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职后我递辞呈，院长急问：明天手术谁主刀？我指向刚提拔的新人

我把那张纸推过去的时候，韩兆丰正低头看手机。他抬了一下眼，没有接。

纸上只有两行字。第一行写着辞职申请，第二行是我的名字，日期是今天。

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手掌在纸上按了按，像是要把纸压平。他没有说话。

我以为他会问我为什么。他没有问。他抬头说的第一句是，明天那台手术谁主刀。

我愣住了。窗外的空调外机在响，那声音把他的话衬得格外清楚。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说，他。我抬起手，指了指靠墙站着的邵允。邵允的脸一下就白了。

他往后退了半步，声音发紧，顾老师，我不行，明天那台我真的不行。

韩兆丰没看邵允，他看我。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节奏很稳。

我心里那股火一下就窜上来了。十六年，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明天谁开刀。

我说，他能行。只要我站在他旁边，那台手术就能顺利下来。我说得很慢。

邵允急了，他说顾老师，我只独立做过两台，还是结肠的，粘连没有那么重。

我说，所以你要做第三台。你不做，你这辈子都只会有两台。我说完看着他。

韩兆丰终于把那张纸拿起来，从头看到尾。他看得很慢，像在数字数。

他说，顾临，你知道明天那台什么级别。四级手术，术前都报备过了，不能改。

我说，我知道。报备表上主刀那一栏，本来写的是我的名字，后来又划掉了。

他说，你现在是主治。规定写得清清楚楚，四级手术主刀要副高以上。

我说，所以我当助手。助手不违规，我不碰主刀的位置，我只站在台边。

他又敲桌子。这一次敲了三下。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纸张的边在抖。

我说，明天的病人叫秦守业，七十一岁，做过三次腹部手术。他只认我。

他说，患者签字是签字，科室安排是安排。这两件事不能混在一起说。

我说，那就不混。我请求以助手身份进台，服从主刀指挥，我签字。

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空白纸，推到我面前。他说，你写吧，现在就写。

我拿起笔。笔尖有点滞，甩了两下才出墨。我写得很慢，一笔一笔。

我写，本人自愿担任明日手术第一助手，术中一切服从主刀安排。写完我又看了一遍。

写完我签了名，把笔搁下。韩兆丰把纸收走，夹进一个蓝色的文件夹里。

他说，明天七点半交班，八点准时切皮。你迟到一分钟，就别进手术室。

我说，好。我转身往外走，手搭在门把上的时候，他又叫了我一声。

他说，你真想好了？我回头说，想好了。他说，那明天见，别迟到。

走廊很长，我走过熟悉的地砖，墙上挂着科室的合影，我在第一排。

那张照片是三年前拍的，我当时还是副主任，就站在费振声的右手边，笑得很足。

费振声是我师父。十六年前，也是这样的走廊，他第一次带我走过去。

那天南昌下着很大的雨，我把伞收在门口，裤脚全湿了，鞋里也灌满了水。

他看了我一眼，说，外科的鞋要合脚，鞋不合脚，站不住三个小时。

我记住了这句话。后来我买鞋，只看两样，一个是软底，一个是合脚。

第一次进手术室，我负责拉钩。三个小时下来，我右手抖得端不住缸子。

费老站在台上，头也没抬，说，顾临，钩往下拉一寸，别挡我的灯。

我照做。他没夸我，也没骂我。下了台他递给我一缸糖水，让我喝了。

那时候的手术室没有现在这么亮，灯是老式的，照久了眼睛发涩。下了台要闭一会儿眼。

我跟着费老做了四年助手。那四年里我写了三本笔记，里面画的都是图。

他不让我抄书，他要我画。他说，书上的图是别人的，你画的才是你的。

我在宿舍用缝线练打结，后来嫌线太滑，就去菜市场买猪大肠来练手。那东西便宜。

那东西很腥，宿舍里没法煮，我就用盐水泡，泡完再拿到洗手间里去练。

练到手指起泡，泡破了结痂，痂掉了又起。两个月后我打结不用看。

第十年，我成了全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那一年我三十二岁，头发还没白。

我记得宣布那天，我妈在县城的家里煮了一锅面，说要给我留一碗。

我没能回去。那天我排了五台手术，下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四十。

我站在更衣室的镜子前面，把刷手服脱下来，后背全是一圈一圈的汗印子。

那十年里，我的手术量一直是全院第一。可论文只有三篇，都是普通的。

我不太会写文章。我会开刀，会把一根血管从粘连里一点点剥出来，分得干净。

我那时候以为，这就算本事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本事的一半。

三年前医院换了院长，就是韩兆丰。他原来是上面调下来的，五十出头。

他上任第一次全院大会，讲的不是床位，也不是门诊量。他讲的是学科。

他说，我们要有博士点，要有重点项目，要有能拿得出手的青年人才。

台下坐了几百号人。我坐在中间，一边听一边想，心里其实不太服气。

我心里想的是，病人躺在那儿，管你博士还是硕士，刀口开得干净才算数。

会后费老拍拍我的肩膀，说，顾临，别犟了。风向变了，你得学着点。

我说，我学不会写文章。他说，那就把刀开好，把后头的年轻人带出来。

那一年，科室里来了邵允。三十三岁，博士，发过不少像样的文章。

他个子高，戴一副细框眼镜，说话慢，汇报的时候每一页都很整齐。

第一次科会他做汇报，讲一个术式的演变，PPT做得比我见过的都好。

韩兆丰坐在下面听，眼睛一直亮着。会后他当着所有人说，这是人才。

邵允被分到我们组。名义上是跟我学，实际上他每个星期有三天在实验室。

他来手术室的第一天，站在台边看我做一台腹腔镜的右半结肠切除手术。

我让他站近一点，看清楚层次。他站得很近，我听见他呼吸有点急。

下台以后他问我，顾老师，那个间隙您是怎么找到的，我一点都没看见。

我说，你没看见是正常的。那个间隙不是看出来的，是钝性分出来的。

他愣了愣，掏出手机记下来。他记东西极快，像怕漏掉一个字。我说不用这么急。

后来我才知道，他博士那几年基本没上过台。他的时间都在老鼠和细胞里。

他其实怕血。不是怕看见血，是怕血冒出来的那一瞬间，自己反应不过来。

有一次我让他做一针缝合，他手抖得进针都歪。他当场说，对不起。

我说，不用说对不起。你博士都读完了，这点手上的活，慢慢练得出来。

从那以后，我每个星期留一台手术给他。简单的先做，复杂的我在旁边压着。

他学得快。两个月以后，他已经能独立完成腹腔镜的阑尾和胆囊了。

可遇到出血他就慌。只要纱布一红，他的动作就会变慢，然后开始喊我。

我教他一个办法，喊我之前先压住，压三十秒，别急着夹，别急着吸。

他照做。三十秒以后血往往就慢了，视野也清楚了。他慢慢稳下来。

那两年科室的风气变了。会越来越多，材料越写越厚，考核越来越细。

评职称要看课题，看文章，看影响因子。临床工作量只占很小很小的一块。

我那年评正高，材料交上去，最后卡在了课题那一栏。我没有课题，一个也没有。

费老替我去问，回来跟我说，老顾，不是你不优秀，是你没有那张纸。

我说，那我就不评了。他叹气，说，你不评，上面就更不把你当回事。

他这话后来应了。那年年底，医疗组的组长调整，我被叫去办公室谈话。

谈话是在一间小会议室。韩兆丰给我倒了一杯水，水温刚好，一点也不烫手。

他说，顾临，科室要年轻化。你的手术量很大，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承认。

我说，我听着。他说，但学科评估不看这个。我们要有人能接得住项目。

我说，我可以不接项目，我开刀。他笑了一下，说，可我得让科室跑起来。

那天谈完，我回到更衣室，坐了很久。镜子里的人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我那年四十二岁了。前半段路走得很顺，后半段路却突然开始硌脚。

我想起我妈说过的一句话，她说，人不能跟世道犟，犟到最后疼的是自己。

去年十一月，我收了一个病人，叫穆长根，六十三岁，胰头上的占位。

术前讨论做了一下午。影像科、肿瘤科、麻醉科都来了，争议很大。

费老已经退了，没有参加。他退休那天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我，说别送。

会上我主张做。理由是肿瘤还没有包住血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反对的人说风险太高，胰瘘的概率就明摆在那儿，真出了事到底谁来担。

我说，我担。这句话说出去，会议室安静了几秒。韩兆丰看了我一眼。

手术做了七个小时。肿瘤切下来了，吻合做得很细，我每一针都数着。

前三天都还好。第四天引流管里流出了浑浊的液体，淀粉酶一万多。

是胰瘘。我站在床边看了很久，那个数字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从那天起，我每天七点前到病房，给他换药，冲洗，调管子，调营养。

穆长根的肚子硬得像木板，他疼得骂人，骂完又跟我道歉，说顾大夫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我不往心里去，你只要把管子看好，千万别自己伸手去拔掉。

他老婆是个瘦小的女人，天天守在走廊，见我就问，什么时候能好。

我说，胰瘘这个东西，急不得，有的人要拖两个月。她点头，又哭。

第五十天，瘘口自己长上了。拔管那天穆长根坐在床上吃了半碗粥。

我以为这事过去了。腊月里，他儿子来了，拿着一叠单子，说要说法。

他说，住了六十八天，花了十几万，人也瘦了三十斤，这到底算谁的错。

我说，胰瘘是这个手术已知的并发症，术前谈话签过字，风险你父亲知道。

他说，签字是签字，你们医生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我们又懂什么。

我没跟他争。我把他带到医务科，让霍明远接待。霍明远主管医务科。

后来院里决定走调解。来了个老潘，五十多岁，说话慢，办事很稳当。

调解一共谈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对方提出要院里给一个书面说明。

那份说明里要写上，术中操作存在瑕疵，与患者的损害存在一定关联。

我看完那张纸，手心全是汗。老潘说，顾大夫，这只是走程序的说法。

我说，这不是什么说法，这是签字。我签了，就是把没做过的事认下来。

霍明远劝我，说，你签了吧，这事就平了，对科室的影响也小一些。

我说，我开刀开了十六年，从没写过一个假的字。这一张纸我不会签。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窗外的天阴着，快要下雪了，风把窗框吹得直响。

韩兆丰最后说了一句，顾临，你要想清楚，病人家属那边情绪很大。

我说，我想清楚了。该赔多少按程序走，但假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写。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每天照样七点到病房，穆长根见了我就低下头。

他儿子后来又去了两次院办。再往后，这件事也就一点一点淡下去了。

今年三月，科室开会。会开得很短，一共二十分钟，念了三个文件。

第二个文件念到了我的名字。免去医疗组组长职务，聘为主治医师。

会议室里没人抬头。有人在翻本子，有人在喝水，纸页翻得哗哗响。

第三个文件念到了邵允。聘任邵允为医疗组副组长，兼管临床路径。

念完之后韩兆丰让我说两句。我站起来，只说了四个字，服从安排。

散会的时候有几个人过来拍我的肩膀，说，顾老师，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说，没事。我回到更衣室，把柜子里那件写着组长的外套收进包里。

那天下午我把门诊的牌子摘了下来。专家门诊的号源都转给了邵允。

挂号窗口的那个大爷问我，顾大夫，您下个星期还坐不坐？我说，不坐了。

他说，那我老伴的病找谁看。我说，您挂邵大夫的号，他看得很好。

大爷哦了一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我们全家都习惯找您看病了。

那天我回家回得迟。祝宛如已经把饭热过两遍，锅里还温着一锅汤。

她是我妻子，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护士，比我更懂医院里头的门道。

她看了我一眼，说，摘牌子了？我说，摘了。她说，哦，洗手吃饭。

饭桌上我女儿问我，爸，你们医院那个牌子，摘了是不是就不能开刀了。

我女儿叫顾知禾，今年十七岁，读高二，个子比她妈还要高出一点。

我说，刀还开得成，就是级别低了一点。她说，那病人还来找你吗。

我说，找的。她夹了一筷子菜，说，那就行，我还以为你要失业了呢。

祝宛如瞪了她一眼，说，好好吃饭。我低头喝汤，汤喝着有点咸了。

夜里我睡不着，起来坐在阳台上。楼下有辆车在倒车，滴滴滴地响。

我想着房贷，每个月六千八，还有十九年。想着禾禾明年要上高三。

我还想着我妈，她一个人在县城，七十多了，我每个月寄回去一千五。

这些数字我在心里算了很多遍。算到最后只剩一件事，我还能不能开刀。

第二天早上我照旧六点四十出门。进手术室之前，我先去病房看一圈。

我的病人还在。七床的老太太，十九床的大叔，他们见了我还是喊顾大夫。

降职之后我照样上台，只是名字从主刀那一栏，挪到了助手那一栏。

有时邵允主刀，我给他当助手。他的手比我稳不住，但他一直在学。

有一台手术，血管的分支变异了，他停在那儿三分多钟，一动不敢动。

我说，别急着夹，往后退一点，把平面露出来。他照做，血就止住了。

下了台他跟我说，顾老师，我刚才脑子全空了。我说，我知道，我都看见了。

他说，您怎么知道我怕了。我说，我看见你脚在抖，椅子都跟着响。

他笑了，笑完又说，我读博那会儿，导师只让我在一边看，不让我碰。

我说，那不怪你。现在的年轻人，上手机会本来就少，都被论文占去了。

他说，顾老师，我想跟您再学两年。我说，我这点东西，不值两年。

他说，那也值得。他说得很认真，眼镜后面那双眼睛都有点发红了。

六月里的一天，门诊来了一个老人，叫秦守业，七十一岁，结肠癌。

他儿子秦立陪着来的，四十五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话不多。

他们先在别的医院看过，说是腹腔粘连太重，不敢做，让他们去大地方。

片子我看了很久。三次开腹的历史，肠管挤在一起，间隙基本看不见。

我说，能做，但风险很高。秦立问，有多高。我说，有可能下不来台。

秦立没说话，他父亲先开口了。老人说，大夫，我不怕死，我怕疼死。

我说，那我们先做两个疗程的化疗，把肿瘤缩小一点，然后再谈手术。

两个月以后复查，肿瘤小了一圈。秦立拿着报告来找我，说，做吧。

术前谈话那天，我把风险一条条讲给他听，讲了四十分钟，讲到大出血。

秦守业听完了，说，顾大夫，我就要你给我开刀。别人开我不放心。

我说，我现在不是主刀的级别了，按医院的规定我不能签这个名字。

老人愣了一下，说，那你站旁边看着，让我儿子签你的名字行不行。

我说，那样不行，签了也是假的。我说完这句话，秦立的眼圈就红了。

他说，我爸跑了三家医院，只有您肯收。您现在告诉我您不能开了。

我说，我能开。我说，我以助手的身份进台，我一样会站在您旁边。

那句话我说出去了，可我心里没底。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也不是。

第二天我去找霍明远。他在医务科办公，桌上堆着半人高的文件夹。

我说，秦守业那一台，主刀报备怎么填。他说，填邵允，你是主治。

我说，病人指定的是我。他说，指定没用，我们只看资质和报备单。

我说，那我能不能以助手的身份上台。他说，这个得让院长来定夺。

当天下午韩兆丰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这一次他连一杯水都没有给我倒。

他说，顾临，明天那一台，让邵允主刀，你做助手。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说，秦老爷子签的是我。他说，你现在不是那个级别，别再说了。

我说，我不是要什么名分。我说，这台粘连重，邵允一个人拿不下来。

他说，所以你在就行了。他说得很快，像这句话早就准备好了一样。

我说，还有一件事。穆长根那一张说明，你们是不是还想让我签字。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把桌上的一份材料慢慢合上，手指压着封皮边。

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份材料还在。医调委那边希望有一个书面说法。

我说，我要是签了这个字，是不是明天这台就能按我的意思来排班。

他抬头看我。那个眼神很复杂，有一点恼火，也有一点别的什么东西。

他说，顾临，你别跟我谈条件。我说，我不是在谈条件，我是在问路。

那天我们从办公室出来，谁也没再说一句话。走廊里的灯坏了一盏。

星期天我去看费振声。他退休以后就住在城郊，院子里种了几棵橘树。

他瘦了很多，背有点驼，手背上全是老年斑。那双手曾经稳得出奇。

他给我泡茶，用的是搪瓷缸，缸沿有个豁口。我说，师父，换个杯子。

他说，用惯了，不想换。你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吧。我说，是有事。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到穆长根，说到降职，说到秦守业。

他一直没插话。等我说完了，他把茶缸放下，看着院子里的几棵橘树。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跟院长拍过桌子。拍完呢，该开刀还是开刀。

我说，我现在不是要拍桌子。我说，师父，这一次我是真的想走了。

他点点头，说，我知道。你今天来，是想让我说一句让你留下来吧。

我没说话。他笑了笑，说，我不说。路是你自己走的，我不能替你。

我说，师父，我就是不甘心。他说，不甘心不是坏事，但它不值钱。

他说，你带出来的那个人，能自己上台了，那你这十几年就都还在。

我听着，鼻子一下子有点发酸。我说，师父，那个人不是我自己选的。

他说，人是他选的，本事却都是你教的。这两件事其实是分得开的。

临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院门口。他站在橘树底下，说，顾临，手别生。

我说，不会的。他说，还有一句，病人不是让你练手的，你要记住。

我说，我记住了。我开车回城的路上，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很多遍。

那天夜里我在书房里一直坐到很迟。祝宛如进来过一次，给我放了一杯水。

她没有问我怎么了。她知道我这个样子的时候，问了也没有什么用。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我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写了一份辞职申请。

上面只有两行字。我写完看了很久，然后把日期空着，关掉了电脑。

第二天早上禾禾上学前问我，爸，你眼睛怎么红了。我说，睡得迟了。

她说，你是不是又有大事情了。我说，没有。她看了我一眼，走了。

祝宛如送完她回来，在门口站着，说，顾临，你要做什么，先跟我说。

我说，我写了辞呈，还没有交。她说，我知道。她说，你早就写好了。

她说，你这半年，夜里起来坐在客厅里，一共十七次，我全都数着的。

我看着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她把围裙解下来，挨着我坐在沙发边上。

她说，房贷还有十九年，我算过。我的工资四千二，你的没了也能撑。

我说，那也撑不了多久。她说，半年撑得了。半年你总要找到地方。

我说，我都四十二岁了。她说，四十二又不是七十二，你怕什么呢。

我说，我舍不得那间老手术室。她说，我知道，所以我没劝你留下。

那天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多。她说了两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住。

她说，你不是为了争那一口气，你是为了能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稳觉。

她说，人活到我们这个岁数，夜里能踏踏实实睡得着觉，那比什么都强。

第二天早上我把日期填上了。那天是九月二十九号，天气一直很好。

我到医院比平时早了很多。楼下的桂花开了，香味从窗户缝里钻进来。

我先去病房看了秦守业。他坐在床上，正低着头用小刀削一个苹果。

他看见我，就要下床。我说，您别动，我坐这边。我把凳子拉过去。

他说，顾大夫，明天几点。我说，八点。他说，那我这顿饭就不吃了。

我说，该吃就吃，术前要禁食，您听护士的安排就行。他点了点头。

他又说，我昨天夜里梦见我老伴了。她说让我别怕，说她在门口等着。

我说，那您就更别怕了。他说，我不怕，我就是怕给你们大家添麻烦。

我走出病房的时候，秦立跟了出来，在走廊上塞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

我把信封推回去。他说，顾大夫，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一点心意。

我说，你拿着吧。你爸住院要花钱，后面还要化疗，钱留着给他用。

他站在那儿，眼圈一下就红了，说，我爸跑了三家医院，只有您说能做。

我说，能做的人其实有很多。他说，可他们都不肯收我爸这样一个。

那天上午十点，我敲了院长办公室的门。后面的事，我在开头说过了。

从办公室出来，我回到了科室。走廊里的人进进出出，没人抬头看我。

邵允在医生办公室等我。他一见我就站起来，说，顾老师，我害怕。

我说，我知道。他说，我真的怕我下不来台。我说，有我在呢，怕什么。

他说，可您只是助手而已。我说，助手也一样是站在台上的，一样的。

他坐下，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他说，顾老师，您为什么还要帮我呢。

我说，我不是在帮你。我说，我是帮那个躺在台上的老爷子一把，懂吗。

中午我去食堂吃饭，打了一份排骨。乔慧兰端着盘子坐到了我对面。

她是我们护士长，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说话从来都不爱绕弯，很直。

她说，你要走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手术室里没有秘密。

我说，还没走，明天那台做完再说。她低头扒饭，说，那台我给你上台。

我说，你是护士长，不用上台。她说，那台我上，我亲自给你递器械。

我说，谢谢姐。她摆摆手，说，别说这些了，你那台我心里一直有数。

下午我又看了一遍片子，把粘连的位置在纸上反复画了三遍。每一次都一样。

三层，最要命的是靠近髂血管那一处，肿物和血管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我把可能出血的点列了四条，每一条后面都清清楚楚写了处理办法。

七点钟我回到家里。祝宛如已经把我的刷手服洗了，晾在阳台上面。

她说，明天的衣服我给你熨了。我说，不用熨。她说，熨过了平整。

九点钟我开始看手术图谱，一直看到十一点。她把灯给调暗了一点。

十一点半我躺下，闭上眼睛，脑子里却在走一遍明天手术的每一个步骤。

进腹，探查，分离，断血管，切除，吻合，冲洗，最后再一层层关腹。

每一步我在脑子里都想了两遍。想到第三遍的时候，天就快要亮了。

早上六点二十我出门。祝宛如还没起，锅里有粥，灶上还一直温着。

我喝了两口就走了。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我走一步它就亮一层，很踏实。

七点交班。值班医生报完夜班的情况，韩兆丰站在后面听，没说话。

七点四十我进手术室。刷手，穿衣，戴手套，动作一个也没有落下。

邵允就在我旁边刷手。我看了一眼他的手，指节绷得紧紧的，很僵。

我说，放松点。他说，我放松不了。我说，那就别放松，紧张也能开刀。

八点零五分，郑德海说，麻醉好了，可以开始。他做麻醉二十年了。

八点十分切皮。秦守业的肚子上有三道旧疤，最长的那道从剑突到耻骨。

开腹以后，看到的和我们想的一样。肠子粘成一片，间隙全都没有了。

邵允站在主刀位上，手里拿着分离钳，停在那儿半天不敢往里面伸。

我说，从右侧开始，沿着腹壁找，那里粘连最松。他照做，手在抖。

四十分钟过去了，我们才分开一小段。纱布换了六块，出血不算太多。

我说，慢就是快。你别急着去找肿瘤，先把路开出来。他应了一声。

九点二十，视野终于出来了。看见了肠管，也终于看见了那团肿物。

邵允问，现在能断吗。我说，还不能断。先看清血管，别动那根大的。

我让他把肿物的下缘提起，我拿着吸引器，一层一层把渗血吸干净。

到了十点，最难的那一处来了。肿物和髂血管之间只剩下一线的距离。

邵允一下停住了。他说，顾老师，我不敢，这里一出血就止不住了。

我说，我来压着。我让乔慧兰给我一块纱布，压在血管的边上不动。

我说，你夹，慢慢夹。出血我来吸，你别看血，你就看着钳子尖就行。

他下钳子。血冒出来一点点，我把纱布压上去，三十秒，血就慢了。

我说，继续。他又下了一钳。这一下终于分开了，肿物也跟着松动了。

手术室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吸引器的声音，一下一下，非常有规律。

十一点十分，肿物完整地切下来了。我把标本递给了台下等着的医生。

邵允的手一直在抖，抖得钳子都在响。他说，顾老师，我手都酸了。

我说，我知道。我说，你再撑二十分钟，等做完这个吻合就都好了。

吻合用的是器械。我对他说，你来打，我看着，角度往这边偏五度。

他打了第一枪。我说，好。第二枪。我说，好。第三枪的时候我停了他。

我说，这里有两层，你只夹住了一层。退出来，重新夹。他退出来。

重新夹好，打完。我看了吻合口整整一圈，很光滑，没有漏的地方。

十二点四十开始冲洗。我用温盐水冲了三遍，一直冲到水变清为止。

一点零五分关腹。我站着看邵允缝合，他一针一针地缝，缝得很慢。

一点二十，最后一针打结。郑德海说，血压平稳，出血也不算太多。

我看了一眼吸引器瓶，一共两百一十毫升。这个数字比我预想的好。

手术做完了。邵允站在那儿没动，然后他摘下眼镜，用手捂住了脸。

乔慧兰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背。她说，行啦，邵大夫，你做得挺好。

我把手套脱下来，手心里全都是汗。我走出手术室，秦立迎了上来。

他说，顾大夫，怎么样了啊。我说，切干净了。他愣住，说，是真的吗？

我说，真的。他一下就哭了，哭得像个孩子似的，声音特别大，停不住。

我说，别哭，你爸马上就出来了。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很紧。

我说，接下来是恢复，恢复这一关也要过。他点头，说，我听您的。

当天下午我回病房看了三次。秦守业醒过来的时候，第一句话是疼。

我说，疼是正常的，镇痛泵您自己按就行，别忍着。他说，我忍得住。

我说，不用忍着。我给他把泵调到最合适的位置，又看了看引流管。

夜里十点我又去了一次。走廊的灯关了一半，值班护士在写护理记录。

第二天早上秦老爷子的引流不多，颜色也淡。我摸了摸他的肚子，软的。

第三天他终于排气了。他儿子跑过来告诉我，说，顾大夫，放屁了。

我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他笑得合不拢嘴，跑出去给他姐打电话去了。

第五天，病理出来了。中分化腺癌，清扫淋巴结十八枚，转移两枚。

我拿着那张单子去找秦立。我说，后面还要做化疗，六到八个疗程。

他说，要紧吗。我说，要紧，但发现得还不算迟，按疗程来。他说，听您的。

那几天邵允每天都去看那个病人。他记录得很细，一天要记上两次。

有一天他跟我说，顾老师，我以前总觉得手术就是一门纯粹的技术活。

我说，不是吗。他说，是，但不止。他说，我看见病人家属哭，我就慌。

我说，你会慢慢习惯的。他说，我不想习惯，习惯了是不是就麻木了。

我想了想才说，真正的习惯不是麻木，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他把这个记下来了。他掏出手机记，我看见他的手机壳都磨得发白了。

术后第九天，秦守业出院。他走的那天要跟我合影，站在病房门口。

他儿子举着手机，老爷子拉着我的胳膊，说，顾大夫，谢谢你收我。

我说，是您自己扛得住的。他说，不是我扛得住，是您敢给我开刀。

照片拍完，他们就走了。那张照片后来一直都存在我的旧手机里面。

第二天上午我去人事科办手续。办事的姑娘看了我一眼，说，顾大夫？

我说，是我。她说，您真走啊。我说，真走。她低头敲键盘，没再问。

手续一共办了三个小时。交工牌，交钥匙，交更衣柜，还交白大褂。

白大褂我洗过了，叠得整整齐齐。袖口上留着一块旧旧的碘伏印子。

那块印子是哪一年留下的，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大概五六年了。

下午我去跟韩兆丰道别。我把办公室的门敲了两下，他在里面说，进来。

他站起来，绕过桌子，伸出了手。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很干，也很凉。

他说，我没能留住你。我说，不是您没留住，是我自己一定要走的。

他说，我能问一句吗。我说，您问。他说，那天我说的话，是不是伤了你。

我说，伤了。我说，您问的是明天谁主刀，我想的是我为什么要走。

他停了一会儿才说，那天我其实想问的是，你走了，这一摊子怎么办。

我说，我懂。我说，所以我指了他。我说，他将来会比我们想得更好。

他点点头，说，你走吧，路上慢点开车。我说，好，您也要多保重。

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很蓝。门口的桂花还在开，香味很重，很浓。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我在里面待了十六年，一共五千八百多天。

休息了十一天，我去了南城医院。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就在城郊边上。

开车要四十分钟。路上有一段在修路，颠得厉害，方向盘震得手麻。

院长姓平，比我大两岁，见面第一句是，您能来，是我们这儿的福气。

我说，别这么说，我就是来开刀的。他笑，说，那正好，我们缺这个。

普外的主任叫谭栋，四十六岁，人很实在，说话带一点本地的口音。

他带我去看手术室。灯是新的，器械不多，腹腔镜只有两套设备可用。

我说，两套够用了。他说，我们一年做不了几台大的，您别嫌太慢。

我说，慢不怕，怕的是没有病人信。他说，那得靠您一点点做出来。

第一个月，我做了十一台手术。八台胆囊，两台疝，还有一台结肠。

那台结肠是个六十岁的女人，肿瘤不大，粘连也不重，做得很顺利。

下了台以后谭栋跟我说，这一台我们以前都要请外面的专家过来做。

我说，以后不用请了。他说，那我得把您的名字挂到外面去，让病人看。

我说，别挂，挂了也是麻烦。他说，不挂出去，病人怎么知道您来了。

我想了想，说，那就写个普通门诊，星期一和星期四，号别放得太多人。

我现在的工资是每个月一万四千，比原来少，比降职以后多了两千。

祝宛如说，这些钱够还房贷了。我说，够还的。她说，那就行，别多想。

禾禾有一次问我，爸，你后悔吗。我说，不后悔，就是有点想那边的人。

她说，你想的是谁呢。我说，想手术室里的那几个人，还想我师父费老。

十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费振声。他正站在院子里剪橘子树的枝条。

我带了两盒茶叶。他收下了，说，下次别买东西，人来了就行，别破费。

我说，我换地方了。他说，我知道。我说，您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

他说，你师母的女儿在那边上班，回来跟我说的。他笑，眼睛眯起来。

我说，那边的手术室旧，器械也少。他说，刀在你手上，不在器械上。

我说，我在那边做得挺好。他说，我知道你能做好，我一直都知道。

他剪完那些枝条，我们坐在院子里喝茶。他说，你现在还恨不恨他们。

我说，不恨。我说，我以前恨过，现在不恨了。他说，那就好，很好。

我说，师父，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我说，我到底输在了哪儿。

他说，你没输。他说，你只是没有长在那个位置上，运气差了一点。

我说，那是什么位置。他说，是能说话的位置。你只会开刀，不会说话。

我说，我不会说话吗。他说，你会说话，可你不愿意说给人家听啊。

那天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他说的这句话。开到半路下起了小雨。

我把车停在路边，看着雨刷来回摆。摆了大概两分钟，我才重新起步。

十一月初，秦立给我发来一条消息，说他父亲已经在那边开始做化疗了。

他附了一张照片。老爷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瘦了些，气色还可以。

我回复他说，好的，白细胞记得按时去查一查。他回了一个字，好。

又过了一个月，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打过来的是穆长根的老伴。

她说，顾大夫，我对不住您。我说，怎么了。她说，我们家那个不懂事。

我说，都过去了。她说，他现在能下地了，天天念叨着要来谢谢您。

我说，不用谢，让他把营养跟上。她说，您在哪儿，我们过去找您。

我说，您别找了，我挺好的。挂了电话，我在椅子上坐了好一会儿。

那天下午我在门诊，来了个从县里赶来的老人，肚子已经疼了三天。

我摸了一下他的肚子，是阑尾，已经穿孔了。我当天就给他做了这台手术。

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九点。老人的儿子在门口等着，一直搓着手。

我说，没事了。他说，大夫，多少钱。我说，走医保，花不了多少。

他千恩万谢地走了。我坐在办公室里，把手术记录一页一页地写完。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邵允给我发过来一条很长的信息，写得很用心。

他说，顾老师，我前天自己做完了一台，粘连也很重，出血一百八十。

他说，做到一半的时候我想喊您，后来想起您说的，先压住三十秒。

他说，我压住了。压完再看，视野就出来了。他说，我一个人做的。

我把那条消息看了一遍又一遍。窗外的风把玻璃吹得嗡嗡地响个不停。

我回了一句，好。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下次把吻合口的照片发我。

他秒回，说，好。过了两分钟，他又发来一句，顾老师，真的谢谢您。

我说，不用谢我。我说，你要谢的话，就去谢那个躺在台上的老爷子。

那天夜里我跟我妻子说了这件事。她当时正在给禾禾削一个红苹果。

她说，那你现在心里舒服了？我说，舒服了。她说，你早就该舒服了。

我说，我原来以为我放不下的是那间手术室。她说，那你放不下什么。

我说，我放不下的是，我教出来的人还没长大。她说，现在长大了。

我说，长大了。禾禾在旁边插了一句，爸，你说的是谁，我认识吗。

我说，你不认识。她说，那你说得这么高兴。我说，因为他出息了。

过完年我就四十三岁了。南城医院的手术室翻修了一次，换了新灯。

新灯很亮，亮得我刚进去的时候有点不适应，下意识眯了一下眼睛。

谭栋说，顾老师，要不要把灯调暗一点。我说，不用，亮着看得清楚。

第一台手术是个胆囊。我站在主刀位上，戴好手套，说了两个字，开始。

这些年我常常想起费老对我说的那句话。他说，顾临，你的手别生。

我一开始以为他说的是技术。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他说的是别生分。

别跟病人分，别跟同事分，也别跟自己分。手生不生，自己心里有数。

我在原来那家医院待了十六年，最后只带走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大褂。

那件衣服现在放在新办公室的柜子里，我不穿它，也一直舍不得扔。

有时候下了台我会看一眼。袖口上那块碘伏的印子还在，颜色淡了。

有一回谭栋问我，顾老师，您在原来那边做得好好的，怎么就走了。

我想了很久才回答他。我说，那边不缺会开刀的人，我们这边缺人。

他点点头，说，那我们运气好。我说，是我们互相都需要对方的人。

清明的时候我去了城郊，给费老送了两盒新茶。他的橘树发了新芽。

他坐在藤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毯子。师母说，他今年冬天咳了两个月。

我说，师父，您得去医院看一看。他说，看过了，都是老毛病，没事。

他问我，你还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回了。他说，那就好，挺好的。

他说，人这一辈子，能把自己那一件事做好，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啊。

我说，我那一件事是什么。他说，你把人从台上平安送下来的那一刻。

我笑了一下。我说，那我现在还在做。他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放心。

从城郊回来的那条路上，我又一次经过了那条修了很久很久的旧马路。

路终于修好了，新铺的柏油黑得发亮，车开过去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我摇下车窗，风一下子进来，带着一点土腥味，也带着草木的味道。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走进那间老手术室，里面的灯是黄黄的。

我想起穆长根拔管那天吃的那半碗粥，想起秦老爷子站在病房门口的合影。

我想起邵允在台上发抖的那只手，也想起他后来发给我的那条长消息。

人这一辈子，被人记住的往往不是你站过多高的位置，也不是多风光。

而是你把谁从手术台上，平平安安地送了下来，让他活着走出那扇门。

我把车停在路边，给祝宛如打了一个电话。她在那一头说，你到哪儿了。

我说，快到了。她说，锅里还有汤，你自己盛一碗喝掉。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把车窗摇了上去。天边的云很厚，太阳就在云的边上。

我想，明天还有一台手术，是个七十岁的老太太，胆总管里有结石。

今天夜里我要再看一遍片子，把那根血管的位置，在心里重新走几遍。

那台手术我做了三个半小时。老太太的结石取干净了，胆管也通了。

下台以后我去门口等她的儿子。他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手里拎着保温桶。

我说，做完了，很顺利。他把桶放下，说，大夫，我给您带了点饭。

我说，我自己有食堂。他说，您拿着，是我妈让我带的，她昨天就说了。

我接了过来。桶是旧的，外面套着一个塑料袋，袋子上打了两个结。

回到办公室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小米粥，还有一个煮鸡蛋，温热的。

我坐在椅子上吃完了。窗外的天慢慢暗下去，走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我原来在那家医院的位置，一直都空着没有人补上。

不是没人补上，是补上的人换了三个，都待不长。这事是谭栋告诉我的。

他说，那边现在请外面的专家，一台要给不少钱。我说，那也正常。

他说，顾老师，您要是在那边，他们就不用请了。我说，各有各的难。

我没有幸灾乐祸。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早一点明白更好。

医院是一台大机器，人是一颗螺丝，拧紧了会转，松了也不一定停。

可病人不是螺丝。病人躺在台上，把命交给你，那是一份很重的信任。

我这一辈子最怕的事情，不是被降了职，也不是被人家误会那么几句。

我最怕的是有一天我拿起刀，心里想的不是那台手术，而是别的东西。

那一天如果真的来了，我就该放下刀了。还好，那一天还没有到来。

上个月韩兆丰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问我在南城这边做得怎么样了。

我说，挺好，病人不少。他说，那就好。他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

他说，顾临，那台手术之后，邵允像换了一个人。我说，我知道的。

他说，我以前总觉得人才是选出来的。我说，那您现在觉得是什么呢。

他说，现在我改主意了。人才是带出来的，选出来只是第一步而已。

我握着手机，一时没说话。窗外的操场上有学生在跑步，喊着口号。

我说，院长，您这话我记住了。他说，别叫院长了，叫我老韩就行。

我说，好，老韩。我们两个人在电话里都笑了，笑完就把电话挂了。

放下手机，我走到窗户边。楼下的玉兰开了，一树白花，开得很满。

我想起十六年前那个雨天，我裤脚全湿，站在老手术室门口直发抖。

那时候我以为，只要刀开得好，这一辈子就稳稳当当的了，不会差。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刀要开得好，人也一样要站得稳，这样才算是。

站在哪儿其实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你站的那个地方，还有人需要你。

明天早上我还要七点四十刷手。手套还是七号半，灯还是那盏新的。

病人叫什么名字，今天夜里我还要再看一遍。片子已经全部带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