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42年1月，香港已经沦陷半个多月了。
日军在城里贴满了告示，指名道姓要茅盾、邹韬奋、梅兰芳、蔡楚生这些人去“大日本军报道部”报到，不来就格杀勿论。电影院放电影之前，幻灯字幕上也在滚动播放这些名字。整个港岛的气氛，用当时亲历者的话说，就是“空气里都是血腥味”。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日本人彻底懵了。
几百个大活人，有名有姓有照片，在日军全面封锁的港九地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没有枪声，没有爆炸，没有交火——他们就像水蒸气一样，无声无息地从这座被占领的城市里蒸发了。
这场行动后来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但当时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
一张要命的名单
先说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从深圳方向进攻香港。驻港英军抵抗了18天，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签字投降。香港从此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
但就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当天，延安和重庆之间的电波已经密集地穿梭起来了。
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和廖承志，指示“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当时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连续两天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措辞一次比一次急。12月9日的电报里有一句话特别重——“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为什么要这么急？
因为困在香港的这批人太重要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梁漱溟、胡绳、戈宝权、蔡楚生、司徒慧敏……三百多位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加上家属，总共八百多人。这些人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文化界、新闻界、艺术界的半壁江山。
更要命的是，日军对这些人“志在必得”。
日本驻香港的文化特务和久田幸助，外号“广东语专家”，专门负责对文艺界做工作。他手上有名单，知道哪些人在香港，住在什么地方。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挨家挨户搜查，还限令所有知名文化人到日军驻地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说白了，这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比赛。日军刚占领香港，对本地情况还不熟，加上大量难民需要疏散，这个窗口期不会太长。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找人的活儿，比打仗还难
营救行动的第一步不是撤退，是找人。
你可能觉得奇怪——人就在香港，找到不就行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香港沦陷前，大批文化人从内地陆续转移到香港，住在港岛各处。但战火一烧起来，为了躲避轰炸和日军搜捕，这些人不得不频繁搬家。邹韬奋先后搬了六次家，最后被找到时，他和妻儿挤在铜锣湾灯笼街一间小木屋里。茅盾也换了好几个住处。有的人搬着搬着就跟组织失去了联系。
负责找人对接的是潘静安。他拿着廖承志提供的名单，一个地址一个地址地跑，一个线索一个线索地追。有些人的住址已经变成了废墟，有些人的联络暗号已经失效。潘静安和张友渔等人花了十多天时间，才把分散在港岛各处的文化人一个串一个地联系上。
这个“一个串一个”的办法很土，但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找到一个人，从他嘴里问出他认识的其他人的下落，再去找下一个。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往里找。
找人只是第一步。找到之后，还得帮他们迅速转移驻地。因为很多人原来的住处已经被日军特务盯上了。廖承志在香港高罗士大酒店分批会见了在港的文化人士，告诉他们撤退方案和途径，分发了隐蔽和撤退的经费，还确定了撤离时的分队长和注意事项。
这批人接下来要走的，是一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路。
三条路，条条要命
撤退路线不是拍脑袋定的。廖承志、张文彬、刘少文、尹林平等人反复研究后，确定了三条主要路线。
