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9日,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郊,警员赶到一栋两层住宅时,看到一名神色慌乱的华裔妇女和一个异常镇定的年轻人。年轻人没有逃跑,也没有哭喊,只是平静地说:“我父亲的尸体在楼上。”
这句话让现场气氛骤然凝固。二楼书房内,谭凌倒在地板上,身中数枪。枪被发现于车库,儿子查理谭则站在屋外等待警方处置。面对询问,他反复强调:“我没有办法,他要杀我母亲。”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家庭命案。查理出生于加拿大,后来随父母迁居美国,曾就读康奈尔大学,参加橄榄球队,成绩稳定,身边人对他的评价几乎全是善良、热心、懂事。邻居很难把这样一个年轻人,与“枪杀父亲”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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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在当地的生活条件并不差。父亲谭凌曾在伊士曼柯达工作,后来经营自己的科技公司;母亲谭清待人和气,兄弟二人也都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房子整洁,事业体面,孩子优秀,这些外在条件构成了一个看似顺利的移民家庭。
但门一关上,情况完全不同。
从查理和哥哥杰夫的成长经历看,父亲长期脾气暴躁,对妻子实施殴打和威胁。警方资料显示,2003年至2015年间,谭家曾多次因家庭暴力求助,相关电话达到18次。遗憾的是,过去的处理大多停留在调解层面,谭凌短暂离开后,家中的紧张局面很快又会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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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进入康奈尔大学后,原以为自己终于离开了那个压抑的家。可是2014年感恩节前后,他回家期间再次看到母亲遭到殴打,甚至被父亲掐住脖子。谭凌还曾发出杀人威胁,这让查理产生了强烈的不安。
圣诞节期间,查理带母亲暂时离开。短暂的平静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他更加清楚:只要母亲仍留在父亲身边,危险就没有消失。
案发前几天,查理的举动已经显得反常。2月5日,他请假离开学校,先与朋友安娜吃饭,随后前往雅各布家看球赛。他向雅各布询问身上有多少钱,还说自己可能要离开美国。雅各布觉得不对劲,曾让警方上门查看,但当时查理表现平静,警员没有发现明显异常。
2月9日下午,查理向兄弟会成员发出一封措辞古怪的邮件,称之后几天可能会有新闻传出,也可能有警方询问他们。不到一个小时,母亲拨打求助电话,警方随后发现谭凌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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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很快带来疑点。尸体出现尸僵,血迹已经干涸,室内没有明显搏斗痕迹,死亡时间很可能早于报警当天。警方调取电脑记录后发现,谭凌最后处理邮件是在2月5日,正是查理返家的那一天。
更关键的是,涉案枪支并不登记在查理名下。调查显示,他曾到商店购枪,却因身份和等待规定未能当场取得,后来由兄弟会成员惠特尼代为购买。检方据此认为,查理早有准备,并非临时失控。
案件审理却没有按照检方预想的方向发展。查理的辩护团队提出,谭凌长期虐待家人,查理可能是在保护母亲;同时,检方也缺乏能够直接证明他扣动扳机的完整证据。2015年10月,案件一度被宣布审判无效。11月重新审理时,法院又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继续推进谋杀指控。
查理走出法院时面带微笑,与律师拥抱。许多朋友为他筹集辩护费用,舆论中也出现大量同情声音。这个笑容后来被反复解读:有人认为那是劫后余生,也有人认为那是逃脱惩罚后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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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相关程序结束,查理一家回到加拿大生活。事情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同年9月,查理为参加朋友婚礼再次进入美国,随即因联邦枪支相关罪名被捕。检方认为,他在购枪过程中提供了不实用途说明,且涉案枪支最终被用于杀人。
2018年11月,查理因非法购枪及相关联邦罪名被判处20年监禁。到了2019年,他又在书面陈述中承认,自己曾进入父亲书房并开枪,随后让母亲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美国。他解释,自己这样做是因为相信父亲准备伤害母亲。
这起案件最难回答的地方,恰恰不在于查理是否长期承受家庭暴力,而在于他是否还有别的选择。多年求助没有阻止暴力,家人之间也缺乏真正有效的保护机制。可一旦越过法律界限,受害者、施暴者与实施报复的人,便被卷入同一场无法轻易收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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