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下调对中国的预期：靠“卷式出口”一根支柱，或许撑不住！

2026年9月24日，华尔街投行高盛悄然将中国2026年全年GDP增长预期下调至4.5%，正好压在增长目标的下沿。几乎同一周，海关总署公布的8月出口数据同比飙升25%，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下堪称一次"爆单"。

按理说，出口端这么热，华尔街应该为"中国制造横扫全球"而兴奋，但高盛却反手泼下冷水，欧洲智库Friends of Europe也在同期研报中给出相似判断——中国正呈现一种"内需冰封、供给狂飙"的罕见组合：一头是房地产和消费端的持续疲软，另一头是高科技与工业制造在全球占比逼近30%。

反差被压到一张图上就显得异常刺眼。工厂抢工期赶出口，一线打工人却在降薪缩食；全球消费者享用着中国生产的高端产品，造这些产品的工人反而舍不得消费自己亲手下线的东西。

把时间轴往回拉。2008年至2020年，房地产和土地财政扮演了经济的超级蓄水池，信贷洪流涌入砖头和地皮，居民借贷把未来收入兑换成当下消费。

2021年之后，泡沫被挤出，巨量资金必须找新出口，于是定向灌向"新质生产力"：工业用地近乎零地价、居民电价交叉补贴工业用电、地方引导基金亲自下场做股权投资、13%的出口退税在惨烈价格战中变成对外报价的让利空间。

资本从地产被硬挤进光伏、锂电、新能源车和高端装备，产能曲线飙升，居民购买力却远远跟不上。本以为海外市场可以消化这股产能，但现实很冷。

单季中欧贸易逆差已突破1000亿欧元，年化朝4000亿欧元狂奔。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祭出反补贴关税，叠加《外国补贴条例》和碳边境调节机制，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正在合流。

中国企业原本设想在海外赚高溢价、回血反哺国内员工的通路被不断收窄。高盛看得很清楚：靠"内卷出口"这一根独木，撑不起14亿人口的现代化循环。

高科技制造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再漂亮的GDP数字也难以像过去的地产和服务业那样提供海量就业和广泛的二次分配。当造东西的人没有钱消费自己造的东西，总量循环就会卡住。

9月末，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态，若欧盟对中国企业和产品实施歧视性限制，中方将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双方自2026年6月建立的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仍在运作，议题覆盖贸易收支、出口管制和市场准入。

与此同时，中国在稀土、钨等关键矿产上的管控继续发挥效应，欧洲端相关原料价格较年初出现显著上涨，中国在制造业中上游的议价权进一步显现。

欧盟内部正在逐步形成一种共识，认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并在言辞和手段上转向更为强硬的方向。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成员、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加布里埃尔·费尔伯在接受采访时阐述了这一欧洲视角下的判断与政策设想。

从欧洲方面给出的数据看，中国对德国的贸易顺差在约三年时间里增长了四倍，速度被欧方视为前所未有，使汽车及其他制造行业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调整。大众汽车公布大规模削减方案的背景下，欧方担忧中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会推动更多出口产品流向欧洲。

费尔伯同时承认，将德国或欧盟的制造业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并不公允。欧洲自身国内经济增长缓慢、投资推进不力、竞争力有所下降，能源与劳动力成本偏高、官僚体系繁冗，并且其与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仍保持贸易顺差。

分析显示，德国制造商在第三国市场的份额下降，不仅源于中国在这些市场更为成功，也因为德国自身竞争力的削弱。

在货币问题上，欧方观点认为人民币兑欧元汇率低于其所认为的合理水平约20%，并主张若人民币能够更自由地浮动，将给欧洲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等企业更多调整时间。

费尔伯认为，货币国际化本身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存在通过真诚对话与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的空间。

他同时提到，当前资本市场结构与一战后大型经济体协商达成"广场协议"式安排的时代已有很大不同，最大交易量集中在货币市场，若没有中国的参与，重新调整汇率将非常困难，因此没有真正的替代方案可以绕过与中国回到谈判桌。

在贸易工具层面，欧盟已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欧方立场认为相关措施可以更快、更广泛地应用于其他行业。费尔伯主张欧洲政治家应与中国进行坦诚对话，没有人希望发生贸易战，若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对欧洲和中国本身都不是好事。

但他同时强调，欧洲需要建立相应机制，使得在谈判未达成结果时具备升级能力，例如已有的反外汇管制工具此前从未被使用，应将整套工具摆上桌面以备不时之需。关于中国车企赴欧生产，费尔伯表示这一发展是积极的。

欧洲并非要把中国企业拒之门外，中国汽车已属好车，中国制造商的技术能力在部分领域至少与欧洲厂商相当甚至更强。

让中国在欧洲本地生产的好处在于，有助于技术转移、创造就业，欧洲供应商也可以通过向在欧的中国整车厂供货留在市场内，这种方式优于让在华生产的企业直接服务欧洲市场。但他主张，相关投资应附加条件，确保这些工厂真正在欧盟境内创造就业与附加值。

在关税设计上，费尔伯反对近期有人提出的对所有中国商品一律征收30%关税的建议，认为这会大幅降低欧洲生活水平，也不符合美国实际做法——美国对华高额关税是具有针对性的。

他主张欧洲同样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重点放在欧洲属于净出口或仅为微弱净进口的行业，并通过调查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以及有证据显示中国补贴等做法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的领域来缩小范围，尽可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行动。

对于欧洲已经不具备本地生产基地的行业，例如纺织、鞋类及部分进口电子产品，提高关税会推高欧洲消费者和使用相关原料行业的成本，适得其反。欧盟正在推进的《工业加速器法案》中包含在零部件和供应链环节推行"购买欧盟产品"的内容。

费尔伯以互惠原则为依据表示支持，认为互惠是国际贸易关系和世贸组织的基石，欧洲有权向中国提出中国向欧洲生产商提出的相同要求，尤其在公共采购、政府采购警车等领域更为关键。

对于以补贴推动电动汽车购买等计划，他持一定保留态度，因为中国同样有推动电动汽车进入市场的激励计划，来自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车企在华生产并从中受益。

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不能把争取对等待遇完全交给企业自身，必须由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政府以公共政策方式加以推动。在解释德国立场上的"左右为难"时，费尔伯提出了几点原因。

首先要区分德国宏观经济与德国企业，德国车企在华生产并在当地创造利润，主要贡献于中国的GDP而非德国的GDP；法国和意大利在这方面涉入程度不及德国，因此德国的处境更为复杂。

其次，中国在欧洲制造商的生产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德国本土生产也依赖来自中国的原材料，涉及的并不仅是稀土、电池等，还包括组装机器、汽车和化工生产所需的标准投入品，供应链中断对德国不利，也会削弱其在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力。

第三，关于所谓"第一次中国冲击"的分析显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德国国内形成的共识是整体获益，与美国不同，其净效应被认为是正面的，这使得德国在过去数十年中实际上经常从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以及作为自身产品市场的中国受益，政策调整因此更难。

关于欧洲下一步可能的方向，费尔伯认为逐步形成的共识是扩大谈判规模，并同时"磨利武器"，为谈判失败时的工具使用做准备。

他主张欧洲必须进行自身的国内改革，若欧洲经济增长更快、内部市场不再过度分散，议价能力将更大，这不仅是在必要时使用杠杆的问题，也是扩大和增强杠杆本身的问题，意味着要采取能提高欧洲GDP增长的行动。

他同时提出，欧洲应争取建立更大的联盟，与加拿大、墨西哥、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等经合组织国家以及受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影响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对话，共同对中国施压，推动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调整。

在与美国的协调上，他认为在稀土等供应安全领域应加强合作，但也坦言欧美之间自身存在问题，例如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所涉事项中，欧洲看到美国干涉其认为关乎自身利益的事务，使对华协调更加复杂。

对于向德国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费尔伯主张采取稳妥做法，最终找到能让双向贸易继续进行的方案。他不主张封锁欧洲市场，也不赞成采取类似美国那样范围更广的关税，但认为需要在要求中国给予更多互惠与理解的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他判断中国并不希望欧洲市场关闭，欧洲同样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因此需要真诚谈判，而真诚谈判需要论据，也需要具备运用现有手段的能力，一旦谈判破裂，则需要拿出可信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