。只看8月份的数据，去年5.66亿美元的逆差变成了今年87.84亿美元的顺差，多出来的部分有93.5亿美元。

出口这一方面增长得更快一些。前八个月韩国向中国的出口额为1453.8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1%，而从中国的进口额为1177.0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8.8%，对华出口在6月、7月、8月连续三个月创下新高，单月从200亿美元增长到了241亿美元。炼油、钢铁这两块也回来了，对华钢铁制品出口连续三个月两位数增长，石油制品连续六个月。

但是上涨和下跌的并不是同一批货物。

第三处是逆差数字是怎么得到的。报告只提到了2023年到2025年这一段时间，而关税厅给出的完整曲线显示，对华顺差在2018年达到顶峰，为556亿美元，到2022年已经缩减到12亿美元，2023年开始出现逆差，今年年初又反弹回来了。同一个月里，韩国的进出口顺差为347.9亿美元，已经连续19个月保持顺差。

关税厅自己说的话也可以抄下来。把这一轮回定性为“选择性顺差”，依靠的是存储器行情，非半导体品类能不能跟着反弹，就决定了这次能持续多久。另外，8月份对美国顺差89亿美元仍然大于对中国的顺差，写这句话的人就是出数据的人，而这份说明会降低报告的说服力。

该报告的推理错误在哪里。把两者混为一谈，自贸协定降低的是关税，掉下去的是中间品的竞争力。按照它自己的逻辑继续走下去的话，结论就是卖零部件的模式已经过时了，而不是请政府再谈得更深一些，因为越深的谈判也无法解决产品被替代的问题。

有人会说，这些都是官方口径，催政府去谈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同一个政党一边催促谈判，另一边又拿韩美同盟来做文章，在美国媒体上发表文章谈论韩美关系出现重大问题，并因此受到韩国媒体社论的批评，谈判代表手中需要有授权，而“你在对华问题上太软”的说法，就是抽掉授权。这两句话出自同一批人，效果相互抵消。

因此这套打法的好处留在国内，坏处则在谈判桌上。

谈判本身也在进行当中，野党的说法是被迫才做的，这就把解释权抢走了。国内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分裂的，在今年年初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51%的人认为中国是需要保持距离的一个国家。

李在明去年一月来华，双方把这一年当作两国关系全面恢复元年，如果给这条线加上让步的标签，那么往后每走一步都必须回头解释。韩国对华政策时而靠近时而疏远，每次靠近都会消耗掉韩国自身的信誉，而被消耗掉的信誉最后只能由坐在谈判桌上的代表来弥补。

因此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所选择的时间点以及它想要说的话，而不是它列出的三个数字。这次的作用并不是把谈判往前推进，而是给坐在桌子前面的人多加一层顾虑。谈成和谈不成就一年之后都可以用来打分。让李在明在谈话的时候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才是这份报告所要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