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食肆落幕：曾经的亚洲美食之都关店困局，香港餐饮发生什么？

铜锣湾罗素街，Five Guys的围板已经封了好几个月。这个美国汉堡品牌一年内关了四间分店，全港只剩五间在撑。

隔壁茶餐厅的老板把午市套餐从58块降到45块，门口还是不用等位。他说，以前中午十二点半，排队的人站到马路牙子上。

但你去翻香港统计处的数据，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2026年第一季度，全港食肆总收益是284亿元，按年还升了1.1%。整体餐饮消费没有崩。崩的是某一类餐厅。中式餐馆的收益比2018年同期跌了27.9%，粤式酒楼菜馆七年里少了290间，跌幅16%。

所以关店潮不是行业性衰退。是一次结构性置换。

港人北上确实是分流的。2025/26财年，港人北上消费按年升了12.8%。Visa的调查说，49%的港人每星期或每个月就会北上一次，深圳是最热门的目的地。美食是北上体验的第一大理由，67%的人选了它。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如果北上消费是主因，那深圳的餐厅应该赚得盆满钵满。事实是深圳餐饮的闭店率同样在飙升。

2026年上半年，深圳多个核心商圈的餐饮铺位空置率也在走高。北上的港人确实在花钱，但他们花的那笔钱不足以养活深圳的餐饮老板，就像深圳人过来花的那笔钱不足以养活香港的餐饮老板一样。

真正在吃掉香港餐饮的，是另一件事。

2020年到2022年间，香港累计流失人口18.73万，占总人口的2.53%。走的不是游客，不是过客，是中产。是那些每周五晚上约朋友开酒聊天、人均消费四百到八百港币的本地客群。

一位在北角经营中菜馆的老板说，他粗略估计，两成到三分之一的流失客人和移民有关，生意最差的月份跌了35%到40%。

这批人不会因为深圳便宜就留下来。他们已经不在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北上是结果，不是原因。中产走了，消费力下滑，留下来的消费者开始精打细算，两餸饭从街边档口开进了商业核心区。

叙福楼主席黄杰龙说得很直接：“没人可以上去吃七天的，港人仍需在香港用餐，特别是工作日”。但如果香港的中产客群本身在萎缩，留下来的人消费力又不够，那餐厅靠什么活？

曾经的香港餐饮不是这样的。

1968年，镛记酒家被美国《Fortune》杂志选为世界十五大食府，是唯一入围的中式食府。

2009年，龙景轩拿到米其林三星，成为全球第一家获此殊荣的粤菜馆。茶餐厅的丝袜奶茶制作技艺被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铜锣湾、中环、尖沙咀的写字楼里，中午十二点一到，西装革履的人潮涌向茶餐厅和酒楼，门口排队的场景从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2010年代。

那是一个香港作为“中间人”的时代。全球资本经香港进入内地，内地的商品经香港走向世界，这个城市赚的是通道费，养得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而中产又养得起一个繁荣的餐饮生态。

粤式酒楼的“一盅两件”不只是吃饭，是商务谈判的延伸，是街坊社交的载体，是一整套城市生活方式的锚点。

这个锚松了。不是某一天突然松的。

再看另一组数字。

2018年到2025年间，香港居民的境外消费支出增长了10%，达到1911亿港元。同期，访港旅客在港消费下跌了44%，只剩1975亿港元。一出一进，两条线正在交叉。

以前香港从游客身上赚的比本地人出去花的多，现在两边几乎打平。香港正在从一个“赚外人钱”的城市，变成一个“内部消费循环”的城市。

如果这个趋势持续，香港餐饮的形态会继续变形。大型传统酒楼会进一步萎缩，因为商业模式建立在宴席、商务、家庭聚会这些高客单价场景上。而这些场景的消费者——中产家庭、商务客、移民前的港人——正在减少。

真正会增长的，是那些不需要客单价支撑的业态。两餸饭、外卖店、茶饮店。2025年，香港外卖店数量比2018年增加了17%，茶饮店暴增76%。这些店活得下去，但撑不起一座城市的饮食文化。

当然不是所有老东西都在死。2026年，一家开业仅一年半的潮州菜馆“贺贺泽”上了米其林必比登推介。有餐厅在逆市扩张。但这些都是个体故事，改变不了大盘的方向。

香港餐饮能不能重回荣光？

如果“荣光”指的是铜锣湾酒楼午市满座、中环茶餐厅下午三点拼桌、游客拿着米其林指南排队的那个年代——大概率不能了。

因为那个年代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在了。不是因为深圳更便宜，不是因为租金太高，是因为构成那个繁荣的消费者本身散掉了。

香港的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呼吁参考内地的“中华老字号”项目，用专项资金扶持传统品牌转型。

这个建议方向值得商榷。用补贴维持一个正在失去客群的业态，就像给一条干涸的河床注水。水会流走。真正的出路不在补贴谁活下来，在于想清楚：当一座城市不再靠“中间人”角色赚钱的时候，它的餐饮业到底应该长成什么样？

你家楼下那间茶餐厅，上一次坐满人是什么时候？#香港餐饮 #亚洲美食之都 #香港茶餐厅 #香港酒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