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那会儿距离一个人被捕、开口、把整张网撕碎，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个月。很多人到今天还在争：如果不是他，台湾会不会已经是另一个局面。
波丽露是台北最讲究的西餐厅。一个人穿着笔挺的西服坐在里面，刀叉切着牛排，跟身边的女人聊着天。负责盯他的特务后来回忆，这个人浑身上下散发着长征老干部特有的傲慢，偏偏眼神闪烁不定。他叫蔡孝乾，化名老郑，台湾省工委书记。
彰化花坛乡出来的穷孩子，二十岁出头跑到上海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听过瞿秋白和任弼时讲课。后来进了中央苏区，编过《红色战士报》，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是唯一一个走完长征的台湾人。抗战时期当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成天跟日本俘虏打交道。1946年7月潜回台湾，成了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手底下党员发展到一千多人，能动员的群众算下来有五万左右。
这个履历放在任何一本历史书里，都够硬。硬到让人不敢相信后来的事。
回台湾以后，享乐的心思冒了头。他频繁出入高级餐厅和歌舞厅，西餐牛排配高档红酒，还跟小姨子维持着不正当关系。组织拨给台工委的活动经费，相当一部分花在了这些地方。你想想，底下的人在山区饿着肚子搞武装，一把手穿着西服在波丽露切牛排，这队伍还怎么带。
我翻材料时注意到一个细节，跟主线其实没啥关系。泉州街那处住所对面有户人家养了条黄狗，每天下午趴在门口晒太阳，特务蹲守的那几十天里，那条狗一直趴在那儿，没挪过窝。后来有人去那条巷子找旧地址，狗早没了，房子也翻修过。这种事跟蔡孝乾的叛变八竿子打不着，但写到这里我脑子里就是挥不掉那条狗的样子。
1949年8月，保密局从《光明报》的线索顺藤摸瓜，先端了基隆市工委。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出了报纸的来源，牵扯到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链条一旦开始断，就停不下来。副书记陈泽民先被抓，到了1950年1月29日，蹲守的特务在泉州街按住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蔡孝乾头一回落网，没几天居然逃脱了。躲了两个月，在嘉义山区实在熬不住，跑进城里买吃的。后来又在一家西餐厅被逮住。第二次进去，他没撑多久，全说了。
那本记事本上写着“吴次长”三个字。保密局顺着这条线，把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揪了出来。跟吴石单线联系的女共产党员朱谌之，当时已经坐飞机到了浙江定海。蔡孝乾一开口，定海那边的人立刻被通知抓人。朱谌之被捕时吞金自杀，没死成，被押回台北。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等人在马场町被枪决。
蔡孝乾交出名单之后，保密局照着抓人。前前后后一共抓了一千八百多人，最后处决的有一千一百多人。
张志忠，省工委的副书记兼武工部长。被捕以后，审讯他的人让他写自白书。他一笔没动。有人问他要不要供出点什么换条命，他回了一句话，大意是“你们要杀就杀，我没什么好写的”。保密局内部档案里有人给了他一个评价——“在台共党员两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他妻子季沄，南通人，1940年入的党，跟他一起在台湾做地下工作。1950年11月18日，季沄在台北马场町就义，二十九岁。张志忠多活了三年多，1954年3月16日被秘密枪决。两口子倒在了同一个地方。
再看一眼时间线。1949年7月，毛泽东提出攻台的条件，除了陆军，“主要靠内应及空军”。那会儿台湾岛上有一千五百多名从大陆派过去的干部，加上本地发展的党员和进步人士，是解放军渡海时最重要的内应力量。蔡孝乾1950年1月被抓，3月彻底叛变。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在6月。中间隔了三个月。
三个月。
那面花岗岩墙上镶刻着八百四十六个名字，还有两百多人连姓名都没留下。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游客来了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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