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主席派章含之看望顾维钧并带话：希望你回大陆看一看

一九七二年十月五日，纽约一间公寓里，八十四岁的顾维钧等来了一位特殊客人。

来的是章含之。

她没有挂官方名义，也没有摆外交排场。她带来的话很轻，却压着半个世纪的风云：毛主席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希望他有机会回大陆看一看。

顾维钧听完，心里不会没有波动。

这个名字，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上曾响过一次。那一年，中国是战胜国，却被列强把山东权益转给日本。年轻的顾维钧站在会场上，手里拿着法理和条约，一层一层争。

最后，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那一笔，没落下。

可到了一九七二年，站在章含之面前的顾维钧，已经不是巴黎会场上那个三十出头的青年外交官。他拄着拐杖，住在纽约，身边是英文报纸、中餐饭桌和一摞摞尚未整理完的回忆录。

他离家太久了。

顾维钧一八八八年生在江苏嘉定，后来嘉定划入上海。少年时代出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国际法，回国后做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往后几十年，几乎一直在外交场上走。

他做过驻美公使，做过外交总长，做过驻法、驻英大使，也做过驻美大使。

名声最响的，还是巴黎和会。

那时，中国代表团争的是山东。会场上有英、美、法、日几大国，有一套已经安排好的强权秩序。顾维钧能做的，是把中国的理由讲清楚，把不能签的底线守住。

可外交场上，从来不是只有才华。

一九四五年旧金山会议，他代表中国签署《联合国宪章》。那时中国还是创始会员国之一。几年后，局势翻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方面退到台湾，顾维钧这个驻美大使的位置，一下变得尴尬。

他出席外交场合，已经承认北京的国家代表，有人不再同他寒暄。

他看得明白。

一九五六年，他离开华盛顿双橡园，结束了十年的驻美使命。那一年，他已经六十八岁，本以为可以歇一歇。

可命运又把他推到海牙。

一九五七年，顾维钧当选国际法院法官。海牙的办公桌前，摆开的不再是国民党方面的电报，而是一件件国际法案件。到一九六六年退出候选，他在国际法院任职近十年。

这算是他外交生涯的尾声。

真正的晚年，才从纽约开始。

公园大道的公寓里，顾维钧每天读报、散步、写回忆录。女儿顾菊珍在联合国工作，夫人严幼韵陪在身边。饭桌上，他仍喜欢中餐，想念上海嘉定的家乡味道。

一个在英文世界里周旋一生的人，晚年反倒更惦记中文书。

他曾说过，自己更喜欢中国书，根究竟在中国。

根在中国。

这四个字，到了十月五日那天，突然有了重量。

章含之坐在顾菊珍家中，看着这位老人。她的身份也微妙：章士钊的养女，毛主席的英文教师，又随中国代表团来到纽约参加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

一年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顾维钧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过去的世界秩序变了，那个他一生打交道的国际舞台，也换了主角。

毛主席让章含之转达的，不是一般寒暄。

他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又希望这位老人回大陆看看。话里没有旧账，先说才华，再说故土。

顾维钧很感兴趣地问大陆情况。

他问得细。

大陆这些年怎样了？北京怎样了？上海怎样了？那些旧日熟悉的人和地方，还剩多少？

章含之一一作答。

饭桌摆开后，谈话还在继续。顾维钧年纪虽高，精神仍好。他听着来自大陆的消息，眼前隔着的不只是太平洋，还有一九一九年的巴黎、一九四五年的旧金山、一九五六年的华盛顿。

可他终究没有成行。

这不是一句客气话能抹平的距离。顾维钧一生换过许多身份：北洋政府官员、国民政府外交官、驻外大使、国际法院法官。每一个身份，都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裂缝里。

想回去，未必走得动。

能不能回，也不是他一个老人说了算。

一九八三年，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叮嘱她，务必要到嘉定看看。

他还把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黄淳耀墨迹，托女儿带回献给国家。

人没回来。

东西回来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顾维钧在纽约又写下唐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那时，他已经九十七岁。

同年十一月十四日，顾维钧在纽约寓所离世。公园大道的屋子里，老人留下的是厚厚的回忆录、文件档案，还有那份没能亲自完成的归乡心愿。

最后替他回到故土的，是女儿手里的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