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要终结了吗？顶峰之后，对抗前夜？百年规律正在重演

前言

先看一组容易被误读的数据。DHL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联合发布的《2026年DHL全球连通性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水平维持在25%，与2022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持平。同一份报告还指出，2025年上半年货物贸易的平均运输距离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长的4990公里，区域内贸易占比降至50.7%的新低。

但另一组数据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WTO预测，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将从2025年的4.6%骤降至1.9%，若中东局势持续，可能进一步跌至1.4%。2026年7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持续处于高位运行区间，美国、印度和欧盟位居摩擦指数前三。

两组数据同时成立，指向一个被多数分析忽略的判断：全球化没有终结，但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结构性转型。说“完了”是误判，说“照旧”同样是误判。

150年周期规律：全球化与霸权同步涨落

理解当前局面的关键，在于一个被反复验证但经常被遗忘的历史规律。

学术研究指出，纵观15世纪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脉络，没有一个霸权国家能够逃脱120至150年大周期律的考验。一次完整的霸权周期通常包含三个康波周期，前两个是扩张期，最后阶段则出现经济增长见顶而社会问题不断恶化的局面。

全球化浪潮的涨落与霸权周期高度同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对应的是英国霸权的巅峰阶段；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则发生在美国霸权的巅峰阶段。

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当前：美国霸权正处于其周期的最后阶段，全球化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顶峰回落，并非反常现象，而是周期规律的内在要求。有研究将全球化近两百年的演进概括为“两起两落”，从金本位时代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美元本位时代的完整轨迹中，后起大国大多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壮大，守成大国则倾向于自由贸易；当霸权地位受到威胁时，政策取向随之逆转。

1929年的镜像：贸易战如何从关税升级为体系崩溃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终结，随后的1930年代大萧条提供了最具警示意义的历史样本。

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20000多种商品的关税平均提高20%。随后，意大利对美国汽车征收167%关税，法国按车重征税使美国雪佛兰车价格暴涨45%。1929年至1934年间，全球贸易量缩水66%。更严重的后果在于时间维度：关税法案出台十年后，全球贸易额仍未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当前局面与1930年代有结构性相似之处，但差异同样显著。相似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态势：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受关税及其他贸易措施影响，全球进口额达26400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1.1%，是上一时期的四倍多。不同之处在于，1930年代的贸易战发生在金本位制和殖民帝国体系下，各国缺乏协调机制；而今天有WTO框架、全球供应链深度嵌入和国际金融安全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冲击的烈度，但并未改变方向。

当前的对抗态势：不是“脱钩”，而是“选择性重组”

2026年的全球贸易格局正在经历一场远比“脱钩”更复杂的结构性调整。

美国方面，2026年2月最高法院裁定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的关税违法，特朗普政府随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进口附加费，随后将税率提升至15%。同时，美国对包括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和墨西哥在内的16个经济体启动新的301调查，以替代被裁定违法的关税工具。

这些操作看起来混乱，但背后的方向是稳定的：美国正在系统性地将贸易政策从多边规则框架中剥离，转向双边施压和单边行动。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显示，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已从2025年1月的20.7%升至同年11月末的47.5%，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关税从3.0%升至18.5%。截至2025年中期，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已回落至9%，恰好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的水平。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贸易路线的重构。2025年美国对中国、欧盟的贸易逆差显著收窄，但对墨西哥、越南的逆差分别扩大至1969亿美元和178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加254亿美元和547亿美元。这不是贸易总量的收缩，而是贸易流向的重新分配。

欧盟的困境与全球化的“慢球化”

欧盟在这场变局中的位置值得单独分析。特朗普政府加征15%关税后，美欧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欧盟对批准美欧贸易协议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与此同时，欧盟自身也在向保护主义转向：欧洲议会支持将进口钢铁关税从25%提高至50%，法国则推动建立类似美国“301条款”的新贸易工具。

当一个以自由贸易为立身之本的超国家实体开始筑墙，它所传递的信号比任何单一国家的关税政策都更具指标意义。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指出，AI相关商品贸易的增长正在部分抵消传统贸易的下滑，全球贸易结构的重心正在从传统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这引出一个关键判断：全球化的形态正在变化——商品贸易增速放缓，但技术、数据和资本流动可能在新的规则框架下形成另一套连接网络。有分析称之为“慢球化”，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全球化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重组”。

全球化没有终结，但它的规则正在被重写

回到标题提出的问题：顶峰之后是否就是对抗前夜？

150年前的规律提供的是参照系，而非宿命。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终结于1914年一战爆发，但终结的直接原因并非贸易保护本身，而是霸权国家之间无法通过既有规则体系化解结构性矛盾。今天的情况在于：WTO规则体系已被主要经济体实质性绕过，但尚未形成替代性的多边框架；全球供应链在区域化重组，而非简单断裂；技术竞争正在创造新的连接方式，同时也在制造新的壁垒。

核心变量在于，美国能否在维持霸权收益的同时接受规则约束，中国能否在外部压力下继续嵌入全球体系，以及欧盟能否在安全依赖美国与经济需要开放之间找到平衡。这三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但它们的解决路径将决定全球化的下一阶段是走向“重组后的再连接”，还是滑向1930年代式的体系性崩溃。

DHL报告的结论值得再次引用：25%的全球化水平意味着世界距离完全全球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全球化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它在过去五百年间经历了多次涨落。当前的回落是周期性的，而非终局性的。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全球化是否“完了”，而是当它重新上升时，规则由谁来写、利益如何分配、以及那些在重组过程中被甩出供应链的国家和群体将面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