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广州军区总医院手术室里，王定烈躺在手术台上。医生要取出的，不是普通弹片，而是一颗在他体内停留了16年的完整子弹。它从河西走廊的战场带来，穿过长征岁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终于被取出。
王定烈1918年出生于川东一个农家。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年幼时便跟着父母种地、挑水、养鸡，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母亲识些字，常给孩子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岳飞的故事。那些人物的命运，悄悄影响了这个少年的性格。
1932年，家乡建立川东游击队，14岁的王定烈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红军。由于年纪尚小，他起初主要做文书和宣传工作，没有立即被安排到一线作战。可在战火连天的年代，年龄从来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真正的考验很快便来到他面前。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部队向西北方向展开行动。王定烈随队进入河西走廊。那是一段极其艰苦的征程，部队既要应对敌军围堵，还要在荒凉地带寻找粮食和水源。
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小部队原有的战斗人员大幅减少，激战过后只剩下8人。王定烈在胸部右侧中弹，倒在阵地附近。敌人逼近时，他已经没有力气还击，一把大刀从头顶劈下，刀风擦过身体。
就在危急关头，身边的战友转身开枪，击退了敌人。医务人员匆匆为他包扎，随后又返回阵地。王定烈昏迷了过去，等再次醒来时，身边的战友已经全部牺牲，战场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试图站起来，腰部却突然传来剧烈疼痛。原来，那颗子弹在体内发生了位置变化，横在腰部肌肉之间，使双腿失去支撑。他重重摔倒，仍没有停下求生的念头。夜色降临后，他用双手撑地，一点一点向营地爬去。
西北荒野的夜晚并不安全，除了可能再次遭遇敌人，还要提防狼群。王定烈爬行时，伤口不断渗血，汗水、泪水和血水混在一起，糊住了眼睛。他几次昏迷，又几次醒来，靠着一股劲儿继续向前挪动。
后来，医护人员在一处救护点发现了他。当时他伤口已经感染，身体被放在当地百姓喂牲口的木槽中，众人一度以为他已经没有呼吸。热毛巾擦去脸上的血污后，王定烈突然动了一下。
“还有气！”旁边的医护人员惊呼。
清理伤口时，大家发现这个年轻战士伤势严重，却一直没有放弃。有人问他，参加红军每月能领多少收入。王定烈回答，个人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很少的菜金。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反映出当年许多青年参军的真实选择：他们追求的不是物质待遇，而是改变命运、拯救国家的信念。
伤势稍有好转后，王定烈继续随部队行动。经过半年多的艰难跋涉，他回到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转战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并参与豫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腰里的子弹始终没有取出，医疗条件有限，也没有合适的手术机会。
天气变化时，疼痛尤其明显。阴雨天，腰部像被硬物反复顶住；寒冷时，他常常无法弯腰，额头冒出冷汗。可在战场上，他很少把伤情挂在嘴边，依旧承担指挥任务。随着职务不断提升，他先后担任团长、旅长、师长，部队从山西一路作战到湖北。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建立人民空军成为重要任务。王定烈被任命为空军航空兵第二十三师师长，开始从陆军指挥员转向航空兵建设。那时既缺少经验，也缺少成熟制度，许多训练、管理和作战方法都要从头摸索。
一次在北京的活动中，毛泽东接见了王定烈和政委魏国运。两人初次见到主席，难免有些拘谨。毛泽东看出他们的紧张，拿起糖果分给二人，说：“不要拘束，吃块糖嘛。”
谈到飞行训练时，王定烈表示自己没有学过，但愿意从头学起。毛泽东鼓励他，师长能够带头飞当然好，更重要的是要把组织指挥和航空专业结合起来。朝鲜战争期间，敌机频繁轰炸交通线，建设一支能够执行任务的航空兵部队，已经刻不容缓。
王定烈后来奔赴朝鲜战场，腰中的子弹仍未取出。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到广东工作，才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取出子弹时发现，它已经与周围组织相连，位置也和早年受伤时不同。
1955年授衔时，王定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那颗陪伴他16年的子弹被取出后，留下的不只是伤口，也记录了一个普通战士从川东少年成长为人民空军建设者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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