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中国万吨巨轮首航即沉，船员向周总理汇报称遭鱼雷袭击！

1963年5月1日下午，北京，周恩来接到交通部门报告：我国第一艘自行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济州岛附近海域沉没。消息来得突然，更麻烦的是，船员发回的电报中出现了“受击损伤严重”的字样。

“跃进号”刚刚承担第一次远洋运输任务。它从青岛驶往日本，船上装有一万三千余吨玉米、矿石和杂货。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不只是一艘货轮，更代表着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开始尝试独立经营远洋航线。

周恩来没有立即认定事故性质，而是通知海军派舰搜救，并要求尽快查明情况。此时，外界的猜测已经传开。日本广播称，货轮可能中了三枚鱼雷；美国方面则提出，附近或许残留着战争时期布设的水雷。

这几种说法，都让事情变得紧张。事发海域靠近济州岛，周边又有美军活动，台湾方面也曾对大陆船只进行袭扰。如果“跃进号”确实遭到攻击，责任归属将牵动外交和军事局势。反之，若是航行事故，仓促指责别国同样会造成严重后果。

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强调：“情况没有查清以前，不能凭猜测下结论。”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给后续处理定下了基调：既不能示弱，也不能被未经证实的消息牵着走。

“跃进号”的建造，始于新中国发展远洋运输的需要。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大连造船厂经过技术改造，开始具备建造大型货轮的条件。1958年9月28日，货轮在大连造船厂上船台，五十八天后下水，速度在当时引起了关注。

这艘船采用苏联设计，船长约一百七十米，载重一万三千多吨，续航能力达到一万二千海里。它的建成，说明中国已经能够制造适应国际航行的大型船舶。不过，船舶下水并不意味着一切完成，设备配套、技术验收和航行证书，都需要继续解决。

由于中苏关系变化，后续设备引进受到影响，交付时间一再推迟。直到1962年12月，“跃进号”才交给远洋运输部门。经过大连、上海之间的试航后，它于1963年4月30日下午从青岛出发，驶向日本。

选择日本，并非偶然。中日当时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经济存在互补，民间贸易仍在曲折推进。中国希望借助这次航行打通运输环节，也向外界表明，新中国不再只能依靠租船和外来运输力量。

事故发生在5月1日13时许。船体突然连续震动，机舱很快进水，货轮开始倾斜。船员放下救生艇，携带必要文件撤离。有人听到沉闷声响，也有人声称看见海面出现黑影，于是“遭遇潜艇攻击”的判断迅速流传开来。

但船长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果是鱼雷爆炸，通常应有更明显的爆炸迹象，眼前情况更像船底撞上了水下礁石。由于现场混乱，船员观察不完整，双方一时难以形成统一判断。

周恩来后来询问船员：“那个黑影究竟是什么样子？”回答并不清楚。面对这种含混的证词，他没有顺着最激烈的说法继续推断，而是决定组织专业打捞和水下调查。

5月2日凌晨，落水船员被日本渔船发现并救起，随后转由中国方面接回。搜救工作之外，调查编队也在准备。5月18日，作业船和警戒舰艇从上海出发，前往事发海域。连续大雾给航行带来困难，有时能见度不足一百米，编队只能谨慎前进。

抵达后，调查人员先寻找水下的苏岩礁。经过声呐探测、海面观察和拖扫，他们发现了油迹，并在铁锚上找到与“跃进号”船体相近的油漆，还夹有玉米残渣。潜水员下水后，确认海底确有沉船，船体左倾，侧卧在礁石附近。

水下作业持续了十多天。潜水员发现，船体左侧有一道约十七米长的裂口，钢板大多向内卷曲；苏岩礁上也有明显撞击痕迹，附近岩石带有相同颜色的油漆。船舱内发现的礁石粉末，经比对也与事发海域岩石相符。

这些证据逐渐排除了鱼雷攻击和船体整体质量问题。调查结论认为，“跃进号”是撞上苏岩礁后进水沉没。6月3日，周恩来下令调查编队返航，新华社随后公布了经过核实的事故结论。

事故原因并非单一。货轮采用了未经充分测量的新航线，航线距离暗礁过近；出航前船员大幅调换，五十九名船员中有五十八人更换，部分人员缺少远洋经验。加之连续阴云遮蔽天体，航海定位受到影响，风向和洋流又使船位逐渐偏离。

这场沉船事故留下的，不只是一次远洋航行的损失。它让中国认识到，大型船舶能够造出来，完整的远洋体系却还需要航线测绘、船员训练、导航设备和海上救援共同支撑。更重要的是，面对“鱼雷攻击”的传闻，调查没有被情绪推着走，结论最终交给了船体裂口、礁石痕迹和水下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