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小平设火锅宴款待五位老人，寄望大家积极解放思想

1979年1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没有安排一场正式报告，而是把五位年逾花甲的工商界老人请到了一起。窗外寒意正浓，厅内却没有摆设复杂的宴席，只有茶水、文件，以及一场关系中国经济走向的谈话。

到场的五人，分别是荣毅仁、周叔弢、胡厥文、胡子昂和古耕虞。他们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家，背后连接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段历史，也熟悉工厂、市场、技术、资金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实际运转。

这次会面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还不到一个月。会议已经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重要决策，但方向确定之后，怎样把经济真正做起来，仍是摆在中央面前的一道难题。

邓小平到场后，没有过多铺垫，先向几位老人介绍三中全会的情况。他称呼大家为“老同志”，这个称呼看似平常，分量却不轻。长期以来，原工商业者在身份和政策上背负着不少顾虑，许多人有经验、有能力，却不敢主动迈步。

胡厥文耳朵不太好，身边秘书替他记录谈话内容。其他几人也拿出本子，边听边记。邓小平讲得很直接：“搞建设，不能关门。”他提出，要研究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也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这句话，实际上改变了谈话的气氛。

过去几十年，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都比较欠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集中力量建立工业体系，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经济运行中也逐渐出现轻工业不足、商品供应紧张、企业活力不够等问题。

要改变这种局面，单靠国家财政投入并不现实。国防、教育、科研和民生建设都需要资金，许多地方还需要中央支持。如何引进外部资源，如何让有经验的人重新参与经济建设，不能只靠文件解决，还得有人带头试。

邓小平看重的，正是这五位老人积累多年的实践经验。胡厥文曾长期经营机器工业，抗战时期还积极推动工厂内迁，保存民族工业的力量。周叔弢熟悉水泥工业，胡子昂在西南经营实业多年，古耕虞长期从事对外贸易，荣毅仁则在上海工商界拥有广泛影响。

他们懂生产，也懂市场；懂国内情况，也了解海外环境。更关键的是，他们经历过民族工业的艰难岁月，对国家需要什么，并不是纸上谈兵。

谈到引进外资时，荣毅仁认为，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与中国加强交往的条件，华侨、华裔和海外工商界可以成为沟通的桥梁。他说得很朴实：“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

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座谈。邓小平还明确提出，原工商业者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应当继续发挥作用；有能力的人可以担任干部、顾问，也可以参与新行业和新企业的管理。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只要具备能力并愿意为国家做事，也应当得到适当使用。

几位老人当然有顾虑。此前一些政策造成的影响，不可能因为一顿饭就完全消失。胡子昂、古耕虞等人谈到现实困难，邓小平没有回避，而是表示，政策要落实，人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不能让资金和人才闲置起来。

谈到具体方向，邓小平特别强调资金周转较快的行业。他认为，轻工业、旅游业等领域能够较快增加商品供应和外汇收入，比单纯铺设投资巨大、回收周期很长的项目更适合作为突破口。

荣毅仁后来承担的任务更为具体。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邓小平给予这家机构较大的经营自主权，要求从经济和商业角度处理问题，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安排。新中国的经济管理长期依靠计划和行政调度，怎样同海外资本、技术与市场打交道，许多人没有现成答案。中信的设立，正是一次制度和实践层面的试探，目的在于为现代化建设寻找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上午的谈话持续到中午。邓小平看了看时间，笑着说：“肚子饿了，吃涮羊肉吧。”于是，正式会议转成了一顿火锅宴。

锅里的羊肉并不奢华，桌上有蔬菜，也有白酒。席间没有继续大讲政策，更多是询问身体状况，谈些家常。严肃的国家大事，经过这样的相处，少了几分距离感。

古耕虞后来把这次聚会称为“一只火锅，一台大戏”。这句话之所以流传，并不只是因为宴席形式特别，而是因为火锅背后的信号十分清楚：国家开始重新认识知识、资金、技术和经营能力的价值。

五位老人此后都在各自领域继续工作。有人参与财经事务，有人承担工商界组织工作，有人负责对外经济方面的咨询，也有人直接参与企业和机构建设。他们不是改革的旁观者，而是从旧时代走来、又参与新时期建设的一批实干者。

那顿饭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却让许多被搁置的经验重新进入国家视野。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真正难得的不是一桌涮羊肉，而是一次能够坦诚说话、认真听取意见的政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