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部委三年归，主任竟派我守门，司长拍桌喝止：这是你们新来的副司长！

01

郑主任把登记本推过来的时候，塑料封皮上那道裂口正好卡住我的手指。

“你先在这儿待着。”

他说完就去够桌上的搪瓷杯，杯里的茶垢厚得发亮。传达室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台上搁着一盆太阳花，叶子蔫得跟煮过的菠菜似的。我接过本子，没翻，放在膝盖上。

这是我从部里借调回来的第三天。三年，一千多天，我走的时候这间传达室还没装空调，现在装了，外机就挂在我头顶，嗡嗡响。

郑主任不看我。他五十好几，头发白了一半，手背上全是老年斑，拿杯子的手有点抖。我等他再说点什么，他没说，转身去整理墙上的报纸。报纸是按日期排的，他一张一张翻，翻得很慢。

走廊里有人喊他，他应了一声，出去了。

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椅子腿有点晃。窗外的梧桐树把光挡得严严实实，屋里暗得很。我低头看登记本，最新一页写着昨天的日期，来客姓名那一栏填着“张师傅”，事由是“修水管”。

我把本子合上。

门被推开的时候，我以为是郑主任回来了。进来的是秦司长，他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袋，看到我坐在传达室里，脚底下顿了一下。

“周宁？”

我站起来。他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转头喊：“郑有德！”

郑主任从走廊那头跑过来，手里还攥着半张报纸。秦司长把纸袋往桌上一放，手拍在桌面上，声音不大，但传达室里的空气还是紧了一下。

“这是你们新来的副司长。”

郑主任的手停在半空，报纸的一角耷拉下来。他看看秦司长，又看看我。我站在那儿，膝盖上还放着那本登记本。

秦司长走了。郑主任把报纸放在桌上，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东西，我说不上来。然后他把搪瓷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垢在杯沿上留了个印子。

“那这登记本，”他说，“我先收着？”

02

我没搬进副司长办公室。

秦司长让人把钥匙送过来，我接下了，揣在兜里。下午我又回了传达室，郑主任正在给那盆太阳花浇水，水壶是塑料的，壶嘴歪了，水浇到窗台上，顺着瓷砖流下来。他拿抹布擦，擦了两遍。

“郑主任。”

他嗯了一声，没回头。

“您在这单位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他把水壶放下，“比你岁数大。”

我在他对面坐下。传达室只有一把椅子，我坐了，他就站着。他站了一会儿，拉开门，从隔壁搬了把折叠椅过来，打开，坐下。折叠椅嘎吱响。

“您知道我要回来。”

“知道。”

“那您还让我守门。”

他看着我。他眼睛不大，眼皮耷拉着，看人的时候像在打瞌睡。

“小周，”他说，“我在这位置上干了二十年。临了想安排个人，不过分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念报纸。但我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头攥着裤子的布料，攥得很紧。

“您安排的人呢？”

“调走了。”他说，“上个月调走的。你来了，他没位置。”

“所以您让我守门。”

“我以为你是来镀金的。”他说，“借调三年，回来直接进班子，这种事我见多了。镀完金就走，待不了半年。”

我没说话。窗外的梧桐树上有一只鸟在叫，叫了两声停了。

“你爸当年也这样。”他说。

我抬头看他。他站起来，把折叠椅收好，靠在墙边。

“一声不吭就把事办了。”

他出去了。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风从缝里灌进来，吹得墙上的报纸哗哗响。我坐了一会儿，把那盆太阳花端起来看了看，花盆底下压着一个杯垫，是旧毛线钩的，钩得很粗糙，边缘都散了。

我把花盆放回去。

03

借调三年，我在部里待过三个处室。

第一个处室管文件流转，我每天要过手两百多份文件，每一份都要登记、编号、送签。第二个处室管调研，我跟着跑了七个省，最长的一次在下面待了四十天，回来的时候行李箱轮子磨平了一个。第三个处室管协调，我每天接的电话比我这辈子接过的都多。

这些事我没跟郑主任说过。他也没问。

晚上我回望江小区的家，李维在厨房做饭，抽油烟机响得跟拖拉机似的。他看见我进来，喊了一声“回来啦”，然后继续炒菜。我坐在餐桌前，桌上有一盘切好的黄瓜，我拿了一块吃。

“今天怎么样？”他问。

“挺好。”

“安排什么岗位了？”

“副司长。”

他炒菜的手停了一下。锅铲碰在锅沿上，叮的一声。

“那你怎么不高兴？”

“没有不高兴。”

“你脸上写着呢。”

我没理他。李维这个人，说好听点是实在，说难听点是迟钝。我们结婚十二年，他从来没学会看我的脸色，但他会在我脸色不好的时候给我倒杯热水。今天他也倒了，放在我手边，然后继续炒菜。

我喝了一口水，想起郑主任说的那句话。你爸当年也这样。我爸去世六年了，生前在城建系统干了一辈子，从技术员干到总工。他没跟我提过郑有德这个人。

我翻手机，找到我爸以前的通讯录照片。那是他走后我拍的，通讯录上密密麻麻的名字，有些划掉了，有些还留着。我往下翻，翻到“郑”字那一栏。

郑有德。后面跟着一个座机号码，区号是本市的。

我看了很久。李维把菜端上来，看见我盯着手机。

“看什么呢？”

“没什么。”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那晚我躺在床上，听着李维的呼噜声，想起一件事。三年前我走的时候，我爸还在。他送我到火车站，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火车开了他还在那儿站着。我当时觉得他老了，腿脚不好，站久了累。现在想起来，他可能想说什么，但没说。

04

第二天我到单位，直接去了传达室。

郑主任不在。桌上摊着今天的报纸，搪瓷杯里泡着新茶，热气往上冒。我把那盆太阳花端到水池边，拿抹布擦花盆底下的水渍。抹布拧了一遍又一遍，水从指缝里挤出来，滴在地上。

我擦得很用力。花盆底下的旧杯垫被我蹭歪了，我拿起来重新摆正。杯垫的毛线散了一股，我用指甲把它塞回去，塞不进去，线头翘着。

我继续擦。擦窗台，擦桌角，擦那把晃腿的椅子。椅子腿底下垫着一块硬纸板，我抽出来看了看，是张旧名片，上面的字磨得看不清了，只剩一个姓，“郑”。

我把纸板塞回去。

郑主任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擦椅子腿。他站住，看了我一会儿。

“你擦它干什么？”

“脏。”

他没再说什么。他走到桌边，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是个坐垫，新的，塑料包装还没拆。

“椅子太硬。”他说。

然后他拿起搪瓷杯，喝了一口茶，走了。我蹲在地上，手里攥着抹布，看着那个坐垫。包装上印着超市的标志，蓝色的，很普通。

我没拆。我把它放在椅子上，坐下去。塑料包装嘎吱响。

下午秦司长叫我过去。他办公室在四楼，朝南，阳光很好。他让我坐，我没坐。

“郑有德找我了。”他说，“他说你一直待在传达室，像什么话。”

“我明天搬。”

秦司长看着我。他五十出头，头发染得乌黑，但鬓角的白发根根分明。

“周宁，你跟郑有德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没有。”

“他这个人，”秦司长停了一下，“嘴不好，心不坏。”

我嗯了一声。

“他当年也是借调回来的。”秦司长说，“回来的时候，连传达室都没他的位置。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个月，自己搬了张桌子。”

我抬头看他。他低头翻文件，好像刚才那句话说得很随意。

“行了，你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

“你爸的事，我听说了。节哀。”

我站在门口，手放在门把上。走廊里有人经过，脚步声很响。

“谢谢秦司长。”

我回了传达室。窗台上那盆太阳花被搬走了，只剩一个圆形的印子，瓷砖上有一圈水渍。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把抹布叠好，放在桌角。

05

副司长办公室在三楼，朝北，不大，一张桌子一个书柜，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我搬进去那天，郑主任让人送了一盆绿萝过来，放在书柜顶上。绿萝的叶子油亮，花盆是白瓷的，底下垫着一个杯垫——就是传达室那个旧毛线钩的。

我没问他为什么把杯垫给我。

整理抽屉的时候，我在最里面摸到一个信封。牛皮纸的，没有字，封口没粘。我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

黑白照片，边角发黄。照片上两个人站在一个工地前面，背后是脚手架。左边那个人年轻，瘦，戴着眼镜，是我爸。右边那个人也年轻，头发浓密，咧嘴笑着，是郑有德。

背面有一行字，钢笔写的，字迹洇了。

“八三年，云栖路拓宽工程。”

八三年。那年我爸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城建系统。照片上他穿着工作服，口袋里插着两支笔。郑有德搭着他的肩，两个人站在太阳底下，影子拖得很长。

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背面那行字下面，还有一行，写得很小，铅笔写的，几乎看不清。

“老周，你儿子的事，我记住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铅笔字很淡，像是写了很久了。我把照片放回信封，信封放回抽屉，抽屉关上。

下午开会，郑主任坐在我对面。他低着头记笔记，笔尖在纸上沙沙响。秦司长在讲下季度的规划，讲到一半停下来，看了郑主任一眼。

“老郑，你那个报告什么时候交？”

“明天。”

“明天是周六。”

“周六我值班。”

秦司长没再说什么。我低头看自己的笔记本，上面一个字都没写。我想起照片上郑有德的笑，那种笑我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他现在笑起来，嘴角往下撇，像在发愁。

散会后，我在走廊里叫住他。

“郑主任。”

他回头。

“照片我看到了。”

他站住。走廊的灯是声控的，我们一说话，灯就亮了，照得他脸上的皱纹清清楚楚。他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

“你爸是个好人。”他说，“那年云栖路拓宽，我差点出事，是你爸替我顶的。”

“什么事？”

他没回答。灯灭了，走廊暗下来。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黑暗里一下一下，很慢。

我站在那儿，灯又亮了。隔壁办公室有人出来，看了我一眼，走了。

06

我搬进副司长办公室的第三天，李维问我，要不要请郑主任吃个饭。

“请他干什么？”

“人家把办公室让给你了。”

“那是秦司长安排的。”

“反正你欠他个人情。”

我没接话。李维在阳台上晾衣服，衣架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在放一个装修节目。主持人拿着锤子敲墙，一锤下去，墙皮哗啦啦掉。

我想起那张照片上的工地，想起我爸年轻时候的样子。他后来不戴眼镜了，改戴隐形，但口袋里还是插着笔，改不了。我小时候翻他口袋，总能翻出圆珠笔，有时候是红色的，有时候是蓝色的。

第二天上班，我在走廊里碰见郑主任。他手里拿着一摞文件，走得很快。

“郑主任。”

他停下来。

“那个杯垫，”我说，“我放书柜上了。”

他看了我一眼。

“嗯。”

然后他走了。文件抱在怀里，最上面那份露出来一角，是秦司长要的报告，封面上写着“云栖路片区改造规划”。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一会儿。

中午我去传达室拿报纸，窗台上多了一盆太阳花。新种的，叶子还没长开，小小的，绿绿的，花盆是旧的那个，底下垫着一张新的硬纸板。

我蹲下来看了看，花盆里的土是湿的，刚浇过水。

我拿报纸回了办公室。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书柜上的绿萝上，叶子反着光。我把报纸放在桌上，坐下来，翻开第一页。

窗外有人在说话，声音不大，听不清。我抬头看了一眼，是郑主任和隔壁的老刘站在楼下，郑主任手里夹着烟，没点，就那么夹着。老刘在说什么，他听着，偶尔点一下头。

我把目光收回来，继续看报纸。

下午下班，我路过传达室，门锁了，窗台上那盆太阳花被搬到了里面，隔着玻璃能看见，叶子歪向一边。我站了一会儿，把兜里的钥匙掏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风从走廊那头吹过来，有点凉。我把外套拢了拢，往楼下走。走到一半，手机响了，是李维问我晚上吃什么。我说随便。他说那吃面吧。我说行。挂了电话，我站在楼梯拐角，听见楼上有人关门，砰的一声，然后脚步声往楼下走。我没回头，继续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