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孙中山的贴身侍卫，后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临刑时说出7个字！

1914年，上海，一名22岁的广东青年将枪口对准了郑汝成。这个青年并非军界名人，却因参与“刺郑事件”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他叫杨殷，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并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

郑汝成是袁世凯任命的上海镇守使。1913年，宋教仁遇刺身亡，革命党人普遍认为，这场暗杀与袁世凯集团有密切关系。次年，杨殷参与了针对郑汝成的行动。行动本身并未改变当时的政治格局，却让这个年轻人看清了一个事实：仅靠个人刺杀，无法挽救积弱的中国，真正的道路必须依靠更有组织的力量。

杨殷1892年8月出生于广东香山。父亲早逝后，他作为长子，很早便承担起照料家人的责任。家庭尚能供他读书，他先后在香港、广州求学，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也逐渐了解到清末社会的动荡与民众的困苦。

1911年，在孙眉介绍下，杨殷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他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承担联络、传递消息等工作。那时的革命活动充满风险，许多任务看似琐碎，实则关系到人员安全和行动成败。杨殷正是在这些隐蔽而具体的工作中，磨炼了判断力。

1919年护法运动期间，杨殷进入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任职，担任卫队副官，并在大元帅府参军处工作。孙中山在广州活动时，他负责警卫与事务联络，因此被称为孙中山身边的侍卫。

有人曾问他：“跟随孙先生，是否就等于找到了出路？”

杨殷的回答很实际：“革命不是谋一个职位。”

护法军政府后来受到地方实力派牵制，内部争斗不断，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杨殷对这种借革命名义争权夺利的做法十分失望，也辞去了相关职务。这个转折很重要，他没有停留在旧式政治的框架里，而是开始重新寻找救国道路。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杨殷接触到新的思想，逐步认识到，革命不能只依赖少数人的勇敢，还必须发动工人和农民，建立严密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实践，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杨殷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参与组织工人、培养骨干、发动罢工。在广东革命活动中，他与彭湃等人并肩工作，成为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工人运动领导者。

他的长处不只在于公开发动群众。早年积累的人脉和长期从事秘密联络的经验，使他很快承担起情报保卫工作。1925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由杨殷、傅烈负责有关工作。他在香港、澳门等地建立联络点，安排人员往来，传递重要消息，也帮助党组织培养隐蔽战线骨干。

这些工作没有显赫场面，却极其考验耐心。一个联系人是否可靠，一份文件能否安全送达，往往都关系到许多同志的安危。杨殷熟悉城市环境，办事谨慎，逐渐成为党内少数能够把群众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的干部。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斗争转入更加严酷的阶段。杨殷开始更多参与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1927年广州起义时，他负责起义总指挥部参谋团的工作。张太雷牺牲后，杨殷临危受命，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继续组织力量坚持战斗。

广州起义最终失败，但杨殷在组织指挥、部队联络和城市斗争方面积累了经验。1928年中共六大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并参与中央军委工作。六届一中全会期间，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党的军事事务。

当时中央所面对的，并不是一支装备整齐的队伍，而是分散各地的武装力量和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杨殷与周恩来等人研究各地武装行动，参与红军建设和军事部署。他重视组织纪律，也强调根据地方条件制定办法，这使他在早期军事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1929年8月24日，杨殷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敌人知道他曾追随孙中山，也知道他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便试图以旧日关系和高官厚禄进行诱降。

审讯者对他说：“只要改变立场，过去的一切都可以不追究。”

杨殷没有接受。他斥责对方背离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又指出屠杀工农、破坏革命的行为不可能得到真正支持。面对酷刑，他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也没有动摇自己的选择。

1929年8月30日，杨殷被秘密杀害，年仅37岁。临刑前，他留下七个字：“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出自《论语》，在他身上并不是书斋里的感慨，而是一个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工人运动、秘密斗争和武装斗争的人，对自身道路作出的回答。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杨殷，将江西兴国县部分地区划出设县，命名为杨殷县。一个曾在孙中山身边担任侍卫的青年，最终走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层，也以三十七岁的生命，留下了那个时代革命者最沉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