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灵车十五年,拉过的死人比活人见过的都多。这话听着瘆人,但干我们这行的,讲究的就是个嘴严、手稳、心硬。可上个月老孙头出殡那天,我破了戒,当着七八个同行和主家的面,把酒杯摔了。
老孙头是我拉的最后一趟。胰腺癌,疼死的,走的时候六十八斤,人缩成一把干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都在城里安了家。灵车到楼下的时候,大儿子正跟殡仪馆的人吵——嫌骨灰盒贵了,非要换那个最便宜的纸壳子。二儿子蹲在花坛边上打电话,嗓门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爸那套老房子,必须按人头分,我儿子也是孙家的种!”
闺女最绝,趴在冰棺上哭得撕心裂肺,眼泪却一滴都没掉。哭到一半突然爬起来,从包里掏出个塑料袋,里头是三条烟。“哥,这是爸柜子里翻出来的,你们分分。”大儿子一把抢过去,二儿子当场拆了一条抽出一包,顺手把剩下两条塞进自己后备箱。没人问一句,老孙头生前抽不抽烟。
这种事我见多了。十五年,一千多场丧事,活人比死人会演。可老孙头不一样——出殡前一天晚上,他小儿子偷偷塞给我两百块钱,让我路上别开太快,说大哥晕车。我接了钱,心里头不是滋味。一个晕车的人,他爹活着的时候他没回来看过几趟,人走了,反倒怕坐车颠簸。
真正让我炸了的,是火化那天早上。灵车刚出小区,大儿子突然喊停。“师傅,绕一下,去城东公证处。”我愣了,殡仪馆排号是定时的,耽误了就得等下午。他说:“爸的遗嘱找着了,得公证,耽误不了半小时。”我看了眼后视镜,老孙头的冰棺上盖着白布,白布上落了只苍蝇,没人去赶。
到了公证处,三兄妹全下去了,就留我和老孙头在车上。空调坏了,驾驶室四十度,我开着窗抽烟,听见后头冰棺发出细微的“咔”一声。我知道,那是尸体开始解冻了。突然就想起我爸走那年,我没钱办丧事,借了三千块买了个最便宜的棺材。出殡那天下大雨,土路滑,抬棺的摔了一跤,棺材磕在石头上,裂了条缝。我妈哭着骂我:“你这辈子就抠死吧!”
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每周都回去给他擦身子。他大小便失禁,我洗床单洗到手脱皮。他走那天,攥着我的手说:“儿啊,别搞那些虚的,把钱留着给娃上学。”
我掐了烟,下车。公证处门口,大儿子正跟二儿子吵架,一个说房子必须卖,一个说卖了老爷子没地方住。闺女靠在墙上刷手机,刷到一条短视频,配乐是《常回家看看》。她点了个赞。
我走过去,把他们仨叫到一块儿。我说:“你们知道老孙头最后说啥不?”三个人同时抬头。我说:“他跟我说,他存折上还有六万块,藏在枕头芯里。可他枕头芯里只有一沓医院收据,最上面那张是他自己签的放弃抢救同意书。”
大儿子的脸一下子白了。二儿子掏出手机要打电话,手抖得按不准号码。闺女终于哭了,这回是真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我没告诉他们的是——老孙头确实有话留下。他走那天半夜,突然攥住我的手,眼睛瞪得老大,说:“小刘啊,我后悔了。我攒那点钱,全给他们买房了。我要是留着,能多活半年。”
我没说话。他喘了口气,又说:“你记住,人走千万别办丧事。活着时候一碗水,比死了十桌席都实在。”
那天晚上,我跟几个同行喝酒,把这事说了。老张头干了二十年,听完闷了一口白酒,说:“你这才哪到哪。我拉过一个老太太,三个儿子在灵堂上打麻将,嫌哀乐吵,把音响关了。老太太的妹妹来吊唁,进门就哭,结果被儿媳妇轰出去了——嫌她穿红衣服。”
小李年轻,刚入行,问:“那咱们干这行有啥意思?”
我端起酒杯,想起老孙头最后那个眼神。我说:“意思就是,活着的人还得活。咱们把死人送走,让活人看看——别等到躺那车上,才想起来自己当过谁的儿子。”
那天我喝多了,把酒杯摔了。第二天接着出车,拉的是个三十九岁的女老师,乳腺癌,撇下个八岁的闺女。她丈夫一路没哭,到了殡仪馆才蹲在地上,抱着骨灰盒说:“咱闺女昨天问我,妈妈是不是变成星星了。我说是,可我没告诉她,星星太远了,够不着。”
从那以后,我每拉一趟,都跟主家说一句:“活着时候多陪陪吧。”有人听,有人不听。不听的人,迟早也会坐到我这车上——到时候他们就会明白,灵车拉的不是死人,是一辈子的账。这笔账,活人永远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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