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5年，天津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写信，收信人是远在海外的长女梁思顺。信中没有谈文章，也没有议论时局，他反复叮嘱女儿，要多给王桂荃写信，让她“欢喜”。这几句话，揭开了梁家内部一段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在梁家的称呼里，李蕙仙是“妈”，王桂荃是“王姨”。可在孩子们心中，那个整日操持家务、照料病人、督促功课的人，早已不是普通佣人。
王桂荃原名王来喜，幼年进入李家，后来随李蕙仙来到梁家。梁启超嫌原名过于俗气，替她改名为“桂荃”。她没有受过完整教育，却聪明勤快，性情沉稳，很早便承担起家中的杂务。
1891年，梁启超与李蕙仙在北京成婚。李蕙仙出身名门，才情不弱，对丈夫的事业也有帮助。梁启超日后能够在复杂的社交环境中立足，妻子替他修正语言、抄录文章、参与家事，作用不能忽略。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1898年以后，梁家长期在日本等地辗转，生活并不宽裕。李蕙仙身体较弱，家中大小事情，逐渐落到王桂荃肩上。她照顾孩子，也料理饮食，成为这个流动家庭最稳定的支点。
王桂荃与梁启超的关系，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她没有显赫出身，也没有受教育的优势，却以多年陪伴获得了梁启超的信任。后来，她成为梁启超的妾，并生育了六个子女。但在公开称谓上，她始终没有得到与李蕙仙相同的位置。
这件事与梁启超倡导的一夫一妻观念，显然存在矛盾。他曾参与宣传婚姻改革，也不愿让自己公开违背主张。因此，王桂荃在梁家有实际地位，却缺少正式名分。梁启超对外很少谈及她，对内则称她为“桂妹”或“王姨”。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这层关系的，不是梁启超的安排，而是孩子们的成长。梁家子女逐渐懂事后，发现王桂荃并未把他们区分对待。她照顾自己的孩子，也照顾李蕙仙所生的梁思顺、梁思成和梁思庄。
梁思成童年时曾因功课不好挨打，王桂荃心疼孩子，上前护住他。梁思成后来回忆，王桂荃不仅负责全家人的衣食，还要督促孩子读书，家中子女早年的教育，离不开她的操劳。
梁思庄年幼时患白喉，王桂荃在医院日夜照料。令人难过的是，她自己的女儿当时也染病，却因无法同时照看，最终夭折。这个细节，足以说明她在梁家承担的责任，也说明她付出的代价并不轻。
1916年，梁启超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受到牵连，行动十分谨慎。那段时期，王桂荃跟随左右，亲自料理饮食。梁启超曾在给蔡锷的信中提到，饭食由她操办，自己才放心。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信任。
1924年，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没有因此迎娶王桂荃。李蕙仙在他的生命中，既是妻子，也是共同经营家庭和事业的人。悼念亡妻时，他写下“我德有阙，君实匡之”，这份感情并不会因王桂荃的存在而消失。
李蕙仙离世后，王桂荃成为梁家日常生活的核心。她没有取代李蕙仙，却承担了母亲般的职责。梁启超担心孩子因身份问题轻视她，便写信告诫梁思顺：“她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这句话，实际上是对王桂荃多年付出的确认。
1929年，梁启超病逝于北京，终年五十五岁。晚年患病期间，王桂荃负责饮食起居，几乎没有离开他的身边。梁启超临终前托付孩子，王桂荃则继续留在这个大家庭里，抚养尚未完全成年的子女。
梁家子女后来各有所成，梁思成成为建筑学家，梁思永成为考古学家，梁思礼成为火箭控制专家，梁思庄则在图书馆学领域取得成就。梁家的教育成就，固然离不开父母的学识，也与王桂荃多年具体而细密的照料密不可分。
晚年，子女陆续离家，饮冰室渐渐冷清。王桂荃缺少稳定收入，为维持生活并帮助子女，她与家人商议后，以梁氏亲属会名义处理了饮冰室。她没有留下显赫财产，却把大半人生留在了梁家。
王桂荃于1968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她去世后，安葬地点一度难以确认。1995年，梁家子女在梁启超与李蕙仙墓旁为她立碑，碑文称她为梁启超的“第二夫人”。迟到的称谓，终于落在石碑上，也留下了那个时代婚姻、名分与家庭责任之间难以化解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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