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巫术到易理：一场持续千年的认知革命，巫筮如何演变为中华智慧源头？

巫筮是中国上古文明起源阶段形成的一套以“巫”为精神中介、以“筮”为操作体系的文化传统，并非后世大众认知中单纯的“迷信活动”，而是华夏先民在认知能力有限的条件下，整合天文历算、地理经验、医疗知识、社会治理规则形成的复合型文化系统。本期内容将系统梳理巫筮的起源背景、核心功能、演变脉络，明确其作为华夏早期文明重要载体的历史地位。本文不涉迷信，重在正本清源的文化导向。请理性阅读。 编者按

▲上古巫师（图据网络素材/侵删）

一、巫筮的概念与认知

很多人提到巫筮，第一反应就是“古代封建迷信”，但这是用现代科学视角对上古文化的误读。从词源上看，“巫”和“筮”是两个既关联又有明确分工的体系：《礼记·曲礼上》记载“龟为卜，策为筮”，这里的“策”就是蓍草，说明上古时期“卜”指烧灼龟甲观裂纹断吉凶的方法，“筮”指用蓍草排列数字推演卦象的方法，而“巫”则是掌握这整套沟通人神、解读天地信息技术的专职群体。

▲卜甲 商王武丁时期（图据百科词条）

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将巫筮所属的文化阶段定义为“巫术-宗教过渡形态”，这一阶段的文化既保留了原始社会自然崇拜的特征，又开始形成稳定的仪式规则、专职从业人员和公共服务功能，是人类文明从蒙昧走向制度化国家的关键过渡环节。

二、巫筮起源与多重渊源

巫筮的诞生是华夏先民在长达数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积累形成的文化系统，其起源背景可以从三个维度找到扎实的证据支撑。

1、原始社会认知局限与生存需求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面对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地震、洪水、疫病、极端天气随时可能摧毁整个部落，人们无法解释日月星辰的运行、生老病死的规律，自然就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认知，认为天地之间存在超越人类的神秘力量，只要通过特定的仪式沟通这种力量，就能趋吉避凶。

《汉书·郊祀志》记载“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意思是部落里那些心思纯净、观察力远超常人的人，逐渐成为了专职沟通人神的群体，这就是最早的巫。 而巫筮的诞生，和上古时期的生存刚需直接绑定。

重庆巫溪县人民政府公开的地方文化研究资料中提到，三峡地区的巫溪、巫山一带是上古巫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之一，《山海经》中记载的“灵山十巫”就生活在这一区域，他们一方面掌握着当地的盐泉开采技术，另一方面掌握着山地药材的辨识使用方法，在当时的部落民众看来，这些能生产食盐、能治病救人的人，就是拥有“超能力”的巫。而制盐过程中需要观测风向、预测天气，采药需要熟悉节气物候，这些长期积累的经验，后来就转化为巫筮体系里的天文、历法知识。

2、考古出土遗存的实物佐证

考古资料为巫筮的起源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据，不需要依赖后世文献的转述。距今7000-5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用于公共祭祀的祭坛、玉雕龙、彩陶祭器，这些遗存证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职的神职人员，也就是早期的巫群体，他们负责组织整个部落的祭祀仪式，这是巫文化制度化的最早实物痕迹。

▲玉龙内蒙古出土（图据百科词条）

而和“筮”直接相关的考古遗存，在多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发现：江苏青墩遗址出土的距今5000多年的麋鹿角上，刻有六个属于易卦系统的数字符号，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筮数实物之一；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中，除了大量龟卜的记录，也出现了不少用数字排列的易卦符号，证明在商代晚期，蓍草推演的筮法已经和龟卜同时存在，并不是周代才突然出现的新事物。

3、先秦文献的交叉印证

关于巫筮的起源，多部先秦典籍的记载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没有出现明显的矛盾。《尚书·洪范》中明确记载，大禹治理天下时，就把“明用稽疑”作为治理国家的九大核心方略之一，所谓“稽疑”，就是遇到重大疑难问题时，通过巫筮的方式征询天地神灵的意见。《史记·龟策传》也提到，上古时期的巫筮用途多达二十余种，从预测年景收成、选择国都地址，到决定战争是否发起，都要用到巫筮，说明早在夏代之前，巫筮已经成为部落联盟公共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童恩正在《中国古代的巫》一文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也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中国上古文明的诸多核心发明，比如文字、天文历算、医学、法律，最早都是由巫师群体创造和积累的，巫师是推动中国北方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关键力量，而巫筮技术，就是这个群体用来整合知识、建立权威的核心工具。

三、中国古代巫筮的社会功能

很多人以为巫筮的功能就是“算卦算命”，这是对其功能极大的窄化。在上古时期，巫筮是覆盖国家治理、生产生活、文化传承全领域的核心公共服务体系，其功能可以分为四大类，每一类都有对应的史料和考古证据支撑。

1、军国决策的议事功能

夏商周三代，巫筮从来不是民间随便就能使用的技术，而是由王室专职卜官严格掌控的“国之重器”，是国家重大决策流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尚书·洪范》里明确规定了国家遇到重大疑难问题时的五级决策机制：首先君王自己深思熟虑，然后和卿士商议，再和普通民众商议，最后还要通过龟卜和蓍筮两种方式征询天地的意见。只有君王、卿士、庶民、龟卜、蓍筮五方意见全部一致，才叫做“大同”，这种情况下的决策不仅自身平安，后代也会吉祥。

▲图据网络素材/侵删

这套决策机制里，哪怕君王、卿士、民众都反对，只要龟卜和蓍筮的结果是吉，决策依然可以执行；反过来，如果龟卜和蓍筮的结果都不吉，哪怕所有人都同意，事情也不能做。商代的甲骨卜辞几乎全是军国大事的记录：商王要不要出征征伐方国，要不要举行祭祀，最近十天会不会有灾祸，农业收成好不好，全部都要通过龟卜来决策。商代晚期的卜官甚至可以通过巫筮的结果，直接约束商王的行为，这在后世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上古时期巫筮决策还有三条严格的制度原则，在《礼记》《左传》等典籍中反复被提及：

第一是先筮而后卜，古人认为事物先有抽象的数，后有具象的象，所以先用蓍草推演数字得到卦象，如果结果是吉，就不需要再用龟甲占卜；

第二是卜筮不过三，同一个问题最多占卜三次，三次都得不到吉兆，就暂时停止行动，不能反复占卜强求自己想要的结果；

第三是卜筮不相袭，用筮得到不吉的结果，可以转而去卜，但是用卜得到不吉的结果，不能反过来再用筮，避免人为打乱规则。

这三条原则说明上古巫筮有非常严谨的操作规范，不是随意的行为。

2、天文历算与生产指导功能

掌握巫筮技术的群体，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天文学家和历算学家。要通过蓍草排列得到稳定的卦象，首先要对数字规律有清晰的认知，而要解读天象和兆纹的含义，必须长期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的上古天官系统，几乎全部出身于巫师群体，他们通过观测星象判断季节、指导农业生产，而这些知识最初都被包裹在巫筮的仪式体系里。

梁钊韬在《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中专门指出，“气”的概念是中国古代巫筮的核心哲学基础，而这个概念的来源，正是上古巫师长期观测天地间云气、风向、物候变化总结出来的经验。比如巫筮体系里的十二消息卦，直接对应一年十二个月的阴阳消长规律，这套体系后来直接和中国传统历法深度绑定，直到汉代太初历制定时，依然有大量巫筮体系里积累的天文数据作为支撑。

很多地方志里也保留了巫筮指导生产的相关记载：清代《巫山县志》提到，当地上古时期的巫人，会通过巫筮仪式确定每年春耕、秋猎的准确时间，避免民众误了农时；山西运城地方史料中也记载，上古巫咸国的巫人，会通过观测南风的风向和出现时间，预测当年盐池的产盐量，安排制盐的生产节奏。这些看似是“求神问卜”的仪式，内核其实是把先民千百年积累的生产经验，用当时民众能理解的“神意”形式推广下去，大大降低了经验传播的成本。

3、医疗救治与精神慰藉功能

上古时期的巫和医是完全不分家的，“医”字的繁体“醫”下面原本就是“巫”字，后来才改成了“酉”代表药酒。掌握巫筮技术的群体，同时也是最早的专业医生。《山海经》里记载的“灵山十巫”，其中很多人都掌握着采药治病的技术，他们给人治病的时候，一边举行巫筮仪式安定病人的情绪，一边用草药进行实际的治疗，这种“心理疏导+药物治疗”的模式，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治愈率远高于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

▲上古巫师治病（图据网络素材/侵删）

后世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里，有大量关于疾病的占卜记录：商王头疼、牙疼，妃子生产是否顺利，贵族的病能不能痊愈，都要通过巫筮来判断，同时负责占卜的巫医会配套给出对应的治疗方案。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的专职医师，依然同时具备巫筮的技能，《左传》里记载的名医医和，给晋侯诊断疾病时，就同时结合了星象、卦象和脉象的知识，才得出了准确的病因判断。

4、文化传承与社会秩序整合

在文字还没有完全普及的上古时期，巫筮体系是传承整个部落历史、规则、记忆的核心载体。巫师通过一代代口传心授，把部落的起源传说、历次重大灾害的应对经验、公共祭祀的仪式规则全部保存在巫筮的仪式和卦辞里，相当于整个部落的活的档案馆。 童恩正的研究指出，巫师推动了祖先崇拜的制度化和宗庙系统的建立，而这套体系后来直接演化成了周代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

通过巫筮的仪式，整个部落的民众形成了统一的信仰共识，大家都认可同一个规则体系，社会就不容易出现混乱。《国语》里记载的“颛顼绝地天通”事件，本质上就是把原本分散在民间的巫筮权力收归官方，禁止普通民众私自从事巫筮活动，避免出现“家为巫史、享祀无度”的混乱局面，让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实现统一，这是早期国家建立秩序的关键一步。

四、巫筮体系的演变脉络

巫筮的发展演变，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完全同步，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明清时期，它一共经历了四个清晰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都有对应的史料佐证。

1、上古至商代：巫筮的黄金时代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商代末年，是巫筮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巫筮完全被最高统治阶层掌控，直接参与国家最高决策，巫师群体的社会地位极高，甚至可以和王权分庭抗礼。商代的甲骨卜辞显示，几乎所有国家大事都要先经过巫筮的占卜才能实施，商王很多时候都要听从卜官的意见调整决策。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坑，很多都是商代专职卜官的档案库，十几万片甲骨上的卜辞，完整记录了商代二百多年里巫筮活动的全过程，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上古巫筮实物档案。这一阶段的巫筮，龟卜的占比远高于蓍筮，商代晚期的蓍筮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六十四卦体系，大多是用三到四个数字组成的简单卦象。

2、周代：巫筮的理性化转型

周代建立之后，周公旦对整个上古文化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巫筮也从商代那种近乎“神权高于王权”的状态，转型为王权服务的制度化工具。这一时期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周易》文本的诞生，原本用于巫筮的数字卦象，被赋予了整套人文伦理的解释，巫筮不再单纯是“征询神意”的工具，更变成了引导人反思自身行为、判断事物发展趋势的思想体系。 《尚书》《周礼》里记载，周代王室设立了专门的“太卜”官职，手下有大量专职卜官，分别掌管龟卜、蓍筮、梦占等不同的巫筮技术。

和商代不同的是，周代的巫筮结果不再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左传》里多次出现“卜不吉而行之”的案例，也就是哪怕占卜结果不吉，只要卿士和民众的意见一致，君王依然可以推行决策，人的主观意志在决策中的占比明显提升。

孔子提出“不语怪力乱神”，并不是完全否定巫筮，而是把《周易》从一本单纯的占卜书，改造成了承载儒家哲学思想的经典。孔子研究《周易》的核心目的，不是为了算卦，而是通过卦象里的变化规律，理解天地之间的运行法则，指导人的道德修养，这是巫筮文化从“神本”转向“人本”的标志性转折点。

3、秦汉至唐宋：巫筮的官方与民间分流

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官方的巫筮体系被纳入了太史、太常等国家机构，专门负责为皇家祭祀、军国大事提供占卜服务。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召集大量全国知名的巫筮术士，聚集在都城为皇家服务，《史记·封禅书》里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官方巫筮活动的盛况。 但与此同时，民间的巫筮活动也开始快速发展。原本只有王室贵族才能接触到的蓍筮技术，开始流向民间，出现了大量民间的占卜从业者。

汉代之后，龟卜的成本越来越高，制作一次龟卜需要用到完整的龟甲，还要经过钻凿、烧灼等复杂工序，普通民众根本负担不起，操作更简便、成本更低的蓍筮就逐渐成为了巫筮的主流。 这一时期，巫筮还和刚刚兴起的道教文化深度融合，很多道教的仪式、符咒体系，都直接吸收了上古巫筮的内容。《汉书·郊祀志》记载，王莽执政时期，大量方士进入宫廷，把民间的巫筮仪式带入了官方祭祀体系，形成了官方巫筮和民间巫筮并行发展的格局。

4、元明清时期：巫筮世俗化与民俗化

元明清三代，官方对巫筮的管控逐渐严格，朝廷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的“淫祀”活动，不允许民间私自从事大型巫筮祭祀仪式。但这并没有让巫筮消失，反而让它彻底融入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演化成了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 全国各地的地方志里，几乎都有明清时期民间巫筮遗存的相关记载：

四川《巫溪县志》记载，当地直到清代，民间依然保留着上古“灵山十巫”传下来的采药、祈福仪式；山西《安邑县志》记载，古巫咸国所在地的民众，每年盐池开晒之前，都会举行传统的巫筮祭祀仪式，祈求当年产盐顺利；湖北《巴东县志》里也记录了大量三峡地区民间保留的、源自上古巫筮的跳神、问卦习俗。

这一阶段的巫筮，已经完全褪去了上古时期军国重器的属性，变成了普通民众用来求平安、问财运、择吉日的日常民俗活动，很多原本严谨的巫筮操作规范，也在民间传播的过程中被简化、改造，形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民间占卜流派。

五、对巫筮文化的客观历史评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用“封建迷信”一竿子打死整个巫筮文化，这其实是非常不客观的。站在今天的科学视角看，巫筮体系里确实有很多不符合现代科学认知的内容，它不可能真的通过烧灼龟甲就让神灵直接降下吉凶预兆。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几千年前的上古先民。 巫筮文化最核心的历史价值，不是它“能不能预测未来”，而是它作为华夏文明最早的知识整合载体，把上古先民积累的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社会学经验全部保存了下来。

如果没有上古巫师群体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不可能在商代就积累出如此系统的天文观测数据，不可能诞生后来的《周易》体系，也不可能发展出周代完善的礼乐制度。 它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科学技术极其不发达的上古时代，给了先民面对未知风险时的精神支撑。当洪水、疫病来临，人类完全没有办法掌控局面的时候，巫筮提供的稳定仪式体系，能让民众快速安定下来，避免整个社会陷入彻底的恐慌和混乱，这种精神慰藉的功能，在特定历史时期是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巫筮体系在后世的民间传播过程中，确实混入了很多装神弄鬼、骗取钱财的糟粕内容，这些内容是我们今天需要坚决摒弃的。我们研究巫筮的历史，不是为了宣扬封建迷信，而是为了搞清楚华夏文明早期的发展脉络，理解我们的祖先在蒙昧时代是如何一步步摸索出文明的道路。

六、结 语

巫筮不是凭空出现的“封建迷信产物”，而是华夏先民在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创造、积累、完善的复合型文化体系。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生存需求，在上古三代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制度工具，经过周代的人文理性化转型，在秦汉之后分流为官方制度和民间民俗两条路径，最终在元明清时期彻底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巫筮体系保存了华夏文明最早的一批天文、历算、医学、伦理知识，推动了早期国家秩序的建立，是连接原始社会和文明时代的关键文化纽带。我们今天看待巫筮文化，既不能把它神化为无所不能的“神秘绝学”，也不能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用多重证据交叉验证的方法，才能还原它真实的历史面貌，读懂华夏文明早期的发展密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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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语·楚语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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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源文化

编辑：元慧 至臻

校审：三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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